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军校）是在西安读的，那以后再未去过，亦无任何的联系，虽说时时挂念，但总觉着像一个梦的影子似的，不堪回首。后来认识了在西安读书，并留在当地务业的数几位作家，才似乎再次生出来直接的关系。他们让我回去瞅瞅，我却一直不忍。

我不愿触动那个梦，那个留下了点点的美好记忆，可更多地充塞着古旧、僵化、龌龊、非人理念的噩梦般的军校大学生活。

我们被它一天天“修改”着、虐待着、“拷打”着，身心大变形，日益成为一个没有多少人性的家伙，这才“合格”、“优秀”，获准毕业，被“计划分配”到全国各地。

所谓“计划分配”，一般子就是寒门子弟的命运不由自主，任人支配，冥冥中“乱点”鸳鸯，无一不是去了“老少边穷”地带，终其一生，可能都要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默默无闻”。权贵人家自是凌驾于“分配”之上，自己“计划”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处于中间位置的怎么办？要么献身，要么献金，重点突击，逐个击破。

说不得她妖，说不得他俗，说不得人人无赖，说不得个个流氓。这世界逼“我”为“娼”，奈何？

这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第一部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在喊叫中融化》里，表现不多。我的朋友雷电却在他的长篇《容颜在昨夜老去》（作家出版社2004年11月）里，对非军校性质、但亦属“计划分配”时期的大学，有所揭示。其中写到了催“草”折“花”的系主任，额比顶高的穷秀才，教师们“毁”人不倦的“老生常谈”（85页），道貌岸然的辅导员和别号“狐狸”的女生赤裸裸地“打架”（267页）的照片的流失，还写了“密探”、“诬告”、“欺诈”、“栽赃”、“勒索”……为了“分配”，各显神通，应有的尽有。

这样看来，起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坚守着计划分配等方式的中国大陆的大学，就慢慢变“脏”了，它不再是文化的发源点、思想的集散地、纯真的培护站、正义的捍卫者，也不再是神圣的殿堂，而成为少数掌握着众多学生之生之死的权力者，使性弄权的“天堂”。这个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没有外界制约因素的，因而很可能是无法无天的。在这里“学习”，由这些人“分配”，支点我们的命运，难道不是置身于梦吗？

我读了大学，后来又念（军校）研究生，忐忐忑忑，都是在莫测高深的“恐怖”与难过里熬煎下来的。我知道，如果自己不尽力，不卑下，不屈服，那一定没有好果子吃，等着我的，也一定是派往“边疆”——朋友们戏之为“充军发配”。

去“边疆”没有什么不可以，全中国多少人，从一落地就降生在那里；又有多少人，初始怀了想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的梦想，去到那里。他们活成了什么样儿呢？

我是见识过了。我委实是在那些地方呆过、“奉献”过、“牺牲”过若许年的。只不过自始至终我都不是主动要求去的，也从来没有怀着什么梦想而去。虽我“务实”，但每一次都被“分”过去，又每一次都有机会跳了出来。

和我一同前往的绝大多数人，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到现在仍在干干地耗着，“卖了青春卖子孙”。我了解他们，理解他们。特别是，我懂得它们之于我的严酷：一个试图在原创之文化上有点抱负的人，掉进我曾分去过的塔克拉马干与巴丹吉林那类“沙漠”、“戈壁”的中心，能有怎样的作为呢？

我清楚“分配”之后的后果，才从而诅咒了那个黑箱里操作的非人的计划分配制度。2005年9月，我推出自己的另一部长篇《北京女儿》，把当时（计划分配时）的心绪，写了出来。自己像是回到了读书年代，心灵再次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绞肉机的绞杀。

大学，把我们一代又一代地绞杀了、绞杀着，以至于奄奄一息，在任何一个创造性领域，都难能有发现、“发明”。

这是一个“灾难”，真该值得揭发与检讨。

对于自然界或十分明显的灾难，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像2005年前后的南亚大海啸，伤人无数，全世界媒体连续报道，就曾有人对此分析：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灾难性的报道呢？从人的本性来说，求生本能是从动物到人的演化进程中，遗留下来的东西。凡是与生存相关的问题，都会引起关注。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遇到灾难和不测的可能。人们在潜意识里会想象灾难或许有朝一日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看这种消息时，不免就有了身处灾难之中的感受，下意识地关注其细节，考虑如果自己将来遇到类似的灾难，该如何逃生等。此外，灾难里的死伤者，很多是孩子和无辜的人，能引起大家的同情心。而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重大、惊险的事件，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

其实比较而言，身旁“微细”的“灾难”，也许带有更大的、更为根本的破坏性，因了它是经常发生的，习以为常的，牵涉面很广的，也就不易发觉与感知了。即使能为少数人觉悟到，由于地位、条件、环境的约束等，也疏于问津或无奈屈服了。

今日中国大学里发生的种种故事，多半正是这类的“灾难”。朋友将之比喻为“贼船”，上去了，我们就身不由己，除了做“贼”、改造成“贼”以外，旁无出路。

谁还敢叫嚣什么“天下无贼”呢？

2005年1月20日，北京翠微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