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逻辑起点有别于研究起点和历史起点。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政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有关理论，结合我国现实的政治实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现实的中国个人”。现实的中国个人既有别于现实的中国人，又有别于历史的中国人、未来的中国人及外国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靠中国人自己走。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同现实的中国个人息息相关，不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政治生活，这就需要现实的中国个人通过各种学习途径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及能力，从自然人自我修炼为社会人、政治人，并积极创造条件，为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的政治生活做好必要准备。只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逻辑起点；人与政治；现实的中国个人；

一、现实的中国个人：自释义

“现实的中国个人”主要关涉到现实，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中国人及中国个人等几个方面问题。

何谓“现实”？现实是相对于历史或过去、未来或将来，现实还相对于抽象，相对于理想等等。现实是个多义词。从字面上看，就是可见的存在物、现在、实在、实情、实景、实务、实物、事实、事物、真实、实践、实际等等。所谓现实，我们认为主有三种时态，即：历史的现实，现在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历史的现实是现在的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在的现实是从历史的现实发展而来，是历史的现实的结果，是未来现实的起点；未来的现实是在现在的现实基础上的发展与升华。人们总是从历史走来，活在当下，志存高远。现在的现实至关重要，它是历史的现实通向未来现实的中介与桥梁。历史关照现实。现实指向未来。现实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只是一个时间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现实是无条件的，人们可以创造条件改变现实，实质上是在铸造未来。正确对待理想与现实。“暂时的是现实，永恒的是理想”。（罗曼。罗兰）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现实也是社会存在的第一美德。

“现实的人”及“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人，一般是指活在当下的人，是相对于抽象的人、历史的人、未来的或理想（浪漫）的人而言的。同理，现实的个人是指活在当下的个人，有别于历史的个人，未来的或理想的个人，甚至也有别于抽象的个人。问题在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是什么关系呢？“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其共同点在于都是现实的，其不同点只在于量的差异，“人”可指偶数，而个人一般是指奇数。我们以为“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内是相对一致的。但是，也不能不加任何区别的混用。现实的人，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个人。因为从字面上看，“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人”在个体层面上的表述。“现实的人”，可指两个或多个以上的“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如果从数量上看，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人”相对于“现实的个人”具有某种抽象性，而“现实的个人”相对于“现实的人”则更带有具体性、现实性、指向性。[1]

“现实的中国人”及“现实的中国个人”。在学理或抽象辨析意义上，“现实的中国人”与“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关系如同“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之关系。从引申意义上讲，“现实的中国人”与“现实的中国个人”关涉到现实的华人、国人、国民、公民、人民等等。中国人是一个多义概念，可从地理、人种、宗族、国籍等方面界定。一般是由政府从国籍意义上界定中国人。“现实的中国人”及“现实的中国个人”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具有现实差异性的概念。根据2011年国务院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境内居住的自然人总人口：1332810869。2011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包括人口总量、家庭户规模、性别、年龄、民族、各种受教育程度、地区分布以及人口流动等[2]（我们对中国总人口、中国人、中国个人，这些问题不做具体的比较分析）。我们从政治、政治学视角审视这些可靠的数据,主要涉及人口政治、家庭政治、性别（如妇女）政治、年龄（如老、中、青）政治、民族政治、教育政治、区域政治、农村政治、农民政治、城市政治、工人政治、农民工政治及人口流动政治等等。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应当处理好中国人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处理好“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中国人”、“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关系。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个人呢？现实的中国个人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中国个人。他们都应当以一定的社会角色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这样的中国个人合乎逻辑的就应当是指包括最广大的民众、群众、人民、干部、官员、“主人”、“仆人”等等在内的所有现实的中国个人。

二、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成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是从1982年提出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从那时开始。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狭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最初20世纪80年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20世纪90年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世纪以来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96年，我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一书的第一章“命题特色——历史结论引发的历史性思考”中曾经如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纲领性命题。[3]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首先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里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强调了四个问题: 第一，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对普遍真理，对我国的具体实际以及如何结合的理解与把握等问题。第二，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做到第一点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这是自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第三，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包括: 建设和社会主义。其中,“建设”是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的，“社会主义”则关系到建设的性质、方向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第四，强调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的结论会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主要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四个问题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4]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经典要义。

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十三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四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十五大政治报告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十六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十七大政治报告题目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八大政治报告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5]

走自己的路，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的发展道路。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政界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2006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其基本内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012年，党的十八大胡锦涛继续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我们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7]

关于我国政治发展逻辑起点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亦呈现异彩纷呈的状态。经过梳理，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观点：关于现实的人是政治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沪宁）；关于人民民生、民权、民主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刘尚希、关海庭、肖金明等）；关于党内民主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胡伟、周淑珍、魏礼群、奚洁人、丁晓强等）；关于农村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李明等）；关于国情、社情、世情是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闾小波、张明军、姚尚建、肖滨、唐皇风、程竹汝、程道平、任平等）。以上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虽然它们当中不少的研究成果是以“逻辑起点”问题提出的。但是我们应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作者内心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质的规定性前提下，我们对“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这两种表述不做严格的区别；第二，逻辑起点与研究起点、历史起点从学理上讲是有所区别的。逻辑起点是研究对象的最本质规定，是研究对象的最基本单位。逻辑起点坐落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阶段，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里。逻辑起点是事关科学研究全程的关键支点，它是前科学理论研究阶段的终极目标，又是后科学理论研究阶段的初始起点。逻辑起点既不同于研究起点，又有别于历史起点。研究起点以问题为逻辑，有多少问题就有多少相关的研究起点。相对于历史起点而言，无论是研究起点还是逻辑起点都具有某种从属性或被动性。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8]。逻辑起点是基于对研究起点和历史起点最抽象的理性概括。它们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用下图1所示：

图1

基于我们对逻辑起点与研究起点及历史起点问题的辨析，我们以为以上的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归类为“研究起点”与“历史起点”可能更为贴切一些。

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所关切的不仅仅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及其方方面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起点，而是要超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起点与其诸多研究起点之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从学界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看尚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认为“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三、现实的中国个人：以马克思“现实的个人”为理论依据

我们把“现实的中国个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政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有关理论。

关于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最早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表达的是人与政治的关系。其基本要义是：人天生与政治有关，人类是群居动物，而政治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的正是社会关系，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思考与行为几乎就是一种本能；人类是通过政治来定义的，也就是说，人类正是因为参与了政治才称其为人的，政治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基础。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本质有一种喻证：“人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从更广泛意义说是‘社会动物’”，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罕见的事”。[9]在这里，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不在于“人”、“天生”、“动物”上，而在于是“政治”还是“社会”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侧重于“人与政治”亦即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则侧重于“人与社会”亦即政治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区别或者说有所侧重，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才有了共同的论域和对话的基础。为着群体生活有序就必须有政治。这里的“人”、“群体”、“社会”以及“政治”具有同质态的语意旨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天生”主要是指“人”的本性及与生俱来的和群性。从每个个体人的出生开始，就必然开始了其自身的社会化进程。社会人必须参加社会生活，以及包含在社会生活其中的政治生活。如人的居家、结社是其人性的本身需求。不结社，不过群体生活，人就本身不能成为社会人。[10]而人的“天生”并不意味着“人”一出生，就具有参与政治的意识与能力。人有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老年期。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具体可分为婴儿期的政治性/社会性，幼儿期的政治性/社会性，童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青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成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老年期的政治性/社会性。相关研究表明，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政治性或社会性存量主要是从童年期以后开始并加速度的。因此，应该从童年期开始着手，加强对青年政治、成人/中年政治、老年政治以及“性别政治”问题的研究。人的政治生活意识、兴趣和能力等均要靠后天习得。这个习得过程就是人类的个体人不断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亦即政治人的政治发展过程。尤其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彼消此长的问题。现实中的人的政治性在政治化过程中的要素或存量会与日俱增，只能越来越远离人初始的自然属性，但永远不能告别人的那份初始的自然属性，或者说日趋政治化过程中还存留着的那种初始的自然属性，已经是对初始的那份自然属性的异化。只要为人，就永远不能告别他或她那种初始的位于彼岸的自然属性。

其二，人的政治性与政治化问题。所谓人的政治性是指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亦即社会性，相对于人的自然性。所谓人的政治化，是指人成为社会人、政治人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起始于作为人类个体的人产生，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永远处于从自然人向社会人亦即政治人的飞跃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对于作为类的人存在的每一个个体人来说，则从他或她出生的时日起便开始了他或她个人的政治化的生命历程。（根据“胚胎发育”原理，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要重新走过作为类的人的基本演化阶段：“重走人的长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政治DNA”的注入过程甚至可以前置到X+Y染色体合成过程或“十月怀胎”或“胎教”阶段）。

其三，人的社会政治化与政治社会化问题。从人类大历史观来审视，人的政治化亦即：从社会政治（国家）化到政治（国家）社会化。[11]一方面，社会政治化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过程中，不断改写由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通过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而形成新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衍生政治”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其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方面[12]。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则主要是使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逐步通过获取政治知识与能力，逐步形成政治意识与心理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涉及政治成员与政治体系的相互互动的持续过程。这两方面互动的缩略图景便是：社会政治——国家政治——社会政治。即从社会政治，聚焦并经过国家政治的历史中介，上升到更高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政治。人:自然人——社会人——政治人。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适性大道或总体趋势。

关于“现实的个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理解，经历了费尔巴哈的“一般人”，即“抽象的理性人”到“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有时分开使用、有时同一使用这两个概念）逐步演进发展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对“现实的个人”做了多层次的说明。比如从人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关系、交往方式、社会关系、生产实践活动主体、认识主体、社会历史主体以及思想观念的主体等多维度，对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做了科学的界定。因此他们把“现实的个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原点和逻辑起点，并使其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和中心地位。[1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深入研究，使他们对“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有了更为详尽而具体地现实性解析，揭示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客观规律自发发挥作用的历史过程，处于“必然王国”阶段。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过渡开启了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进程。那么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通过人类解放进而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的基本逻辑思路历程是：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经济关系——人与生产关系——人与生产力关系——人与劳动关系——人与人的阶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资产者与无产者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明确地暗示人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现实的个人（既包括资产者，又包括无产者），这是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

由此可见，既然“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那么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确认：“现实的中国个人”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如此作为是完全符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这一总体原则。

四、现实的中国个人: 应当做好过现实政治生活的准备

人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阶级的关系，进而是人与所有制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只要有人就有政治。而现实的人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而阶级、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的新贡献之一就是指出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14]这就说明：阶级、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范畴。只要产生阶级的条件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阶级产生和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私有性质。由此还说明人、现实的个人总是和一定的政治及阶级相联系的。那么，现实的中国个人一定是现实的中国政治的个人。现实的中国政治的个人与阶级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政界、学界的人们认知很不一致，通常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也对此选择回避。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经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级、阶层问题做过权威性的论述。中国社会分为五大社会等级与十大社会阶层。分别如下：五大社会等级（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或月收入数据）包括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十大社会阶层（根据资源拥有量的差异）包括：（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2）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3）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5）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6）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8）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9）农民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的三种资源）；（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15]

现实的中国个人，是通过具体阶级、阶层展示出来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就能向世人展示出现实的中国个人。从特定意义上说，陆学艺先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所蕴含的现实中国个人具体化了。因为这些等级与阶层都是由具体的现实的中国个人所组成的。不管这些人的政治背景属于何种等级或者阶层，他们都是现实的中国个人，他们都应当过现实生活。一方面，从历时态维度看，凡现实的中国个人都应当过现实的生活，不应当沉浸在历史的境遇中，尤其是思想观念远离现实还留在历史的堤坝那边；凡是现实的中国个人，虽然应当向往未来理想生活，但必须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现实的中国个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把理想带入现实生活（高尔基语），而不是也不可能只是生活在理想或浪漫主义之中。另一方面，从共时态维度看，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全面的现实生活，即现实的经济生活、现实的政治生活、现实的文化生活、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及现实的自然生活。尤其是现实的中国个人应当过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不仅仅是只过动物化的经济生活、物质生活、非文化、非文明的生活、自然人的生活。因为人与政治须臾不可分离，政治就不应当只是个别人、少数人专有独占的事。现实的中国个人都应当亲近政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把政治与治政，治治政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然而事实上，许多现实的中国个人还不能过全面的现实生活，尤其是还不能过现实的政治生活，还处在远离现实政治生活（譬如“围墙”、“篱笆”、体制、氛围）之外。

此类“不能”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从总体上可以如是认为：一个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如何，可以从该社会的成员与该社会奉行的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生活的亲和程度来检视。一个接近野蛮的社会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那种的政治和政治生活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则往往表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参和在政治生活之中，亦即大多数社会成员置身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此种的政治和政治生活不再成为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成为社会所有政治人的共享。此外，除社会国家在制度安排、体制存在短板缺陷外，此类“不能”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个人的缺陷所致。这些缺陷可能表现为：该现实的个人可能尚未选择好自己所处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方位；此类现实的个人可能尚未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思维、知识、技能等。譬如，国家宪法明文规定，每个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但你却不能也不会行使；又如国家规定城市社会基层居民自治权利、农村社会基层村民自治权利，但你却依然不能也不会行使，如此等等。

现实的中国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除了社会、国家、政府，他人把自己作为人、政治人看待以外，自己首先要把自己当做人看待，将自我修炼为社会人、政治人，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及能力，为积极创造条件，主动参与社会、国家不同层次政治生活做好必要的准备。我们认为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就必须勇于和善于从现实的中国个人实际所具有的政治素质这个根本问题出发，通过社会、国家、政府以及宣传教育部门及时普及政治知识和政治常识，不断提高每个现实中国人的综合政治素质，不断地从现在的“强人政治”向未来的“常人政治”转型，让健康的政治生活步入寻常百姓家，那将会成为一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美政”景观。当现实的中国个人都有相应的政治素质来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参与他们的政治生活之时，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就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政治——社会主义政治。

五、现实的中国个人：走自己政治发展的道路

“现实的中国个人”还有别于外国人，外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赖于现实的中国人走自己的路，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西方人的路。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己走出来的。邓小平当年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经典论断，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走自己的路”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主要在于: 在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之“根”基础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的现实政治基础，立足于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之前，勇于和善于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有益经验的关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大道的关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扎实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拥有的政治素质、政治热情、政治参与，就能够营造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希望！只有现实的中国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项目号：13ZZA0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时空视阈中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色问题研究”(项目号:14AZZ00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资助。乔耀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15123；巩建青，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5123

[1]朱亦一:《“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个人”的关系辨析》, [哈尔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年第06期。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1104/t20110428_30327.html

[3]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4]乔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再定位及前瞻性审思》, [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02期。

[5]习近平：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27/c_1121391548.htm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北京]《求是》2007年第21期。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党建》2016年第07期。

[8][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0]人是结社的动物 - 刘军宁 - 价值中国网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13-1-1/201410.html

[11]高清海，张海东：《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从人的本性看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12]孙正甲：《社会政治化刍议》，[哈尔滨]《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

[13] 李西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域里的“现实的个人”》, 《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03期；张苗:《关于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理论的解析》, 苏州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1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