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大体分两类：一类留学日本，偏向暴力革命；一类留学英美，偏重渐进改良。杨绛之父杨荫杭的曲折经历，颇可说明不同文化、生活环境，对于个体内在转化功能产生的差异，所谓“涵养”，所谓“耳濡目染”，所谓“潜移默化”是也。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杨荫杭留学日本时，还是个激烈派，激烈派“鄙视稳健派”，回国后鼓吹革命，受到清廷通缉，又跑去美国留学一呆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再回国“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发现，“革命”只是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
辛亥革命后，杨荫杭当上民国高官，自觉“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
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叫屈映光，督军是朱瑞。杀人犯是朱瑞的亲戚。督军的职位接近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相当于臬台。二人都是杨荫杭的顶头上司。然而当时施行“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司法，“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面对宪法赋予的权力，上司拿杨荫杭没办法，只能向总统游说告状。这是“三权”牵制的结果。
杨荫杭自杭州调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可见他的坚持并未遭受报复，反而得到重用。担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期间，杨荫杭竟然依据法律，把“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
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书中，补充了一些背景：“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按照杨荫杭的说法，“‘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当时的公众舆论，同情和支持杨荫杭。“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报》，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要闻时，就将杨检长的申辩书全文与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原呈同时刊出，使读者对‘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杨荫杭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法理，义正词严地说明问题实质，逐条批驳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将司法总长强指的所谓‘违背职务’驳得一无是处，并指控司法总长‘交付惩戒’之不合法，有袒护之嫌。申辩书气势之壮，充分显示出他的大义凛然和当时的激愤之情。”停职不久，杨荫杭复职，在司法部任职。
经此事件，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杨荫杭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两年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
算起来，许世英是一个英美派司法专才，曾以护驾之功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省级法院院长）。1910年清廷委任徐谦为正代表、许世英为副代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会议，会后考察欧美十国司法制度，到1911年春天才返回国内。民国成立后，许世英担任司法总长，和段祺瑞结为盟兄弟，1916年后，担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由于杨荫杭的依法查办，许世英以辞职告结，1917年复任华意银行总裁。1921年任安徽省长。1925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
辞职返乡的杨荫杭与位高权重的许世英之间一直相安无事，足见建立在宪法之上的“三权分立”制度虽有舞弊、虽不完美，但自上而下已经形成共识，大体与世界潮流同步，公然打击报复的现象并不十分严重，连大总统袁世凯都无可奈何。如果没有外来的捣乱、干预，输入暴力革命的种子，假以时日，中国该是最早实现民主宪政的东方大国。其逆流和祸根，却是1913年暗杀宋教仁时就埋伏下来的。恰如孙文为宋教仁撰写挽联时所说：“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去世，南方革命党与北方袁世凯无法调和，中国历史由此拐弯，社会思潮越来越偏于激进，权力高层像杨荫杭、宋教仁这样维护宪法、依法纠偏之士，起来越稀少罕见。
1913年3月21日，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在电报中表示说：“民国建设，人才至难，执事学识冠时，为世推重，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3月22日确认宋教仁去世后，袁世凯再次发电：“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
早在1908年，与那桐一起担任清政府外务部尚书即外交部长的袁世凯，就开始赏识写作《间岛问题》的留日学生宋教仁，并且利用《间岛问题》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从而为整个国家挽回了与台湾岛面积大致相当的间岛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延吉和鸭绿江地区。被袁世凯赞誉为“才识卓越”的宋教仁惨遭谋杀，刚刚步入民主宪政轨道的中华民国，也因此被国民党方面挑起发动的“二次革命”引上了军阀混战的政制歧途。那么，究竟是“谁谋杀了宋教仁”呢？张耀杰有此一问，出此一书，答此一疑。
一般认为，宋教仁是袁世凯所杀。张耀杰在《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年5月）一书中，经过大量的资料耙梳和证据勘查，一举推翻前人之见，认为袁世凯恰恰没有刺杀宋教仁的必要和可能。相反，午睡刚起的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杀的消息后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宋教仁主持经营下的国民党，获众议院269席、参议院123席，得票均比袁世凯支持的第二党共和党多出一倍多。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杭州、南京，一路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锋芒毕露，招人忌恨。袁世凯邀他去北京，宋教仁根据《临时约法》组织内阁、出任总理，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没有悬念。此前，袁世凯就曾经有过邀请宋教仁出任总理的打算，被宋教仁坚决拒绝。袁世凯为政权、为社稷谋，能得到第一大党实际领导人加以辅助，是远见，也是策略。反倒是不在其位却想谋夺权位的人，才会忌惮宋教仁的干才。
宋教仁的政见，一直与国民党理事长孙文相左。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致力于建立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责任内阁制，将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破坏、无序竞争、忠于党魁的革命会党，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政党。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所擅长的是破坏性的革命而不是建设性的宪政，内部构成冲突后，宋教仁最有可能是被同为国民党的陈其美等人所谋杀。
按照张耀杰的反复论证，第一时间被国民党人联合租界巡捕抓获归案的应夔丞，应该是专门为陈其美收集纸上谈兵的情报信息的双面间谍。既物色武士英执行谋杀任务又物色王阿发充当报案线人的，是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等人。整个谋杀案的幕后指挥者，显然是应夔丞与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等人的共同上司陈其美。正是在陈其美等人的幕后操纵之下，比应夔丞更加直接地参与谋杀活动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等人，即使在租界巡捕房公开通缉的情况，也没有被抓捕归案；第一凶犯武士英，偏偏又是在陈其美、黄郛、蒋介石等人所组建的陆军六十一团的兵营中，被杀人灭口。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随着国民党人在“二次革命”中一触即溃，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因此被彻底断送。“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时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的杨荫杭，是督办此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只是由于“二次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该案正在进行的审判程序，导致杨荫杭等人最终在此案中无所作为。借用杨荫杭的女儿杨绛的话说，“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