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是西方根据自由主义宪政原理提出的概念，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中国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照搬西方政治合法性原理与评价标准体系，有可能对中国政治作出错误的评价。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实现形式，传统观点更多地着眼于宪政与民主的形式要件，而在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合法性在于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样的理念并认真实践，在其执政过程中通过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而达成了真实内在的合法性。
一、合法性与话语权的争夺
合法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政党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法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合法性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合法性，它将很快就会崩溃瓦解。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1]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2]戴维·伊斯顿认为，人们支持的政治系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当局（政府）。[3]二战以后，基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认为：当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是执行民主政治和顺应民意。政府时常提出符合民意的法令来实行治理，然而这类法令的来源因政权不同而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民主的合法性来自其定期的、自由公正的竞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原则上，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民众对共产主义社会无以伦比的经济平等性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来获得合法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的问题上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思潮竞争的初期会取得道德上的优位和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在后来的竞争中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呢？在竞争的初期，殖民时代后期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对民族共同体独立存在的正当性需要理论上的支撑，而社会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可以为之提供所需。许多人相信，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民主的某种形式——将是一件好事，如果它真能奏效的话。[4]苏联的经济成就为其提供了绝对的证明。英美国家的福利国家或社会民主思想还未显示出效果，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剥削仍然严重地存在。在民众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则是保持着绝对的自由主义，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被认为是不民主的。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涵盖政治领域而且涉及到经济和文化领域。苏联模式的破灭，中国出现的政策摇摆及经济的“大民主”造成的恶果，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效果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而随着福利国家效果的显现，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修正，“通过促进实际上的需要的满足，资本主义也为政治民主并最终为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奠定了基础”[5]。
在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期的情况下，正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让出了文化领导权，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受到了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6]人们逐渐用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而且不再将眼光集中在某些个别的事件上[7]，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矛头对准了改革开放。如张雪忠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8]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念占据了政治道德制高点，自由主义民主人士掌握了民主政治的话语权，使用如此单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是一场结果已定的战斗。这种做法，在敌我对抗的情状下，无所谓正当与否，但是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
二、民主政治之于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中，民主政治不仅包括阶段性的选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包括劳动和分配的方式。“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9]“争取经济民主的运动比其早先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来，之所以进展更慢、更不确定，一个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比起限制选举权而言，其不公正性远非那么不言自明。”并且，如果一种既对参与者不过分要求又对大生产不至于产生太大损害的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容易找到，那人们会转向寻求一种代表制的经济民主。[10]其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对拥有权利的极度热衷，而对于权利的行使却难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民主的要求不拘于政治的层面，而扩大到经济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包含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双重民主政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决定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政治万能主义的思想模糊和混淆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辩证关系。而在当前，又存在这样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一种阴险的论调。西方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的领域，它只能在政治语言中被构想，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够达到。你不能在发展经济学中谈论民主，“自由”和“正义”不作为技术术语存在于经济科学之中。并且你不能够在发展的背上驶向民主，发展不是驶向那儿的，无论如何为了达到民主你必须行动。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通常认为快速发展与民主二者是相互冲突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反民主的强力。此外，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增进繁荣，而是指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扩张。经济发展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民投入到有等级制度的组织之中，在这些等级组织中，人们的工作在效率最大化的规则之下被规范。并且这种形式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消费者，也就是成为其生活依赖于大机器生产的东西的人们。这两个趋势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即便一个社会有民主的宪法、选举、自由言论和人权保障，经济发展也在每个人生活的中心放置了一种反民主的黑洞。由此可见，以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就是以“反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实际上，社会主义不反对民主政治，但反对终极性的，只包含自由主义宪政模式的民主。早在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就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基础。因此，我们的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主张：以经济发展来决定政治民主的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并为实现更高等级的目标准备必要的条件。“民主制也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制度的顶点。在民主制中，全部政治权力回归社会，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开始消亡了。要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民主制是必经的最后环节，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才会消亡。”民主政治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宏大目标的必要过程，而非终点。因此，西方学者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话语权上的优势定性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并以此来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显然是不公正的，二者并未在同一概念平台上讨论中国问题。
在现阶段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上，民主政治被偷换了概念，具有阶段属性的民主政治被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所取代。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提出，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这是十分不恰当的，不仅给了反对者以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而且误导了人民群众，阻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政治万能主义转换为了经济发展万能主义，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
三、以与民众的互动与融合作为合法性基础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在论述党的力量源泉的时候，将自发性和自觉性应用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列宁认为：群众体现自发性，党体现自觉性。党自身本无力量可言，但如果能够驾驭由于群众不满和群众运动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它便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几次变更，其核心在于如何维持治理国家的政治资源和能力，即保证执政的力量源泉。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之一便是群众路线。正因为有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可以把政权伸展到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建构一个比国民政府规模更大而且有效率的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基本的力量源泉，实现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从中得到执政的合法性。
经过十年浩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互动与融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办法，开拓了许多新路子，创造了许多新模式，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仍然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实现这一点，应当重视以下问题：首先，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现代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进的情势下，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虽然不能单独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搭建了一个平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并回报群众的良性循环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次，发展作为阶段性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但社会主义视野中的人类政治生活并没有终结。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的融合和裂隙的弥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民主”的实现在于克服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异化，而那种与市民社会特定个人利益相脱离，并且高于它们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因此，应当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融合的组织保障。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近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守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话语霸权和经济发展的表面化归纳，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胡夏枫，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周祖成，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241页。
[2]［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4][5][10]［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7、365、366页。
[6]强世功：《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读书》2009年第2期。
[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性危机发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参见［加］安德鲁·拉利波特、［英］马克·蓝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杨大群编译，《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6期。
[8]张雪忠：《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危机》，《联合早报》2008年9月21日。
[9]［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