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以为从魏玛到纳粹的教训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关注与思考。当民主遭遇困难、当民主运行遭遇梗阻的时候，政党、精英和大众如何对待民主，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一种治理方式，每一个社会在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和问题，但是，对民主的认同与信任可以使民主能够度过这样的时刻，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深刻，不仅对民主没有信任，而且从根本上敌视与诅咒民主，那就会走上魏玛灭亡的道路。在当今有一些人鼓吹威权、敌视民主、甚至扬言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魏玛的历史，可能会有所启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共和国确实存在一些先天的不足，而且按照威廉•夏伊勒的说法，共和国是侥幸诞生的。在这个大家庭中，对民主的认同与信任非常脆弱。保守派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共和国。他们掌握着经济实权，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实际上被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1

军队成为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取决于军官团意志的地步。这里弥漫着保皇反共和的思想。共和国没有建立一支忠于民主精神，听从民主政府召唤的军队。相反，军队成了反对民主化最有力的堡垒。在共和国后期对兴登堡有重要影响的施莱彻尔本人是一个十分醉心于独裁体制的人，他认为这种体制能够回避他所认为的令人讨厌的、自取灭亡的议会民主程序。

在政党方面，在10个主要的政党中，按照克劳斯•费舍尔的说法，没有一个是真心对共和国承担责任的。共和国最有力的支持来自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后来又得到中央党和德国人民党不冷不热的支持。处于政治光谱中两个极端的政党逐步蚕食了温和的党派，特别在1929年大萧条后，它们公然宣称自己盼望着共和国的毁灭。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认为，虽然这样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后便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同时，根据威廉•夏伊勒的分析，社会民主党人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没有能力与勇气保卫共和。

司法系统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绝大多数法官对共和国缺乏同情，他们滥用法律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无情地应用叛国罪法律，而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在1918——1922年，右翼集团从事了354次政治谋杀，左翼集团从事了22次谋杀，但是，由右翼集团从事的谋杀有326次没有受到惩罚，由左翼集团从事的22次谋杀有17次受到严厉惩罚，其中包括10次死刑。对应该放逐到奥地利的希特肋的判决即是一个典型。

大学和知识界也弥漫着种族主义和反民主思想。第二帝国建立后，普鲁士军事力量的成功给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确信生活的本质存在于权力之中，歌德的诗人的德国让位于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德国。同时，学术界盛行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他们重视纪律、秩序和对权威的服从。他们不信任甚至敌视民主。费舍尔指出，保守主义学者们以大胆而急促的词语表达着反民主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从报刊、书籍那里给困惑的德国人以震撼。他们认为，大众政治的来临标志着“低等人统治”和平庸、粗俗的制度化。他们指控所有的民主形式——宪法、多党、选举——认为它们都不适合德国的传统。他们嘲笑民主的原则，认为它们是由党派或鼓动家编织的空洞的陈词滥调，以掩盖自我的利益和对权力的渴望。他们坚持精英主义，让社会被更强壮、更有力的和更富有天赋的人所统治。2在许多国家，大学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堡垒，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是自由民主的急先锋，而在魏玛德国，大学里弥漫着反民主思想，大学生日益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吸引，纳粹在大学学生会选举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大学被反民主的思潮所占领和俘虏。

至于希特勒则在《我的奋斗》中清楚表明，他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的玩意儿。”戈培尔声称“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从民主的兵库里获得民主的武器。我们成为国会的代表是为了用魏玛共和国自己的支柱去麻痹它的精神。”3

费舍尔认为，“假如德国人民对魏玛共和国和它的领导人具有信心的话，那么，经济上洪水般涌来的、而且开始吞没他们的坏消息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悲哀的事实是：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德国人民已经对民主体制不存有多少信任了。”4他的结论是，魏玛共和国失败，是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共和主义者挽救它。当今日中国一些学者热衷于谈论施密特的“议会民主制的危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实。正是这种对民主的敌视和反对的思想、对民主的极端不信任思想，才是魏玛共和国真正的凶手。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民主既然只是最不坏的政治统治形式和方式，它当然有自己的问题和弱点，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危机。但是，是对民主、自由、共和的信任还是敌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一些民主国家在危机过程中坚守民主，度过了危机，捍卫了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德国不仅使自己陷入纳粹的极权统治并遭受了苦难，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魏玛共和国无论有多少问题，也还没有像纳粹那样给德国人民带来如此大的灾难，这是当初反对魏玛共和国的人所没有想到的。如果他们能够预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还会如此地反对和敌视共和国吗？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会选择魏玛共和国的。正如“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样，会宁愿生活在魏玛共和国下的，魏玛在经济与治理方面的危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它也曾经给人们提供了希望，但被各种反对共和国的力量所干扰。

新兴的民主往往会存在很多的问题，给人们很多的困扰，但是，德国已经给世界深刻的教训。今日，当台湾的民主出现困扰人的问题甚至危机的时候，一向受着威权与专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不要再像德国人当年那样怀疑、甚至敌视民主本身，民主是可以改良的。没有自由民主传统的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但是，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调整、改良，是能否引导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富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威权主义思潮不断扑面而来，中产阶级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出于维护眼下的财产而宁愿选择威权与秩序。在这样的时刻，重温魏玛时期德国人的教训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89页。

2 [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92页。

3 同上书，第263页。

4 同上书，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