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30岁的陈寅恪和26岁的吴宓在哈佛校园里结识，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世纪之久的真诚友谊。
吴宓对陈寅恪的第一印象是，他“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吴宓自编年谱》，P188，三联版1995年12月）。
能够一眼洞悉到这一层，吴宓不愧为陈寅恪的最佳知己！尤其是“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这一条，奠定了这位史学巨匠悲剧人生的基础，愈到后来，愈见其悲剧之深巨！如果不是这一点，他也会像其他文人一样把自己无所保留地献给“政治”，虽然那些完全献出的文人以后受到的遭遇并不轻弱于他。
这样，他最后的20年才依然和从前一样，始终不渝地主张并力行着“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科学院的答复》），其悲剧人生不同于其他“过来人”。
这一精神品格，是1929年他为亡友王国维所写碑铭中，曾经倡扬过的，认为它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怎样的20年呢？
1949到1969年。
影响其大者：1952年学界兴起第一次政治风暴，即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前后持续七八个月；1954年批俞平伯红学思想、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体系，费时一年；1957年“反右”和“兴无灭资”，时长两年有余；其间余震不断，终于来了一场十年“文革”。
在一次次“运动”中，政治家和“革命”群众鼓荡起摧“枯”拉“朽”的风暴和狂飓突进式的政治“伟力”，将整个社会导入“抽疯”状态，用批判、交心、检查、揭发、搜索、武斗、贴大字报等形式，对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进行“统一”与“纯化”，到1960年前后，中国人的人格、尊严、情操、精神与意志，已被点点滴滴剥落磨灭干净，影响之久远，不是今人敢所妄断的。
它“毒化的岂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毒化的更是数代学人的灵魂”（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P220。三联版1995年12月）。
从文化、知识交流史看，对此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思潮。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正是陈寅恪。
吴宓在日记里曾经写道：“陈君寅恪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p7，清华大学版1992年）
受到这股“革命”思潮的激励，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政治家们，第一步着手进行的是运用权力，把每个人都牢牢镶嵌在“组织”中，进行“改造”、“洗澡”，以“端洁”灵魂。结果事与愿违，造成我们长达30年之久的空前的文化荒漠期。在这块大漠上刮动的凄怨的号风，至今缭绕不绝，愈是对传统文化浸染深切的愈见其厉。
陈寅恪曾经带有自我表白性地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但陈寅恪的悲剧人生，又远远不是因文化衰落而引起的，它更是外加的“制度”性的，因而也是普遍化的。
自1952年始，全国高校院系迅猛调整，各所大学和其它社会“细胞”一样，被强行纳入庞大的官僚体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随之失去了最后一块赖以立身的、能够保持“独立”和“自由”的土地。代表社会正义、构成社会舆论督促力量的知识群，由此失去了他们在现代社会里应有的意义与作用，这种“附皮之毛”的、人人只以政治之工具而存在的组织模式，为日后“政治神学化”、大跳“忠”字舞等等埋下了伏笔。“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陈寅恪即使一再申明自己“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都没有关系”（《对科学院的答复》）也行不通了。
在那样的时代，“政治”会主动干预到每个人的思想精神领域里，将人人“包”下，作为固定不动的政治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零件，一切为行为短期化、功利化的变幻不定的“政治”服务，否则就有“小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之嫌。一经上纲上线，，余生就只能接受“群众”的改造或批斗了。
不堪其辱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和毛泽东讲道理的梁漱溟沉默了，言则“老子天下第一”的诗人梁宗岱像沈从文改行研究服装一样研究中草药了……一切没有变的是陈寅恪这个“反动”的学术权威。
他真的没有变吗？他真能脱出“政治”吗？
没有,也不可能！相反，他陷得更深、变得更多，因而心灵的苦痛也强烈于任何一个人。无所不在的“政治”，决定了陈寅恪只能“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寒柳堂集》），最后“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在选题上、思想上、信念上、情感上、精神品节上，都无时不受到这个外来环境的影响。这是陈寅恪那一代文人共同的悲剧之根源！ 这位历史通人先知先觉地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此不同之标准及风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元白诗笺证稿》）
当时的“政治”已经决定了时人的道德风习，投机取巧的不择手段，一时间成了“暴发户”，转刻又被新手们打倒，真是“长江后浪灭前浪”！
这是那段特定历史阶段的奇观。
陈寅恪是“逆流”而行、超于“流”上的，他的殉道精神撑支着他，他知道“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对一个文人来说是何等的真切。
不幸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这位兼有左丘之失明、孙子之“膑”足的老人，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已经吓得浑身发抖、尿湿裤裆了！他的解脱之日快到了，他快走了——那是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许。
过去他还能凭借一股顽强的生命意志，去傲视苦难和遭遇，现在他那高贵的头颅再也没有气力扬起来了。《报任少卿书》所谓“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管锥编》所谓“轗轲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p937）那也是有条件的啊——它需要生命的朝气和热劲！老人恰恰没有它们了，再也不能“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嗟陈教授，越教越哑……刻意伤春，贮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柳如是别传》之《稿竟说偈》）了！
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难道不只有在社会全面“法治”以后才能真正拥有吗？
所幸的是，陈寅恪一生的著述虽然不多，只有二、三百万字，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创见。从49年到66年，他新撰论文十数万字；从53年到64年，他写出了两部计九十万字的专著，十五年间的创作是他一生著作的一半。一代史学大师的名山事业在多灾多难的60岁以后，赢得了第二次辉煌！
由此对照，谁能说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发愤所作”那段话不涵盖了这一沿袭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治下的、一切优秀文人的“必然”命运呢？
“自信似云舒卷，心高与月徘徊”，这该是传统文化大师们的精神写照吧？然而云是白的，也可能是黑的，月有阴的，也可能有晴的。天际的云朵儿似乎“舒卷”自如，头顶的月牙儿仿佛“徘徊”无羁，其实何曾有一时不受着“神秘”力量的幕后操纵呢？“通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陈寅恪是知道这些的，因而安然承受了“天命”，在好友王国维之外，走通了另一条通向“天国”的世俗之路！文人岂能离得开“政治”呢？
标榜“超政治、纯技术”如陈君寅恪者，一生的遭际足以说明一切了！几千年来中国优秀文人的命运如此一致而相近，说明了什么呢？ 它恰恰说明，一个容纳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精神独立、人身独立的外界环境，是需要一代代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去不断力争，通过法治加以获致、确立和保障的！虽说它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努力过程，我们也丝毫不能放弃这个权利，“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对科学院的答复》）。
无论怎么说，有前者的“因”，才有如下的“果”：“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论再生缘》）；“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终必复振！无论后人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强健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惟一的“根”。
离了它，中国人谁也不会长大，无论你住在内陆、香港、美国、法国还是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