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形态。围绕国家政权的获得和运作, 围绕各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兴衰成败,研究政党规律已经成为政党组织和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面临长期执政的考验。也正因为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我们认为,在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必须十分重视中 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 而执政能力又往往与执政资源的拥有程度以及对执政资源开源节流的有效程度成正比。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中，亟需重新整合党的执政资源,既要"节流",更要"开源",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一、执政资源与执政合法性
在学界的一般论述中,多把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相提并论同。我们认为,执政基础是指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群众基础和民族基础。但是我们提出的执政资源的概念是从领域角度探讨,因此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关于执政基础的论述。党的执政资源,是指有利于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 执政资源包括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资源。在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作为核心的政治内容和政治资源有着天然的联系"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换句话说,执政能力源于执政资源的多寡及合法性程度。马克斯·韦伯认为,只要一种统治的合理性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那么这种统治就是合法的。但是韦伯又认为,仅仅有合理性认同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是不够的,"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化的信仰。"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 一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即传统合法性；二是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即个人魅力型的合法性；三是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即法理型合法性。
执政资源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源于执政资源的多寡及合法性程度。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党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并取得了执政的合法 性。由于共产党长期作为革命党的特殊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掌握了大量的执政资源,这种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资源保证了党稳固的执政地位。按照韦伯的合法性基础的划分,三种合法性都部分地并存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政治实践中。对此,白钢、林广华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之所以能够由强力的统治变成权力的统治,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长期武装斗争中 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等行动获胜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 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 对于党的"合法化的信仰"(韦伯语)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正是由于这种无保留的信仰,即使在党犯有严重错误的时期,中国人民仍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的信赖和支持。
但是,政治合法性还是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合法性实际上是不同社会依据社会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内在原则对执政提出的本质要求。合法性的高低,就看执政符合这种本质要求的程度。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围绕着这些本质要求所进行的执政努力将构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所谓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今天看来,传统的党的执政资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今天的人民对于党的执政不完全是凭感性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利益认同基础上的理性的政治支持。和建国初期相比,这种资源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并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流失的可能。
二、传统执政资源的"节流"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是不断调整执政资源的历史。我们认为,执政资源本身是个有机体,它有其内在的形成和自我流失过程,人口的增生与流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国际风云的变幻等,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共产党传统执政资源流转的过程和新增的轨迹。同时,由于人为的不当开发甚至恶性使用,党的执政资源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不当或者恶性流失。因此在执政资源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始终面临着执政资源不断流失的问题。因此我们所说的"节流"就是指对执政资源不当流失的节制,并构建对执政资源不当流失的预防、控制和整治的理念与制度平台。
(一 )经济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一般是指基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制度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党掌握的经济命脉的有效度、经济总量以及发展前景。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的执政资源首先来自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
在共产党的经济资源的获得过程中,党主要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实现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是高度同构的,在这一时期,党通过行政手段,对其所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全权化管理。这种党政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政社一体化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为"政治的经济"。 但是,由于回避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种通过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传统公有制在20多年的经济运行中很快暴露了其深层的基因缺陷: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积极性不高,人民生活困难……所有这些都给致力于建设繁荣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思考。薄弱的经济基础也使党的执政资源面临枯竭。
对此,我党进行了历史性反思,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决定对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即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们缺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首先在如何处理庞大的国有资产方面遇到了挑战。许多地区采取了不恰当的资产处理方式,在对大量的国有资产进行压价评估后,出售给个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原经营管理者,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把医院、学校都抛售给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在这场国资流失大潮中,又造成了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权力寻租出现等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加大了国家机关运行的行政成本,也造成了更为 隐性的经济资源的流失。
在对经济资源节流的时候,党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举措,如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行为,遏止资产流 失；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企业工人利益,在企业改制中不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建立廉价、廉洁政府方面,党在一些地区推行"阳光财政"、政务公开等政策, 降低行政成本,从源头上寻找治理腐败的手段,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 )政治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通常是指共产党执政的群众认可率、支持率,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广度、深度和执政的有效程度,以及为了确保执政的政治手段和政治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凝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宣传发动、意识形态、舆论导向等重要资源。党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强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建设。但是社会的转型凸现了传统的凝聚政治资源的手段存在的缺陷,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资源流失。
首先,政治资源的流失来自传统政治管理方式的根本缺陷。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多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马克思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性国家的政治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 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意味着政治权力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或者说,无约束的权力是否存在异化的可能?这个答案已经为国内外众多的事实所证明,此处不必赘述。
其次,政治资源的流失来源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缓慢。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闭锁性,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并在一定的时期出现了实践超越于理论的政治行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非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或纯粹理想主义色彩。一方面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或实际,缺乏说服人的力量；另一方面,现实的实践又往往脱离作为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造成所谓"信仰危机",从而导致执政资源的流失。
第三, 政治资源的流失来源于党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长期和平执政使得党的一些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出现下滑的趋势,这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在相当程度上了导致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管理的混乱。在一些地区,党员长年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充分体现,并使党在补充年轻党员方面造成困难,在一定时间和地点还表现为党群关系紧张,造成了人民政治信仰的弱化。
在解决政治资源流失的过程中,党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针对传统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人事制度、权力监督制度进行针对性的改革；针对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存在问题,一方面加大反腐倡廉,一方面支持基层组织建设,在外资、民资、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建立支部或流动支部,有效地整合了组织资源。
(三)文化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建设先进文化的程度,以及以党的执政思想理念为核心的先进的民族思想文化的聚合程度。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主要是指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自身的文化资源,这里主要是指传统文化资 源。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历史真实,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过程应当传承并弘扬传统的政治文化,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程中,统的政治文化资源的流失也比较严重。
首先,传统的文化资源流失表现文化"大传统"的丧失。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文化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类。人类学家一般把由学校或教堂培育出来的、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叫作大传统；把生长和存在于村落共同体的民间文化形态叫作小传统 。在改革开放以前,党的执政的文化资源中既有封建传统思想残余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又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基因,在一定层面上形成"文化冲突",并造成了年轻一代民族文化认同的困难,已在一定层面上表现为大传统的流失。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的链条出现断裂。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光"破"不"立"的批判手段削弱了传统的文化资源。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近百年的文化史中,中国传统的文化改造大概可以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破"的过程,这种心态在"文革"达到颠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链条被无情地断裂,这种断裂往往使我们在寻找传统的文化资源中迷失方向,甚至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数典忘祖。
第三,文化载体的流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建国以后,由于党的工作中心往往定位在政治、经济方面,对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甚至轻视。从北京古城的破坏到传统剧种的消亡,传统的文化载体由于得不到保护正在迅速消失。同样,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如果失去了中国的文化土壤,也会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进一步结合或再结合形成困难,反过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党在对文化资源进行"节流"的过程中,在传统意义的行政手段基础上,伴以市场的运作,如文化政策的制订、"五个一"工程的实施、鼓励各种以 "两为方针"为政治定向的如"中国艺术节"、"民间祭孔"等文化活动的举办,来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引导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
(四 )社会资源的"节流"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资源往往是指共产党执政期间的各种社会结构配置的合理程度。我们认为,党的执政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简单地说,就是个人或组织间通过长期性交往而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等的一种资源性力量。" 社会资本在中国位于社会转型期的时候可以看作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的人们与朋友、同事以及陌生人建立起联系的和谐程度。这种和谐包含着以共产党执政为中心的积极动态的发展中的稳定,蕴涵着健康的社会力量的汇聚与整合度。社会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组织形式,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上,都出现过社会被国家覆盖的情形。 在中国的历史上, 分散的"马铃薯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语)使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成成为困难,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话语中,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即使在1949年建国以后,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家国同构的政治形式。
因此,在对社会资源的节流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给社会松绑,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城市农村的二元管理模式；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引入现代社会管理制度；还要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价值中寻找合理因素,为党的长期执政寻找有效的资源。
三、新的执政资源的"开源"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议会制度党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承载着长期执政的历史使命。资源有限,创意无穷。执政资源既可以来自于传统资源的节约、整合和再生,更来自适应时势发展,在动态的执政过程中不断被开拓挖掘的新的资源,使原有的执政资源得以充实和增量,从而巩固长期执政的基础。
(一 )综合经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有关论述,经济资源既是党重要的执政基础,也是党执政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在中国,公有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资源。但是国有资产的实现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社会保障、货币分配、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和教育等,而未必要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次, 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中,还存在由于过早消灭私有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贫富不均、生产力标准不一的缺陷。我们正是在这个层面的理解上,提出开拓新的执政的经济资源。
我国政治运行的经济基础初创于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重构于1978年开始的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的社会主义改革,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和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为标志,已初步形成以"新式公有制"与"新式私有制"为有机共存的综合经济基础。 综合经济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执政的经济资源进行整合所面临的理论难题。传统的学术文章多从公有制必须占国民经济主体的视角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不能解决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公有制不占主体的经济现实。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不同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传统理论的困惑。而综合经济的理论 则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关于社会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论述,尊重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既关注整体经济模式的社会性质,又关注公有制实现的内在规律。
在综合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鼓励多种经济发展、股份制改造等政策制定中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鲜活的政治土壤；同时,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小业主、私营企业主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主义性质,并通过修改党章和宪法建议把这些传统政治体制外的人群纳入政治体制内部,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赢得了更广泛的经济资源。
(二）民主法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
在党的执政资源体系中,政治资源位于非常重要的逻辑层次。如果我们试图把党的执政资源作一纵向层次的划分,政治资源位于显性的经济资源之上,隐性的文化资源之下的中间层次；同时它也是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对执政发生作用的桥梁和纽带,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也往往通过这一环节发生互动作用。
第一,要开拓执政的民主资源。《决定》在论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时,突出强调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五个方面,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作了高度凝练的科学概括,反映了党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上的重大飞跃。我们党是人民的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行中,中国共产党应该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吸收人民参与执政。民主出智慧,民主精神在中国就是体现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民主资源既是共产党执政的最重要的资源,又是最具有扩张空间的执政资源。那么如何体现党执政的民主原则?列宁提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 相对于列宁的这两个要求,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我们党扩大执政民主资源的途径,即首先要做到政治公开,改变传统的封闭式的政治运作,使人民能够参与政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其次,改革人事制度,认真完善党和各级权力机关的选举制度,确保政治运行中人民对权力的控制,并在人民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调动人民对党的执政的支持。
第二,要开拓执政的法治资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法治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关于"法"的描述。中国历史上的"法治"是个人或少数人意志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个人或少数人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形式和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和法家的"德治"和"法治"作为两种治国方略,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无实质性区别。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自觉置于法律之下。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宪法、法律、法规都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规范,既是人们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认识逐步科学化、理性化的结果,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所以,依法执政就成为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因此,党在民主执政的过程中,也应通过法律程序把党的政治意志转化为普遍遵守的法律规范,从而在执政过程中,实现党纪国法的统一。
第三,要开拓执政的理论资源。除了民主、法制资源外,党的执政的政治资源还有一个理论发展和继承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政治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 并通过科学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来加以强化,使之成为党长期执政的最重要的基石。
此外,党的组织、军事资源等都是党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是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内部动员力量,这种力量是否动员充分,是否还有更大空间的动员可能都是值得思考的。而军事资源作为党的执政的根本保证,其资源整合的有效性是非常关键的。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既不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又要改善党对军事力量的领导方式；既防止这一重要资源的流失与弱化,又要防止其由于僵化的领导方式导致资源的退化。
(三）文化传承--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资源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纽带,作为执政资源的潜在层次,文化资源对党的执政起内在决定作用。 在文化资源的寻根过程中,我们既要从儒道释合流的自身传统中寻找,也要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共同的文化中寻找；既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中寻 找,也要在世界先进文化的学习中寻找；既要在显性的文化推进中寻找,也要在隐性的文化趋势中寻找。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 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 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 从文化的视角,党的执政过程就是通过对文化的传承来寻找文化力量的过程,因此分析这些改造的过程对于整合党的执政的文化资源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一,对传统的执政的文化资源的再挖掘。我国是一个具有长期大一统历史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秦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同生活的历史，中央的权威得到高度的尊重,在版图之内,法令的实施是统一而有效的。历史上的土地分封制没有给中国带来市场经济的萌芽, 正相反,国家的分裂给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因此,国家统一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内核,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同时,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的文化内核。另外,在国家的治理中,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如儒家关于处理统治者与人 民关系的"民为贵,君为轻"的阐释,如法家对国家依法治理的"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论断,如道家对于治理原则的"以正治国"的强调等等,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伴随着儒道释三教的合流,因此我们更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精妙内核中,探索新的文化资源。
第二,对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再传播。近两千年来,中国大规模的外来的文化传播主要有汉代的佛学传播、明清两代的基督教的传播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其中对我们国家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结合缔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也深刻地改造了我们文化传统的内核。同时我们认为,针对历史上的前两种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历史还很短暂，应该客观指出的是,这种传播目前仍在进行中,而 且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效果。
第三,减少文化误读,学习借鉴人类共同文化成果。由于文化距离的客观存在, 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的时候,总不由自主地带上了自己的文化烙印,总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身的文化标准去解读异质文化,这就是文化间际理解中的"前判断"或"理解盲点",即文化误读。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的那样,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 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借鉴西方积极文化成果时,我们也必须认识这种误读的可能性,从而打破文化的自我闭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并发展各种先进文化,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对话中,在传统文化与国外各种文化的对话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开拓党执政的文化资源。
(四)自治社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资源
自治社会或社会自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谈及自治社会时，我们会遇到相应的西方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的一些理念,如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NGO)、志愿部门、第三领域、第三部门和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概念。对于这些概念,本文在这里不作区分。本文只是试图说明,自治社会不是生来就有的,它只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并有可能作为党极为重要的执政资源。
在传统的政治权力格局中，作为政治体制内的重要一员,党在建国前的一段时期内拥有了全部的政治权力,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逻辑的合理性。因为长期处于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必须掌握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保障政权的顺利建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建国后，战争时期积累的政治运行体系也在在国家建立后的一段时期也保持了其惯性,甚至是一种深层的思维定势。这种权力的集中是以社会长期依附于国家的政治格局而存在的,是以社会自主性的缺失作为代价的,这种缺失曾使我国社会改革付出了较大的成本。
市场的开放, 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面临重构。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社会也开始要求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社会自我管理的呼声标志着公民社会的觉醒, 也构成了党执政的重要资源。而作为非政治中心的城市的出现、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网络社会的参与、知识分子对传统社会的改造等,都促成了中国自治社会的形成。仅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例,首先,在中国,有相当一些没有被民政部注册甚至没有认证的"草根"NGO如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次, NGO在国际经济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诸如中国打火机协会等在国际贸易反倾销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以维权为核心内容的社区自治进程。在过去的一年里,以业主委员会为原告,以物业公司为被告的系列民事诉讼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公民社会自治进程的加快。
除了NGO外,社团的力量正在得到重视。例如2003年底, 出于对民工权益的保护,北京市宣布将促成民工组建工会,根据时间表,2004年底 80%的建筑企业都要建立工会,68万民工将成为工会会员 。另外,一些政治价值不同的社团也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治社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是有重大意义的。首先,它能弥补社会治理力量的不足,并作为社会转型的减震平台为维护社会和谐起着积极的作用；其次,社会自治的力量以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表达者的身份出现,有其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内在轨迹,并为政治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正是《决定》中提及的党在新的社会时期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党可以把社会的主张和自身的愿望在自治社会中得到完美的结合,并在自治的社会中不断拓展执政的资源。
虽然资源有限,但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不是无目的的盲目扩张。资源整合的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基础。当然,党的执政资源远不止前文所说的四个方面,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如人才资源、执政时机等。所有这些资源都将在执政党的有效整合下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牢固基础。
注释：
1.夏兴有、章传家:《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3日B1版。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4.白钢、林广华:《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49页。
5.林尚立:《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6.蒋京议:《政治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重要课题》,《长白学刊》2003年第6期，第8页。
7.乔耀章:《从"政治的经济"转向"经济的政治"邓小平政治思想主要之点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社
8.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9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11.《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1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3.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64页。
14.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5.乔耀章:《重构政府经济基础--对转变政府职能的深度思考》,《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16-26页。
16.《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17.乔耀章:《从治民到官民互治--行政现代化历程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2-18页。
18.虞云耀:《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体会》,《理论动态》2004年10月10日,总第1649期,第11页。
1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页。
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1.章敬平:《拐点--决定中国命运的12个月》,新世界出版社,第138-144页。
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