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本来是个地理名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它却具有了多重含义。有文人士大夫的江湖，例如“人在江湖，心存魏阙”、“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士大夫的在野的身分或他隐居的地方，与之相对的是朝廷、庙堂，是喧嚣扰攘的市井红尘。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安谧的、悠闲的、超脱了是非功利的和充满了诗意的。另一种则是游民的生活空间，现今还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走江湖”、“闯江湖”就是取的这个意思。这个江湖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朝廷庙堂对立的，是与市井红尘有一定联系、又使得市井之人感到特别神秘的。它充满了艰难险阻、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明争暗斗。古代、特别是相对太平时期涉足江湖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它给平民百姓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它的人数的，这便是游民文化的力量。
游民文化、游民意识主要是通过通俗的文艺作品影响民众的。
鲁迅曾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马上支日记》）而这些通俗小说和通俗戏剧许多是由游民或游民知识分子创造的，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就通过这个渠道播散到民众中去。特别是民众在困难与斗争中需要思想与意志支持的时候，它们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宋代以后的农民起义、市民斗争、游民骚乱都可以看到这类文学作品的影响。其例证是举不胜举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春季卷中的论文《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里便详细介绍了通俗戏曲对义和团运动的巨大影响。文章中说：“也许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运动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在其自身的活动中存在着如此明显又随处可见的戏曲映象。我们在义和团仪式活动、舆论宣传、行为举止、言语服饰中不时地可以发现戏曲行当、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其实远不止是义和团，自宋代以后，随着通俗文学作品的普及，凡是有众多人参加的群体活动，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的影子。人们半真半假地排演着戏文，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却有时很像戏。
至于游民则更是如此。他们不仅从通俗小说和戏文中获得历史知识人生经验，而且，还从反映游民情绪与意识的通俗小说和戏文中受到反抗现存社会秩序激情的鼓舞，以及学得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经验。通俗文学中带有游民气质的英雄永远是他们模仿的榜样。特别是发迹变泰的英雄人物，游民们对他们艳羡、崇拜异常，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体面的结局。程咬金、秦叔保的故事为他们津津乐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与自己类似的苦难，通过奋斗、最终又能出人头地，博个封妻荫子（这正像今日人们爱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故事一样）。在组织化过程中，游民能从游民文化中吸取思想、获得灵感，演出极其壮观的活剧。
游民组织中历时最久、波及最广、卷入人数最多的便是天地会。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天地会的性质、建立过程与斗争经历。我们这里仅就天地会从通俗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启示作一些分析。朱琳《洪门志》中记录的入门的“三把半香”诗，是在入会仪式上对新会众进行教育用的。其仪式是极富戏剧性的：
二把香来仁义香，桃园结义刘关张。
弟兄徐州来失散，关公被困在土山。
曹操差来张文远，顺说关公降曹瞒。
上马金来下马银，美女十名解战袍。
后来修下辞曹表，去到古城会故交。
第三把香：
三把香来根本香，梁山结义有宋江。
聚齐一百零八将，不分男女摆战场。
河北收来卢俊义，外有兵来内有粮。
第三把半香：
半把香来威风香，瓦岗寨上逞豪强。
咬金有福为山主，假仁假义西魏王。
三十六人同结义，内有三人不投唐。
好个忠义王伯党，赤胆保主西魏王。
唐王斩了单雄信，秦琼哭回半把香。
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西魏王。
三把半香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这里涉及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随史遗文》、《说唐》等多部小说，并表白了要向它们借鉴些什么。在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人们——特别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在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劳动生活，家人、亲戚、朋友都在那里。一旦他们变成了游民，便孤独地行在城镇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游民们便模仿宗法社会的兄弟关系，结拜为义兄义弟。于是《三国志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便成为他们模仿的样板。这就是“仁义香”，而《说唐》中瓦岗寨最后的分裂便成为结义有始无终的教训。《水浒传》中梁山便是他们依靠，是游民的归宿，所以它是“根本香”。天地会还模仿梁山的组织结构建立起自己的准军事组织。会中每一个独立的单位都称之为山，都以“西鲁神话”中的朱洪英与前、中、后五祖，还有万大哥、陈近南为精神上的领袖。实际上的领袖称为“山主”、“寨主”、“龙头大爷”，并设“副寨主”与寨主共掌会务。另外还设有一个预备性的领袖，名叫“通城幺满”。每个山头的核心组织称内八堂，它包括：香主、盟证（具有高参性质）、“座堂”（总管山寨事务）、“陪堂”、“管堂”（负责人事）、“执堂”（负责执行任务）、“礼堂”（负责缮写文书、制订礼仪）、“刑堂”（负责执行会内法规）、“护剑”或称“护箭”（负责保护令箭）、“护印”（保护印信）。“护剑”、“护印”两者有职无位。“内八堂”除了“香主”、“盟证”属于高参性质，“刑堂”属于执法外，其他皆为领导核心的执行机构；此外还有“外八堂”负责处理与执行具体事务。如果我们把这与梁山在组织上分为领导中心、战斗序列、侦查交通、军事后勤、司法监察、掌管文书文件等部门相比较来看，天地会是取法于《水浒传》的。
天地会是游民的组织，不管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也不管其目的经过什么样的变迁，但他们的领导与中坚都是游民。他们从反映游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吸取思想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这样说，游民在组织化过程中，反映游民意识的小说与戏剧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一点，在天地会的内部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天地会不是秘密宗教，它没有自己的经卷，但为了团结会众以及在组织活动中运用，藉以增加凝聚力，它们也制造了创建天地会之传说和只在会内流行的诗歌（在开会活动时可以对唱）。像“西鲁神话”，就是关于天地会起源的传说，这个传说从通俗小说中汲取了许多情节（详见拙著《天地会起源之谜》）。天地会内部的诗歌创作，受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更为明显。我们随手便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日出东方一点红，秦琼打马过山东。
跨下一匹黄标（骠）马，五湖四海访仁兄。
秦通六国访伊尹，文王渭水访太公。
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张访孔明，
敬德曾把白袍访，孙权自出访周郎。
天下英雄访英雄，地下豪杰访宾朋。
唯有兄弟无处访，今日幸得遇仁兄。
——《中国秘密社会史》
这些诗歌作品往往与天地会的具体活动有关。上面所举是会众出门、拜山、访问同志时所唱，其中受通俗小说、通俗戏剧影响之处十分鲜明。其他如开山立堂、通信联络、行军打仗，皆有诗歌，或诉说天地会艰苦、惨淡的创业根由，或盘诘问答、以避免奸细混入，或坦直地表达英雄情怀、以互相鼓舞。至于天地会在活动中借鉴通俗文艺作品的目的则说：“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指那些诉说天地会创建时冤情与苦情的诗歌）。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孙中山选集》上）
游民奔波与驰骋的“江湖”，有的组织化了，如明清以来的各种各样的秘密会社和行帮，但大部分游民群体没有形成有形的组织，游民之间只是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认同关系。我们熟知的各种闯荡江湖的艺人，吃开口饭的说唱艺人、跑马卖解的、舞枪弄棒的、算命看相的、卖野药的，乃至“车”（跑长途赶车的）、“船”（船夫）、“店”（开店的）、“脚”（搬运夫）、“牙”（买卖经营的中间人）等等，每个行当之间都存在着彼此认同的关系，强调他们是一个祖师爷传下来的。他们几乎都有属于自己本行的特殊隐语（称之为“切口”或“春点”）和特殊的行为规范，本行一看便知，相互间还会有些照应。这是险恶的游民生活空间里的一点点温煦，有些武侠小说中把它无限夸大，使得游民生活变得富于诗意，并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