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美国曾不顾其他大国的推举，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踌躇、甚至不情愿的霸权。这种“踌躇”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义者对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和警告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愿意领导世界的最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为维护世界领导地位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证明他们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并值得那些艳羡和追求地区与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倾听。

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声称美国不能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然而，在80年前，美国对这一领导地位并不艳羡，尽管它完全有谋取这一地位的实力。美国甚至不顾英国的“禅让”和其他大国的推举，在一战后和30年代经济危机中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直到二战后期美国朝野才决心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成为“世界领袖”。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经历了犹豫与彷徨，对扮演世界领袖角色充满疑虑。这一史实虽然与二战后美国人领导世界舍我其谁的态度大相径庭，也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但确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本文在追溯这一历程基础上，阐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拒绝领导世界的原因，并兼论美国经验带来的启示。

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

当1776年7月4日英属十三个殖民地联合一致宣布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的时候，美国不过是由十三个独立小邦组成的松散联合体。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时，美国还是一个处于世界边缘、对国际局势没有什么影响的弱小农业国。其人口只有400万，领土面积90万平方英里；而且刚刚开始“共和试验”，这一试验能否成功，美国的建国者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到1890年，美国人口增至6300万，领土面积360万平方英里；美国已经完成工业化，其GDP总量远远超出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1905年，美国人均收入也超出英国，并把德国和法国远远甩在后面。而到1918年，也就是一战结束之年，美国的GDP总量比英、徳、法三国的总和还要多。

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对整个世界构成冲击。英国著名记者威廉·斯泰德（William T. Stead）在20世纪初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力。他在1902年出版的《世界的美国化》一书中认为美国“正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并这样描述美国工业产品和文化对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早晨从新英格兰被单中睁开眼睛起床，用“威廉斯”牌香皂和杨基牌安全剃刀刮去脸上的胡须，在他产自北卡罗莱纳的短袜上套上波士顿的靴子，扎紧康涅狄格的背带，从口袋里拿出华生或沃特伯里（牌手表，然后坐下来吃早餐。……他吃着由美国大草原面粉做成的面包……来自巴尔的摩的罐装牡蛎和一小块肯萨斯城的熏肉，而此时他的妻子则摆弄着一小片芝加哥的牛舌，孩子们则吃着“贵格会”的燕麦。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读着晨报，这份报纸由美国机器、在美国的纸张上、用美国的墨水印制，并很可能由一位来自纽约市的聪明记者来编辑。……在他的办公室，当然一切也都是美国的。他坐在内布拉斯加转椅上，在密西根圆角桌子前用锡拉丘兹打字机写信，用纽约自来水笔签上名字，然后用来自新英格兰的吸墨纸吸干后，将这些信件放入产自大急流域（Grand Rapids）的文件柜里。……当夜幕降临时，他听着最新的美国音乐喜剧放松自己，喝一杯鸡尾酒或某种品牌的加州红酒，吃两片“美国制造”的“小肝泥片”，然后进入梦乡。

斯泰德还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展望，预言“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是“20世纪的潮流”，并宣称美国的实力和繁荣程度已经足以使它“有权要求获得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在那个时代，“英语国家的领导地位”其实就是世界的领导地位。

经济实力的增加给美国人以极大的自信，一些人士相信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并开始思考美国的新角色。卸任不久的前国务卿理查德·奥尼尔（Richard Olney）于1898年3月2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抛弃华盛顿关于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角色。他认为华盛顿提出孤立政策是因为美国当时“年轻而弱小”，需要利用自己“遥远而隔离的地理位置”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之中，以便为自己“赢得时间”，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毫无干扰地积累足以让美国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而现在， “美国已经赢得了时间……它不再虚弱无力,也不再缺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因此，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准则“不再适用于目前的形势”，美国不能继续奉行孤立的原则，满足于充当“榜样”，“不光彩地”“逃避大国应该承担的和崇高地位赋予（美国）的责任”。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也认为，美国的实力已经使其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一组在125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给美国带来“迅速的变化”。因此，美国不能继续与世界事务“保持距离”，“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美国应该“富有远见”，看到美国的“繁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让新世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的共和试验已经“成功”，“民主不再是一个试验”，而是“切实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模式。他在担任总统后更是明确提出，“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威尔逊心中美国应该扮演的“更大角色”是领导世界。

踌躇的霸权：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与拒绝

一战不仅削弱了曾经主导世界事务长达数个世纪的欧洲列强的实力，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自信心。一战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自然使人们怀疑，相互之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也最具毁灭性战争的国家有何资格自称“文明”和“先进”？1918年夏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一书的出版似乎成了这种自信心下降的注脚。而美国在战争中展现的巨大实力，特别是横跨大西洋投放军队的能力和战时工业生产能力震骇了欧洲。战争结束时，西欧大陆废墟成片，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遭到巨大破坏，整个欧洲等待美国的救助。一战也导致欧洲主导的旧的国际秩序倾覆，而威尔逊提出的以“十四点”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计划不仅得到交战国领导人的认可，更是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备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民众渴望威尔逊能够利用美国的力量带来持久的和平，让欧洲摆脱几百年来不断陷入战争的宿命。欧洲各国的广场、街道、车站和公园都出现了威尔逊的名字，墙上的海报则写着“我们希望威尔逊式的和平”。在意大利，士兵们甚至跪在威尔逊画像前。“在人们眼中，威尔逊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他成了弥赛亚”。英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对美国的声望和威尔逊的影响力做出这样的观察：

当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在全世界享有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威望和道德影响力。他大胆而深思熟虑的言辞传到欧洲各国人民的耳中，甚至盖过了其本国政治家的声音。敌国的人民相信他会履行与其签订的契约，盟友国家的人民不仅把他视为一个胜利者，还几乎把他视为预言家。除了这种道德影响之外，权力的现实也掌握在他手中。美国陆军无论人数、训练还是装备都处于历史的顶点。欧洲完全依赖美国的食品供应，金融领域美国更是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欧洲欠美国的债务不仅已经超出了其支付能力，而且只有给其进一步的大规模援助才能把欧洲从饥饿和破产中拯救出来。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哲学家拥有如此多的约束这个世界上的君主的武器。……我们是多么好奇、渴望和梦想看一眼这个天命所归之人的模样和风度，他从西方走来，将给作为其文明发源地的古老的父母之邦遭受到创伤带来抚慰，为我们奠定未来的基础。

毫无疑问，一战结束时的美国在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用当时一位中国人的话说，“无论政治、经济、实业、社会、宗教等方面，美国于今已为欧亚各国之良好模范”，“美国遂成为天下之救世国”。

而为了防止德国可能的东山再起，英法领导人也希望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加入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去，成为遏制德国阵营中的一员。他们担心的不是美国的力量进入欧洲，而是美国对欧洲的抛弃，也就是重新回到孤立主义路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呼吁美国人民“放弃远离（欧洲事务）的传统做法”，与法国结盟，来共同保卫民主国家的安全。美国拥有的巨大实力和威望以及欧洲的让权使威尔逊决心为美国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维护战后持久和平的责任。他告诉美国人，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担当领袖角色的国家，“因为它从世界每一个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并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够明白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权利、渴望和命运”，因此“是唯一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的领导的国家”。而且，整个世界也盼望美国的领导，美国如果“不给予这种领导”，“就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民族”。“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情感的倒退，并做出极度心灰意冷的反应，从而导致普遍的犬儒主义”，因为“人类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具有世界领袖的威望，所缺的不过是决心。威尔逊声称，“上帝正在帮助我们”，世界人民在“追随我们”，“我们应该去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那么美国的全部荣耀都会失去，美国的力量也会消散”。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威尔逊仍然劝说美国人“抛弃自私的利益，重新制定具有最高远理想和目标的国际政策，并以此来行动”，并称“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

在威尔逊心中，国联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美国可以提供一种全球性的领导但又不会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中去。不仅如此，通过国联美国还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利益和实际的好处。他在1919年9月圣路易斯的演讲中说：“如果我们加入国联，我可以预言，我们将是国联的高级成员。金融领导地位将是我们的，工业优势将是我们的，我们还可以获得商业上的好处。世界其他国家将指望我们的领导和指引。”一战结束后，是否支持美国加入国联在当时成为是否愿意接受领导责任的试金石。

但是，威尔逊让美国加入国联、领导世界的抱负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孤立主义者的代表是联邦国会内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参议员，这些人构成国联辩论中的“不妥协分子”，其领袖人物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他们相信欧洲是一个滋生腐败、阴谋和专制主义的地方，一直对欧洲抱有深深的警惕，决心恪守华盛顿关于美国不要卷入欧洲政治的准则，担心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国东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博拉强烈反对美国加入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认为组建国联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加入国联就是“把自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的一员”。在博拉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自由的灯塔”，而不是介入外国的纷争。他坚持认为乔治·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美国“国家计划、目标和使命中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弃它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背叛”。 “不妥协分子”也反对威尔逊促进民主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詹姆斯·里德（James A. Reed）称“让世界民主化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博拉等“不妥协分子”为美国规定的角色是继续远离国际政治舞台，仅仅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而不是“世界领袖”。国联大辩论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虽然并不反对美国参与国际（欧洲）政治，但坚决反对美国承担起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保证国联会员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义务，称“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履行这一任务”，实际上也反对威尔逊追求的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目标。国联大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加入国联，实际上也就是拒绝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

（国联盟约的遭遇）

在20年代，美国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感受到美元的力量，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重要关头可以把美国排除在考虑之外”，它实际上“赢得了英国在滑铁卢战役至1914年间以及法国在此前一个世纪时间里所拥有的那种相对地位”。但是，在整个20年代，共和党政府奉行有限的国际主义政策，拒绝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沃伦·哈定总统在1921年3月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美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进步，这本身便表明，我们历来奉行不介入旧世界事务的政策确属明智之举”；美国“渴望在对文明进行道义领导方面获得崇高的地位”，但是美国不会承担确保其他国家安全的集体安全义务，美国不会“加入任何永久性的军事联盟”，“不能做出任何政治承诺”，美国“对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并不谋求左右旧世界的命运”。在哈定看来，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国际社会的道义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作为“代议制民主的殿堂”，“为全人类的自由和文明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哈定称，他也“认识到随着进步带来的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世界出现了新秩序”，但是新秩序不是集体安全，不是类似国联那样的“世界超级政府”( world supergovernment)，而是裁军、国际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法院。哈定后来更是公开宣布其政府“明确地、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入国联的想法，……无论是从边门、后门还是地下室的门”。哈定的就职演说实际上确立了整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接替哈定的柯立芝总统在1925年3月4日的就职演说中称，尽管美国会参与一系列维护和平的措施，但美国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超然和独立”，“不会与旧世界的任何利益有牵连”。

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战争。面对这一形势，美国更是极力回避领导世界走出危机和遏制极权主义扩张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从20年代有限的国际主义滑向全面的孤立主义。

经济危机爆发后，作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金融中心，美国是唯一能在危机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实际上世界各国也对美国领导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寄予厚望。胡佛政府在经济领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允许欧洲国家暂缓向美国偿付战债一年，呼吁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危机，但是其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向是把美国从世界经济中脱离出来，“以便让已经在美国启动的有助于经济复兴的力量摆脱来自国外的阻碍性影响”。胡佛政府拒绝了欧洲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向欧洲国家提供贷款的建议，也拒绝了有关放弃保护性关税的要求。面对日本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破坏《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胡佛政府的反应与在经济领域的反应一样：拒绝在维护远东国际秩序中承担领导责任。尽管国务卿史汀生从国际秩序完整性的视角来看待日本的行为，认为日本的行为破坏了国际秩序，并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以扞卫条约的神圣性，但胡佛总统反对采取制裁措施，认为远东危机“主要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应主要由国联而不是美国来应对这一危机，美国的政策是与国联合作。胡佛称“这是美国政策的限度”。

1933年上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是威尔逊的追随者，在担任总统前被普遍认为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与威尔逊一样，罗斯福相信集体安全和自由贸易原则，认为美国应该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一战后曾积极活动，推动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加入国联。但是，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罗斯福深知，在美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国会和民众强烈反对美国卷入国际事务。他上台后不敢推行国际主义路线，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延续胡佛的政策，拒绝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缓解危机。1933年6月12日，由国联发起的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这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多边合作拯救世界经济的重要尝试，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美、英、法等国能否合作，恢复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国际汇率以及降低关税，以阻止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混乱。当美、英、法代表将要达成稳定汇率计划时，罗斯福向会议致信，宣称“对一个国家的繁荣而言，健全的国内经济体制是比其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比值更为重要的因素”，“暂时的汇率稳定”不是缓解经济危机的“正确答案”。这封被称为“晴天霹雳般的信件”实际上导致了会议的失败。1934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美元贬值，由每盎司黄金兑换20.67美元降到每盎司35美元，以保护本国工业和刺激出口。同时，美国政府还拒绝削减关税。这表明罗斯福政府并不想领导世界共同应对经济危机，而只想通过对经济和贸易的管制单独走出萧条。

经济史学家同意，华尔街股票的暴跌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但大萧条的深度和危害的程度并非是不可控制的，华尔街的股票暴跌导致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社会错误的应对有关。美国最根本的失误是拒绝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承担领导世界共同走出经济萧条的责任。很显然，在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要想走出30年代的大危机，必需有强有力的领导国家来提供公共品，稳定世界经济。换言之，要想世界经济稳定，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就像一战前英国曾经做的那样。但是一战后，世界经济的繁荣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本和市场，衰落的英国已经无力发挥世界性的领导作用，愿意把制定世界经济计划和领导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角色留给美国去扮演。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却拒绝扮演这一角色。著名经济史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对此评论说：

这次萧条波及面这么宽、程度这么深、持续时间这么长，是由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在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定国际经济体系，致使该体系处于不稳定的状况。这三个方面是：一，为跌价出售的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三，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除非某些国家，像英国在十九世纪和截至1913年时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去稳定世界经济体系，否则这个体系就不可能稳定。在1929年英国没有能力这样做，而美国则不愿这样做。当每个国家都转而保护它自己的国家私利的时候，全世界的公共利益就遭受到被抛弃、被损害的命运。而这时，所有国家的私利也就随之受到损害。

如果把世界经济比喻成一辆车的话，3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不是因为英美争夺驾驶权，“不稳定性看来是因为一个司机越来越虚弱，而另一个司机对开这辆车又缺乏足够的兴趣。”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日、德、意等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罗斯福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与胡佛政府一样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拒绝扞卫战后国际和平机制和干预德、意、日的扩张行为。在中日冲突问题上，罗斯福表示赞同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延续了胡佛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尽量不触怒日本，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影响其国内改革计划。当1933年5月日本开始蚕食华北、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请求美国调停中日冲突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提出这一角色应该由国联或英法而不是美国来扮演。在欧洲，面对逐渐恶化的局势和战争危险，国会于1935―1937年通过一系列的《中立法》，规定美国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任何物资，禁止美国人搭乘交战国船只旅行，禁止向交战国贷款。《中立法》的目的是通过限制美国的国际商业与金融活动来减少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

从1937年10月发表“防疫演说”开始，罗斯福开始尝试改变对国际事务的不干预政策，试图通过对公众的教育带领美国逐渐摆脱孤立主义，走上通过国际合作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的道路，但收效不大。罗斯福对其演讲撰稿人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说，“当你正在试图带领人们往前走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却没有人跟着你，这真可怕。”针对1939年的捷克危机，罗斯福虽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但他并不想参与捷克危机的解决。同大多数欧洲人领导人一样，罗斯福对慕尼黑会议对捷克问题的解决有一种解脱感。

大体言之，在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战爆发之前，除了在拉美实施的“睦邻政策”外，罗斯福在欧洲和东亚几乎没有任何新的外交倡议。尽管罗斯福坚信国际主义理念，但其公开场合的言行更像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亨利·卢斯评论说，在执政的前七年，罗斯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立主义者”，“比赫伯特·胡佛和卡尔文·柯立芝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其政策导致“美国未能在国际合作方面实施有效的世界领导”。卢斯的批评虽然有些尖刻，但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

一战后美国筹划建立的国际秩序只维持了20年，这与维也纳秩序维持一个世纪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维也纳会议后国际秩序的稳定不仅因为欧洲均势的建立，还由于英国作为霸权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维护。爱德华·卡尔这样描述英国在19世纪发挥的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

19世纪，英国海军的舰队不仅保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且也管辖着公海，为所有国家提供平等的安全。伦敦货币市场为几乎整个世界确立了一种单一货币标准；英国的商业使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自由贸易原则（尽管是不完善的弱势形式）；英语也成为四大洲的通用语言。这类情景既是英国霸权的产物，也是英国霸权的保障。它创造了一种世界社会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幻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创造了这样一种事实。于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假定就被一个强大的国家创造出来。

但是一战后，衰落的英国已经无力承担领导世界、维护秩序的任务：英国舰队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无力阻止日本对美国的进攻；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已经不允许其扮演信贷提供者和全球市场的角色，英国自己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英国制定国际议程、提供国际制度、组织国际社会解决国际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也大大降低；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大众文化而不是英国的绅士文化开始在全球传播并提供了全球文化消费的标准。简言之，只有美国可以充当世界秩序维护者和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而在1918年，“在几乎一致赞同的情况下，世界领导权被交付于美国。”威尔逊总统也很愿意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领袖的权柄，但是美国人民和后来的几届美国政府却把这一权柄视为烫手的山芋而加以拒绝。如亨利·卢斯所言，“在1919年我们拥有一个黄金的机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承担世界领导责任――这是一个放在天下闻名的银盘子里递给我们的黄金的机会，但是我们并不理解这一机会，威尔逊错误地处理了它，我们拒绝了它。” 特别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盛行，经济混乱和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30年代，世界急需一个发挥团结、协调和领导作用的中心，但美国却拥抱孤立主义，不愿成为这一中心，导致国际领导角色的缺失。其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加深、国际秩序的混乱和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决心谋求世界领导地位

二战的爆发极大地警醒了美国，也使罗斯福决心带领美国走上国际主义的道路。但是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援助英国和苏联的政策倡议遭到以“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坚决反对。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干预欧洲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孤立主义者仍然相信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其安全，欧洲战争不涉及道义问题，美国没有必要进行干预，援助英国和苏联只会把美国拖入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布了孤立主义的破产，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获得了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次机会”。到战争后期，美国领导世界重建国际秩序的主张开始为美国民众广泛接受。1943年3月，“全美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Federal Council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又到了选择其国际角色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将比以前更是全人类的不幸”。而新的国际角色就是“世界领袖”。声明称：“只有美国承担起领导责任，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因为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能力对世界局势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要想让未来不重演过去，美国必须承担责任，采取与其实力和机会相一致的建设性行动。”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明确提出美国要充当世界领袖：“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我们赢得的胜利已经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身上。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家间发挥领导作用。”《生活》杂志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美国人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对永久和平与经济稳定的根深蒂固的希望要求我们接受在国际阵线中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接受这一责任，并准备好用源自我们开拓精神的遗产中所有的勇气和坚定来履行这一责任。”

这说明朝野在美国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美国最终确立起领导世界的决心。这一转变无疑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有关。战争结束时的美国拥有无与伦比、首屈一指的巨大实力。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从未出现过这一局面：一个国家像巨大的磁铁那样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财富和目光。军事战略家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1946年的一番话概括了当时美国的国际地位：

“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国中间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地位。如果说，这个国家由于具有海空军的优势，因此在原子弹发明以前就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免遭进攻的话，那么对这一威力无穷的武器的独家拥有已经让整个世界的城市和生产中心，包括强大的苏联听凭我们和平意图的摆布。历史上从未有过所有其他大国如此依赖一个主要大国的时代。”

《时代》周刊引用丘吉尔的话说：“在这一时刻，美国站在世界的顶峰。”

但是，光有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运用这一实力的愿望和决心。一战后美国也具有世界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实力，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甘愿把领导权交给美国，但是美国却拒绝接受，因为美国国会和民众缺乏领导世界的意愿。二战后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的确立与二战的经验和教训密切相关。

首先，二战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在二战前，美国用“国防”（national defense），而不是“国家安全”来指称安全问题，其含义是保卫美国本土、海外属地和西半球免遭外国的军事进攻。而二战后，“安全”的含义不再仅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免遭进攻，还包括保卫美国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完整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和能源体系的稳定，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二战的爆发即源于大危机、经济区域主义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的崩溃。同时，安全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为全球性的，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美国卷入二战这场全球性冲突本身已经使美国的利益“全球化”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在战时曾言，“过去我们满足于西半球防御作为我们安全的基础，现在再持有这种想法似乎就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关心整个世界的和平。”在这种安全观指导下，使用美国军队的地理界限不存在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V. Forrestal）在1945年众议院作证时说，美国决心使用美国的“力量”去应对“世界任何地方出现侵略”。美国实际上“是用一个无限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去领土化的美国安全定义来代替一个基于国际体系权力分配之上更加传统的安全概念”。当二战把美国的安全从单纯的国土安全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时候，它就不能仅仅通过国土防御和避开国际事务来实现，而需要美国动员其全部的资源参与国际事务，影响海外事态的发展，并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制度生存与繁荣的国际环境，而改变和塑造国际环境当然需要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领导。

其次，二战酝酿和爆发的历史使美国相信，世界上会出现企图征服和奴役世界的狂妄独裁者，对美国的自由和安全构成威胁，而对这些独裁者的侵略行为不能姑息，必须予以坚决的遏制和回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被美国视为威胁美国自由的专制恶魔，他们的出现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自由和民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安全。二战被视为讨伐独裁者的战争，是一场善恶之战、民主与专制之战，美国承担着消灭专制恶魔、扞卫自由的责任。美国人惯有的黑白二分的摩尼教式思维方式极大地塑造了美国对二战的理解，同时二战的经历又强化了这种黑白二分的世界观。既然世界上存在自由的敌人，那么美国就不能袖手旁观。由于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以牺牲捷克领土为代价的让步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希特勒的扩张欲望，因此美国领导人在二战后坚信，独裁者和侵略者是不能姑息和绥靖的，对任何侵略行为都必须给予坚决回击。于是，妥协和让步被同于放弃原则和绥靖，而强硬干预，包括军事干涉则被视为美德。此即“慕尼黑教训”。慕尼黑教训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战后领导世界和实施对外干涉的意愿。

第三，二战给美国留下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那就是中立无法使美国远离战争，孤立主义无法保证美国的安全。二战后，美国舆论普遍相信，美国没有加入国联，拒绝通过国际制度和机制与爱好和平国家合作，间接导致了30年代极权主义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犯下了大错误。为了避免30年代悲剧的重演，美国必须承担国际义务，通过参与国际合作，甚至领导世界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早在1941年2月，亨利·卢斯就提出：

“在国家政策领域，美国的根本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当他们的国家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时，美国人却未能从精神上和实际行动上使自己适应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没有能够扮演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的角色――这种失误给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挽救这一失误的办法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责任和机会，并随之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使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部影响。”

1942年5月30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演讲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美国人民在上一次战争结束的时候被赋予了通过参与国际组织分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以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机会……但是这一机会被拒绝了。……在1920年及其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仅经历了物质上极端自私的时期，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盲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我们正在收获由于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缺乏远见而带来的苦果。……我们能做什么来纠正过去20年的错误？……眼前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邪恶之人以及他们设计的罪恶制度……并（在战后）领导世界建立一个可以保障不虞匮乏的自由的世界秩序。”

罗斯福在1944年1月11日的国情咨文中提醒美国人绝不能“重复鸵鸟式孤立主义的悲剧性错误”。

在1945年1月20日发表的第四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再一次指出美国“用可怕的代价换取了若干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国际合作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

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来促进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在当时不仅是民主党的主张，很多共和党人也开始服膺这一思想。共和党领袖、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大力宣传“天下一家”（one world）的观念,并于1943年4月出版了同名书籍。在该书中，威尔基提出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打破了空间的距离，世界各国人民是休戚相关、相互依赖的，都渴望和平和繁荣的生活，美国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际合作树立一个典范。他认为美国领导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不能规避对世界的领导责任。威尔基在书的最后指出，美国面临“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机会――帮助建立一个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们都能在独立和自由的鼓舞下生活和成长的新社会”。该书被认为是那个时期最能代表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的着作，出版后四个月就发行达150万册，成为当时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连续四个月高居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籍之首。

与威尔基《天下一家》同年出版的另一部畅销书是沃尔特·李普曼的《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该书从另一个角度――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视角论证了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李普曼在书中虽然对威尔逊主义提出了批评，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维护共和国的安全，而不是进行十字军式的道德讨伐和输出民主，但该书同时也激烈批评孤立主义思想。李普曼指出，19世纪美国以孤立求安全是一个幻觉，“这个国家一直生活在虚幻的孤立状态”，自以为门罗主义保障了这种孤立，没有认识到门罗主义的施行和西半球的安全实际上是“依赖于英国海上力量的支持”。他指出，“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劳而获的安全（unearned security）对我们国家的思想习惯造成一种影响，就像曾经懒惰地享受不劳而获的收成对一个勤劳祖父的后代产生的那种影响一样，它使我们忘记了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安全和自由，就像人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去谋生一样。”战后美国需要加入“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community)，成为其中的一员以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敌视美国的国家控制西欧。李普曼试图告诉美国人，任何国家控制整个欧洲都是对美国安全的致命威胁，美国“在欧洲的首要利益是欧洲不能出现有能力进攻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强权”。战后美国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大国合作，包括与英国和苏联结成“核心同盟”（nuclear alliance），来保卫美国的安全，“世界秩序的维护依赖于这一核心同盟”。该书发行50万册，在当时广为流传，《读者文摘》杂志称其是“为一代美国人撰写的最重要的书籍”。他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美国安全与西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开始被接受。在主张美国积极参与事务和领导世界方面，现实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殊途同归。

二战结束前后，参与国际事务、加入国际组织已经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在1941年5月，只有37％的美国人支持加入战后类似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而到1945年3月，这一数字上升到是81％，而且基本上没有地区差异，同时8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国际组织非常重要。1920年美国参议院在对国联盟约最后一次表决时，投票结果是49:35，比批准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少了7票。而25年后的1945年7月28日，参议院在表决《联合国宪章》时的投票结果是89:2。由此可见美国人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主义的胜利。正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所言，“现在，世界各国终于有第二次机会建立持久的和平体系――那种伍德罗·威尔逊曾试图建立，但由于世界没有做好准备而没有建立起来的体系”。

太平洋战争前的坚定孤立主义者、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思想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美国人国际思想的变化。范登堡1945年1月10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说：

“坦率地讲，我过去一直是相信美国可以依赖自己保障安全的人之一。……现在，我不再相信今后任何国家仅仅依靠自己的行动就可以免遭攻击。……我们的大洋已不再是能够自动保护我们这一城堡的护城河。……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幸到来的话，那么它将开启可怕得难以想象的死亡实验室，我建议在我们的能力所及范围尽一切努力让这种实验室永远关闭。我希望最大程度的国际合作……以确保敦巴顿橡树园基本理念的成功。”

《生活》杂志称，范登堡思想的改变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时代的来临”。

简而言之，二战后，在美国社会，不分职业、地域、政党、宗教和族群，形成一个共识：孤立主义结束了，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针，美国将是国际事务的完全参与者，并将运用其巨大的力量去领导和影响世界。这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新正统”（new orthodox）。美国因此由“大国”（greatpower）变成试图塑造世界局势和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super power）。

美国为什么踌躇？

如上所述，与二十世纪后半期频繁的对外干涉和全球主义外交不同，美国在1942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与其实力相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是相当有限的。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踌躇和摇摆，才把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全球性的政治权力，确立起领导世界的决心。美国在面对世界领导地位诱惑时的“踌躇”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以及对领导世界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

在美国看来，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在1812年美英战争后享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免费的安全”（free security）。虽然20世纪军事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已经使两大洋作为美国安全屏障的价值大大降低，但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远离欧洲的地理位置使美国不用卷入欧洲的事务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而当总统试图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让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时候，通常是国会对总统的政策构成掣肘。从一战时起，国会就成为孤立主义的大本营，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参议员具有强烈的地域主义倾向，看不到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必要性，把总统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视为东北部银行家的阴谋，利用参议院的享有的外交权力多次挫败总统的外交倡议。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观念和自由的传统使联邦政府长期以来比较弱小，限制了联邦政府推行干涉主义政策的能力。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美国实际上是无法扮演领导世界的角色的。自独立以来，美国人就把美洲新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分离开来，把自己描绘成自由、民主、平等和进步的“新世界”，而欧洲是“旧世界”，盛行君主制、贵族制和等级制，充斥着贫富分化、阶级矛盾和无休止的战争，是美国的对立面，纯洁无暇的美国不能卷入欧洲的纷争中，与腐败、堕落的“旧世界”同流合污。这种独特的自我认知支持美国与欧洲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分离， “一直使美国像是一个倦怠的巨人，……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完全的、积极的角色”。30年代后期，当欧洲再次陷入危机、争斗、混乱和战争的时候，厌憎欧洲的情感和不管欧洲闲事的心理变得越发强烈。

从这一时期孤立主义者的言论来看，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不仅是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物质付出，还包括卷入外国纷争和充当“世界警察”对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和威胁、民众税负的加重、国家权力的膨胀、公民自由的丧失以及外国对美国的嫉妒和仇恨。

在孤立主义者看来，充当世界领袖，过多地卷入外国，特别是欧洲的事务会导致“旧世界”的腐败和堕落腐蚀美国民众的品德，使美国卷入外国的阴谋和罗网之中，从而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在1793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曾警告说，“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外国的影响是希腊人的木马。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这种影响排除掉。不能设想这种影响只会采取直接贿赂的粗放的方式。它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塑造我国的偏见，制造我国对某国的偏爱，以赢得支持，而这是最危险的。”在1919年的国联大辩论中，博拉认为美国加入国联、卷入欧洲政治的结果将是失去自己的美德和自由的精神。他说：

“你不可能把一个真正共和国的那些杰出美德与旧世界嘈杂的、毁灭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后还能保持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个以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政府与一个以武力作为首要法则的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同时还希望保持前者。此二者永远是相互冲突的。……你很快会消灭自由的氛围，消灭对大众自治能力充满信心的环境，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主才能够生长。我们可能成为世界上四大独裁者（指国联理事会的四大常任理事国美英法日――引者）之一，但不再是我们自己精神的主人。如果我们去寻求对世界的主导，与其他国家分享控制世界的荣耀，但却失去作为民主之魂的对人民的信任感，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能得到什么呢？”

洛奇在国联大辩论中也称“美国是世界的最佳希望，但是如果你让美国因与其他国家的争吵而陷入利益的纷争之中，如果你让她卷入欧洲的阴谋诡计之中，你将会消灭她拥有的善的力量（powerful good），威胁她的生存。”

孤立主义者普遍相信，卷入国外的纷争，“过多地干预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会腐蚀和破坏美国人民在国内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的秩序”。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独立日演说中那段著名的警告被孤立主义者奉为金玉良言：

“（美国）一旦投入到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旗帜之下，……那么她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她可能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

不仅如此，奉行对外干涉的国际主义路线，特别是卷入外部的战争还会使总统和行政部门获得无限的权力，从而破坏美国的宪政体制，威胁美国的公民自由；领导世界和对外干预需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从而大大增加军人的权势和影响；而维持常备军、卷入外部的战争和承担国际义务都会导致高税收、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增加人民的负担。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1941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关于租借法案的）投票结果宣布的时候，我感到我正在见证共和国的自杀”，租借法“意味着美国将增加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意味着我们民主制度的终结”。罗伯特·塔夫脱则在1941年5月警告说，卷入欧洲的战争将会导致总统和行政部门被“赋予无限的权力”，“在目前已经巨大的债务负担上再增加巨额战债”，最终将“非常可能摧毁美国自由赖以建立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和“美国这里的民主”。珍珠港事件前最有影响力的孤立主义者、航空英雄查尔斯·林白则在1941年9月的演讲中直接抨击罗斯福“利用战时紧急状态在美国历史上首次获得第三任总统任期”，利用战争增发数十亿美元的国债，“利用战争限制国会的权力，为总统和他任命的人实施独裁权力寻找依据”。

珍珠港事件后，一些孤立主义者虽然支持美国的战争努力，但仍然警告美国不要充当世界领袖，卷入外国的纷争中去。1944年12月19日，资深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在向参议院发表的告别演说中指出美国应该把战争打下去，直至获得最终的胜利，但他警告说，这场战争不会把美国带入一个“黄金时代”，而是会给美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种种麻烦：“我们的人民将承受数目巨大、甚至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我们将拥有一支由权力欲望没有止境的军官指挥的常备陆军，这只陆军将驻扎在首都各处并使我们国家整个教育体制军事化；我们将拥有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占据海洋并消耗巨大的花费；我们将卷入盟友间的每一次争吵，因为他们深知有必要利用我们的力量在争吵中占据上风，同时我们与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直接的矛盾；而当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卷进去。”

孤立主义者还警告说，一旦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会纷纷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寻求美国的支持，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把华盛顿变成各种阴谋诡计的策源地，美国也会因此卷入外国的阴谋中去。美国将不再是“山巅之城”，而是“奥吉亚斯王的牛厩”（Augean stable）；不再是自由的灯塔，而成为帝国的首都。正因为如此，美国绝不能充当世界的领导者。范登堡在国会演讲中称：“我们对世界各地遭受外国和本国暴行的受害者充满同情，并感同身受，但是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的保护者或世界警察。”而通过树立民主的典范、不受欧洲各种弊病的污染、保持美国的纯真与超然，美国就可以对世界进行道义的领导，为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比尔德1940年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世界各地被压迫者的避难所”，“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没有庞大常备军、巨额债务和高税收的国家的典范”,美国应该继续充当这一典范，“满足于对人类进步事业提供忠告”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以任何方式与外国结成联盟，干预或卷入外国事务”。

后来的历史证明孤立主义者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战后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身份进行的干预虽然没有带来暴政，但确实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急剧扩大、庞大常备军的出现和民众税负的加重，而庞大的军事-科学-工业复合体的兴起对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冷战时期，美国出于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和领袖信誉的需要，卷入多场有限战争，导致美国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和生命损失，特别是对越南的干涉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望，而且导致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分裂。对外干预也使美国卷入国内外的各种阴谋、欺骗与罗网之中，美国国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腐蚀，联邦政府的道德在尼克松时期几近破产。水门丑闻所揭露出的总统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践踏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沉重打击了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乃至其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信心，美国已经处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警告的“失去自己的精神”的边缘。冷战后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根据美国卡托研究所1997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美国1995年的军费开支是265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承担1000美元的军费开支。而在这2650亿美元军费开支中，北约的开支约为600-900亿美元，美国用于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盟友的开支约为350-400亿美元，美国用于波斯湾地区盟友的开支约为400亿美元，合计在1350-1700亿美元之间。也就是说，美国超过一半的军费用于承担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义务，也就是用于维护美国的领导，这些安全义务实际上与美国自身的安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其他国家只关注自身的安全，军费开支很少。1995年法国的军费开支是405亿美元，德国是340亿，英国是345亿，日本是538亿，韩国尽管面临朝鲜的直接威胁，其军费开支也只有143.6亿。美国的军费开支比这些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美国国家安全和至关重要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265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无疑是美国为维护全球领导地位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而这一代价还不包括美国卷入海外战争、充当所谓的“国际警察”和实行人道主义救助（如在索马里）导致的美国人生命损失。实际上，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以及伊斯兰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仇恨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和西方世界领袖的身份有关。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和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为其世界领导地位付出的代价。

结语

世界领导地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极有诱惑力的。而对一个新兴强国来说，这一诱惑几乎难以抵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孔华润所言，“一国一旦获得向世界遥远地区投射力量和干预其他民族事务的能力，那么至少在其领导人因灾难而变得清醒抑或其能力消退之前，这种施展力量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但是，领导地位从来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和荣耀，它还意味着责任和负担，以及成功的领导所需要的眼光、能力和品德。而莽撞和傲慢的领导则可能会给领导国带来孔华润所说的“灾难”。1953年10月，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这样阐述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责任：

“领导一个自由国家的联盟需要制定足够宽广的目标和政策，以兼顾整个集团的利益，或至少是集团至关重要的根本利益。领导者还需要具有最深切的道德责任，他应该是一位受托人，其利益既不能只局限于个人，也不能过于狭隘，而必须包括他所领导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领导地位还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意味着领导国的政治家要想赢得其他国家的信赖就不能屈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领导地位的本质是对问题的成功解决和目标的成功实现，只有这样才会让被领导者感到你非常重要。领导地位还需要谦逊和礼貌。……这或许是命运为我们准备的对我们美利坚文明的最高考验。”

从一战到二战，美国人把这一“考验”推迟了四分之一世纪。二战后，美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这一挑战的准备。但即使如此，领导世界仍然让美国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在当代，领导国至少需要扮演三重角色：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国际警察、提供资本和发展援助的国际银行家以及在发生危机和灾难时提供救助的国际慈善家。其中的任何角色都需要领导国做出物质上的牺牲，甚至生命的付出。尽管孤立主义者未能阻止美国在二战后追求世界领导地位，但他们对领导代价的警告仍值得那些艳羡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倾听，美国的教训更值得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