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媒体人是异常艰难的。局中人自然深得其味，圈外人往往不明就里。半个多世纪前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所遭遇的首次文祸，不是它与当局冲突最剧烈的一次，也不失为一个解读媒体人生存处境的好范本。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给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准许“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法人代表），雷震任社长，毛水平任总编辑，殷海光等文化名人成为编委和主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素来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他们要呼吁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这与蒋介石维护专制统治的初衷背道而驰。《自由中国》不断突破言论禁区，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1951年6月，它遭致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文祸。这次只是《自由中国》和雷震们的坎坷命运的序曲，自由媒体与专制政权、独立媒体人与独裁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显露无遗。
台北市区接连发生几起离奇案件，案情惊人地相似：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民众与银行正在成交时，被特务机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抓住，进行严厉处罚。民众对此意见很大，普遍认为是特务机关搞的鬼。《自由中国》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详细调查发现了其中黑幕：“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与银行内部的不法分子勾结而设下圈套。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刊发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对特务机关为非作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要求政府“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这篇社论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特务头目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与此同时，彭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只要吴国桢一批，他们就动手抓人。吴国桢终究没有同意。彭孟缉窝了一肚子火，仍然没有撤走布控在杂志社门口的特务，搅得职员们不得安宁。后经“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协调，彭才悻悻地撤回了监视的特务。
随后，彭孟缉去找蒋介石。其实，蒋介石早已看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他为此事大怒，并将《自由中国》视为“敌人”。但杂志发行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蒋不愿为此事得罪他，需要他继续当“政治花瓶”。彭孟缉告状时，蒋一直不表态。彭从蒋的暧昧态度中认定他并不反对整《自由中国》。于是，彭委托主管宣传的国民党要人陶希圣给雷震传话，扬言如果《自由中国》不作检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彭还给雷震的妻子打来威胁电话，说他要与雷震和《自由中国》算账。
“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了平息此事，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缓和一下矛盾，并就此事征求黄少谷的意见。黄少谷把握不准，便请示陶希圣。陶希圣说：“《自由中国》应再作一篇文章。不然，‘保安司令部’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这一天，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函中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已引起“保安司令部”的公愤，并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没有蒋介石授意，它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在各方的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文章，只是对上期社论作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之词，坚守《自由中国》的办刊理念。陶希圣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强辩，全无认错的意思，如果这样登出来，是在火上加油。雷震只好硬着皮头请陶亲自修改一下。当雷震取回经陶修改过的文章时，题目已改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原稿被砍去了三分之一，并加上了不少语句，对“保安司令部”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这篇由《自由中国》、“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要人“合作”出来的畸胎社论，刊于《自由中国》第4卷12期。如果说这在台湾新闻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纪录，随后胡适的抗争则为媒体人增添了一抹亮色。
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看到寄来的最近几期《自由中国》和一些新闻报道后，非常不满，于8月11日给雷震写了一封信。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胡适，这次以罕见的激烈言辞，谴责了当局迫使《自由中国》赔罪道歉的行为，他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人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他表示“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还特别强调要将此信公开登在《自由中国》上。
雷震看到这封信后，深受鼓舞。9月1日，胡适的抗议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登出，这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引发了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冲突急剧升级。蒋经国、彭孟缉下令通知各书店、书摊不准销售此期刊物，并抽调大批特务上街收购《自由中国》杂志。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压制《自由中国》，国民党与特务机关精心策划了的一场批判会。9月4日，卧病在床的雷震被强行通知参加会议。会上，陶希圣、彭孟缉等人轮番对雷震进行批判。雷震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当局整天对外鼓吹台湾是“自由、民主”之地，不过是喊喊口号来欺骗世人罢了。
蒋介石镇压《自由中国》，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6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胡适对蒋抗议》，导致《自由中国》事件对国民党当局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但也无可奈何。他不敢让打压行动升级，否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危及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
通过这次风波，雷震感到，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对胡适的言论颇为畏惧。由胡适任发行人，对《自由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9月7日，《自由中国》编委联名给胡适寄了一封信，将最近发生的风波详细透露给胡适，并恳请他留任发行人。胡适接受了请求。
后来，王世杰看到雷震与当局的关系越搞越僵，就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出面协调。王与陈商议的结果是：不开除雷震的党籍，由陈诚写一封信给胡适，向胡适解释、说明台湾近年来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在第5卷第6期上公开刊登此信，以化解各界对胡适抗议信的“误解”。雷震觉得这个意见对《自由中国》没有大害，事态也可平息，便同意了。
胡适收到陈诚的信后，相信实际情况绝不是信中说的那样，为了把情况弄清，9月11日，胡适又给《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等人写了一封信，特意询问“《自由中国》（刊登胡适抗议信的第5卷第5期）是否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雷震觉得胡适是杂志的发行人，应该将实情告诉他。为防国民党及特务机关的报复，雷震托香港友人给胡适发了电报，告知《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胡适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电报，心里明白了一切。胡适后来虽再未提及此事，却通过这件事深深感受到，雷震、毛水平、夏道平他们今后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麻烦，台湾争取自由民主任重而道远。
胡适曾在《自由中国》创刊号《〈自由中国〉的宗旨》中写道：“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与雷震们没有因横遭文祸而改变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方面，他们仍然不断揭露、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续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从“坐而言”升华到“起而行”，积极投入现实政治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准备以组织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这无疑触犯了独裁者的大忌。
1960年10月，蒋介石撕下民主的伪装，捏造罪名将雷震等人抓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连带被封杀。蒋介石虽不敢对胡适有什么实际行动，但此事对胡适打击很大，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962年2月，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当时虽不得善终，倒成了台湾思想启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运动的精神宝塔。
（2009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