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体系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执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执政党所拥有的充沛的执政资源，这些因素决定了执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核心能动者地位，作为社会的“整合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执政党；罗峰；社会整合；政党自身；执政资源；结构性要素；党的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变革背景；组织机构

政党权威，尽管在现实中会表现为一定的组织实体或者人格化主体，人们往往把它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审视或接受。但是，政党权威的本质内涵在于政党要能得到权威客体的认同和支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将政党权威与合法性理论关联起来，作者在书中论述过这方面的理论关联)，因而，在探讨政党权威问题时，要考虑其形成的环境，要分析不同时代背景或场景下引发人们对政党认同的各种要素。从理论上讲，政党权威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理念之上，政党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或者，政党所宣扬的价值理念如果不能契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它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形成权威性影响力。问题是，无论是人们的利益诉求，还是其价值主张，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是具体的，甚至是动态的，这就给执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作者对政党权威及其重塑问题的分析，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其视角都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从现实层面讲，政党组织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存在，要推进组织的发展，必须考虑政党所运作空间的变化，必须考虑其他主体的现实诉求。因而，政党权威的树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党要赢得他者的认同，必须对其进行理性分析，找出能引发这些主体对其认同的各种要素，并注意一定方式和手段的选取。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党组织及其组织中的个体付出极大的努力，通过组织的构建、方针政策的提出和政治社会化等活动来形成权威性影响力。同时，对一个政党来说，无论是引发认同的各种结构性要素，还是政党的活动方式与手段，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两个方面也会发生变化。以前能引发人们认可的一些要素或者方式、手段等可能会面临着新的适应性的问题，因而，政党权威一经形成，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执政党来说，政党权威面临着重塑的现实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明确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这里的先进性可以同政党权威联系起来，因为没有先进性就不可能有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书中，作者将政党权威放在中国的政治框架、社会系统和文化背景之中去考察，努力探索在这些领域中影响政党权威树立的各种结构性要素，从而为新的背景下政党权威的拓展、也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价值层面与操作层面的启示与思考。

从理论层面来说，作者将政党权威的获得、增进与拓展放在一定的历史维度和现实层面去考察，并超越政治学、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间的现存壁垒，把政党权威与嵌入性、整合(包括社会整合)等学术概念关联起来，得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必须构建制度性权威的结论。这种理论演绎为政党权威的研究探寻了新的理论资源，使人们更加关注政党权威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结构性要素，因而，作者的这种学术努力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嵌入”概念的引入与展开。自卡尔·波兰尼以来，“嵌入”在不同学科、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学中得到进一步地阐发。经济社会学的创始人格兰诺维特认为，一切经济行动都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不仅经济行为，甚至所有的行为都嵌入到关系网络中。“嵌入”强调影响组织行为的环境要素，组织是嵌入到具体的关系网络中。从“嵌入”的角度来理解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要考虑经济运转的逻辑，同时也要考虑这一经济主体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如社会关系等，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同理，从“嵌入”的角度来理解政党的行为，不仅要考察政党自身的结构性要素对其行为绩效的影响，而且还要考察在政党的作用空间中其他主体对政党组织的影响；不仅要考察政党自身运转的逻辑，而且还要思考政党运作空间中其他主体的运转逻辑。从政党权威的本质内涵上说，来自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其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嵌入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权威地位也就不可能树立。“嵌入”概念的引入为政党权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超越政党自身层面的论述模式契合了权威的本质内涵，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理论探究。而且，作者并不是简单引用“嵌入”这一概念，针对不同背景下中国执政党，对“嵌入”进行了演绎和展开，提出了“一元性嵌入”与“制度性嵌入”(或者是“法治性嵌入”)、“组织嵌入”与“人事嵌入”等概念，这些概念对某些现象与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其次，执政党“内整合”与“外整合”。政党的整合是政党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使整合的客体一体化的过程，政党的社会整合是指以政党作为整合的中心，它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领域的巨变使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解体、解组的可能，政党的整合可以体现在对社会解体、社会解组问题的克服上。在中国的语境中，政治体系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执政党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执政党所拥有的充沛的执政资源，这些因素决定了执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核心能动者地位，作为社会的“整合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执政党及其执政体系就是社会整合的中心。执政党在与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要以自己的意志和政策纲领影响国家与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执政党向外整合的过程，即“外整合”。同时，要使这种外整合有效展开，执政党需要向内的努力，提升自组织力，即“内整合”。这种“内整合”和“外整合”的效度直接影响到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作者将执政党的“整合”分为“内整合”与“外整合”，并在相应的章节对“内整合”与“外整合”的作用机理、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思考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如在“内整合”中，作者从组织理论出发，将政党看作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归纳出构成组织“自组织力”的结构性要素，并将它们与政党能力联系起来，而政党要提高“自组织力”，必须要解决就是在一般组织中也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问题，将制度经济学中“集体行动”的理论同政党的“自组织力”联系起来，提出了执政党“内整合”中的“选择性激励”问题，显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深度；在“外整合”中，作者运用“嵌入”理论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执政党这种“向外”的努力聚焦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分析每个领域的发展逻辑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执政党在政治层面嵌入的理性化、公民社会的生产和意识形态创新等现实命题，这些分析都具有一定的学理基础。总之，本书作者把政党权威的树立、拓展与执政党的“内整合”和“外整合”的效度关联起来的学术努力，丰富了政党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为研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三，政党权威的重塑与执政党的制度性权威。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执政党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会受到从革命到执政、从封闭到开放以及从计划到市场这些体制转换的影响。在各种体制转换过程中，面对着全球化的深度拓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完善、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以及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的新背景，党(执政党)置身在一个新的活动空间中，尽管党作用的领域还是那个领域，“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山里面”的要素与内容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构成政党权威的结构性要素，或者是这些结构性要素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政党仍依旧固守计划经济年代甚至是革命时期的行为方式，政党权威就不可能在新的时期得到树立与拓展。因而，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的政党权威重塑的命题就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后者，尽管在理论界也有学者提出政党权威重塑的命题，但像本书作者这样对其进行跨学科、系统性地论述，尚不多见。另外，在“嵌入”的分析框架下，政党权威的重塑不是执政党将自己的意愿强行输入或灌注给其他主体，而是要尊重其他主体的意愿与行动逻辑，如在政治领域，执政党的“嵌入”要考虑政府、人大等机构的运行规则，注意他们间的功能边界与行动范围；在社会领域，执政党的嵌入是培育、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要注意规范执政党自身的行为，防止将社会组织变成自己的分支机构，也就是“社会组织的政党化”；在文化领域，执政党的嵌入是要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文化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的自身的成长或发展规律，避免机械地灌输或强行整合。所以，执政党这种尊重其他主体和意愿的嵌入模式是一种制度化的嵌入模式，这种模式使政党权威建立可预期的制度体系之上，因为只有制度才是功能边界得以确立、运作规则得以遵循的可靠保证。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党权威的重塑应指向制度性权威，作者得出的这一结论是顺畅的，逻辑上是严密的。在一定意义上，制度性权威的演绎过程为“依法执政”提供了学理论证。

我认为，作者对政党权威问题的探讨既不是宏大的理论演绎，也不是微观的现实描述，前者容易产生论述上的空洞与空乏，后者容易导致方向上的迷失或对现实总体性把握的缺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既有对政党权威从革命到执政、从计划到市场的纵向把握，又有对政党权威嵌入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横向分析；既有对变革背景下政党权威受到挑战的总体分析，又有对执政党的不同作用领域所面临问题的具体阐释和回应思路，这种对政治问题和政治现象的“中观分析”的研究理路值得肯定。学界有若干著作，要么是宏观的理论建构，提出的问题和应对的思路常常是空泛或超现实的；要么是微观的个案分析，太具体，太琐碎，缺乏普遍性与实用性，很难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

当然，任何著作，其在理论探索过程中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书也不例外。比如，在“嵌入”概念的应用方面，还缺乏深度演绎；对政治层面的分析，还可以细化到人大、政府、司法等组织机构，等。这些问题，尽管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亮点，但就政党权威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研究而言，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