1978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几乎是体制内外人士的共识。从此，中国这艘承载着荣光和苦难的古老大船，被市场化的潮流所挟裹，一路颠簸向前。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发轫和奠基贡献了先知先觉者的三湘热土上，公民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嫩芽，也沐浴着市场化的春风在潜滋暗长。
作为湘北古城岳阳，曾因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而名动天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起了历代许多仁人志士的忧国爱民情怀。进入21世纪，2003年那场“重选市长”风波再次让岳阳名闻遐迩。
2003年元旦那天下午，在岳阳市委中心礼堂内举行的市长选举中，唯一候选人、上届市长罗碧升竟因票数未过半而落选。这个意外几乎超出了现场所有人的经验。难怪结果公布后长达十五分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根据以往惯例和当下政治生态，罗碧升当选应该没有悬念。然而，省委推荐的市长唯一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不仅在岳阳、湖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生活中都绝无仅有。在新年第一天，岳阳人大代表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罗碧升成了新闻人物，也在不经意间创造了历史。民众参与政治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笔者无法考证岳阳人大代表当时的动机。但从他们对政治“显规则”说“不”，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的自觉中，我看到了公民精神的一线烛光。
如果说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说“不”是公民意识的一次集体觉醒，那么长沙“刁民”陈洪则是试图突围霸权话语、进行网络维权的个人典型。
陈洪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下岗工人，因上书市长而一夜成名。2003年长沙市开始禁止摩托车上路。靠摩托车载客营生的陈洪一下子断了生路。他给长沙市长谭仲池写了一封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登在当地政府部门主办的红网上，落款是“长沙刁民陈洪”。在信中，陈洪批评了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政策和一些社会不平现象，文字合情入理有节。长沙市长谭仲池一次在会上公开对这封信的内容给予了肯定，并表示“这封信在我从政生涯中，将是我的良师益友”。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一时风靡网络。
成名后，陈洪仍以网络为平台，发表了许多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建议。他还开设了“长沙刁民陈洪”的专用博客，就一些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发出声音。博客被点击率以几何级数字攀升，目前已高达220多万人次。从2006年开始，他的影响力开始漫延到传统媒体。《半月谈》、《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关于他的专题报道，被转载得铺天盖地。不仅如此。陈洪先后多次参与就“禁摩”问题的行政诉讼。据笔者对陈洪的接触和了解，他对中国社会法治环境不乏清醒认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他在每次诉讼之前都料到败诉的结果，但他还是要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间接的效果还是有的，至少在其它方面政府再制定有关规定时会引起注意。” 从个人维权到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陈洪开始了从“市民”到“公民”的重要转变。
当然，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一些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越来越公民化和民主化。陈洪虽自称“刁民”，但长沙市长谭仲池没有把他当“刁民”。他没有居高临下地训斥，或干脆不理不睬，而是进行正面回应，平等地展开对话。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但普通民众要有公民意识，也需要管理者有宽容、平和的公民心态。官与民的良性互动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社会运动开始勃兴。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的社会运动呈燎原之势。近5年，具有影响力的规模性社会运动，即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就有10多起。这还只是媒介已经披露的，实际上可能更多。
归纳起来，湖南社会运动具有六个特征。一是运动形式多样化。有罢运、罢课、上访、堵路、示威、静坐等多种形式。二是波及面广。2004年以来，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相继在长沙市、邵东县、耒阳市、永州市、湘阴县、洪江市等地轮番上演。发生地既有繁荣的都市，也有偏僻的乡镇。三是运动规模大。参加人数多的在万人以上，一般也有几千人。如2004年9月长沙市城区有1万余台出租车、2万余名司机参加了罢运。2008年12月在邵阳县爆发的罢课运动中，有1万多名老师参加。四是有各地相互协调、跨区域统一行动的趋势。2008年6月，岳阳、常德、长沙、湘潭、邵阳和娄底六个地区十个县市的民办教师代表联合行动，齐聚省会长沙上访，要求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五是各地运动爆发的时间较为集中。在2008年最后两个月，就有新化县、新宁县、隆回县、邵阳县、新田县等多地发生教师罢课事件。六是运动的起因虽是经济利益，但矛头多指向政府部门。2008年12月邵阳县罢课的主因，是老师们没有领到每年一万多元的津贴。他们认为政府财政不透明，津贴是被官员侵占了。在2008年9月吉首市集资户围堵铁路事件中，有人认为当地百余官员参与了非法集资。政府税费过重、市场管理混乱是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主因。通过集体行动施压后，有些政府部门不得不作出让步，惩治失职者和腐败行为，出台利民政策，补偿利益受损者。
公民意识是消解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有效力量，而社会运动则是解构全能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公民意识推进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强化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运动的相互推进，为湖南建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不容乐观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把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当成“刁民”来压制。陈洪成名后，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在当地媒体上却销声匿迹。岳阳“重选市长”事件被外地媒体炒得如火如荼，而当地媒体却避而不谈。特别是本地的“群体性事件”，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基本上是报道禁区。有媒体人戏言：“地球人都知道，只有湖南人民不知道！”不仅如此。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头者纷纷遭到打压。这是某些官员仍有“臣民意识”在作祟，他们对所谓的“刁民”仍然持有高度戒心。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刁民”，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陈洪把“只谈民生，不谈民主”作为话语底线，就是这种心理的曲折反映。在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否定市长候选人罗碧升后，省委再次“推荐”了他。人大代表最终只得选罗碧升当市长。有人大代表事后无可奈何地说：“对是否确定罗碧升为正式候选人再次进行了表决时，采取的是现场举手的方式。”岳阳人大代表这次没能说“不”，错失了再次创造历史的良机。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管理者，要彻底去掉“臣民意识”，真正地树立起“公民意识”，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先行者们披荆斩棘，已为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行。在三湘乃至神州大地上，公民精神花开遍地、公民社会大树参天已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2009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