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着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
[关键词]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的思想演化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四个大的阶段，[1]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理论内核：在基本假设上，都认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并把它作为理论演绎的逻辑前提；在分析单位上，坚持国家中心论和理性国家论；在核心概念上，坚持权力政治论；在哲学观上，对国际政治总体上持悲观态度，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冲突的，历史是不断循环而不是向前进步的。[2]但在如何理解这些基本假设，怎样精确地界定和解释核心概念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同时，自中世纪末期复活以来，现实主义作为整体也在不断地遭受外界的批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一直伴随着现实主义的演化与发展。
一 无政府状态与安全困境
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安全困境则是国家对这种体系性质的认知结果。尽管各派学者都认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并对安全困境持悲观态度，但对其引发的后果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对如何破解安全困境也各持已见。
1.关于无政府状态。传统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摩根索认为，引起权力争夺的原因之一是不存在仲裁者。[3]但传统现实主义只把它作为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的次要因素。因为传统现实主义是以人性为起点展开对国家行为探索的，把人对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指出国家受人性支配，冲突和战争植根于人性，所以传统现实主义又被视为人性现实主义。[4]新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理论起点。无政府状态源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意指“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强调的是混乱和无序，但华尔兹在运用时去除了其中的人性论色彩，将它更客观地界定为缺少提供公共安全的中央政府，他认为无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战争和混乱，因而国家对无政府状态的反应与前人所强调的个人对自然状态的反应态度就有所不同。华尔兹更强调国家的自助、内向和防御性，而前人更强调向外和进攻性。
人们普遍认为，新现实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摒弃了以往现实主义的人性分析，因为人性是不确定的。华尔兹认为，人性本身无法解释战争与和平，人性既是1914年战争的原因，同样是1910年和平的原因。[5]新现实主义的这一指责似乎很有道理，并被人们长期接受。从逻辑角度看，人性确实是常量。但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国际社会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也是恒定的，同样是常量。根据逻辑规则，常量无法解释变量。这说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只能作为假设起点，要真正形成因果关系，还要依赖其他变量，即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体现为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即国家的理性，它建立在国家的能力基础上；后者体现为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即对安全、生存、威胁的度量，这也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上。国家的能力，无论是相对能力还是绝对能力都是可变的，它可以改变国家的欲望程度或政策目标，也可以改变恐惧的程度和大国的行为，[6]因而它才是真正的变量。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尽管是无政府的，但并不必然孕育战争和冲突，安全并不稀缺，国家可以通过自助来获得安全。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进攻性现实主义却认为无政府孕育着危险和战争，安全是稀缺的，国家要获得安全，就必须扩张和侵略，以权力最大化获取安全最大化。[7]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性质相当模糊，安全无所谓稀缺或充足。同时，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具有首要决定作用，不能单纯依靠个人的权力欲望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国家的认知、政府的体制形式等因素都会制约国家的行为。[8]
2.关于如何打破或克服安全困境。“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最早正式来源于约翰·赫兹的描述，赫兹认为，无政府社会的存在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集团或个体为寻求安全，不得不去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以避免他人权力的影响。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人带来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去做最坏的打算。由于没有人能够感到完全安全，那么权力竞争就无可避免，恶意的安全和权力积聚的循环就会继续。[9]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就是获取相对权力的最大化，以进攻作为最好的防御。[10]防御性现实主义则区分了具体情况。华尔兹承认安全困境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国家可以或难或易地予以应对。[11]其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阐述了安全困境的具体情势。杰维斯认为，检验安全困境有两个关键变量：防御性武器和政策能否与进攻性武器和政策区别开来；防御和进攻何者更有优势。他认为安全困境并非全是危险和无法避免的，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防御比进攻更具优势，而且一方力量的上升对安全的增加程度要大于它对他国安全的减轻程度；因而尽管存在安全困境，但国家间仍然会采取包容性的安全政策，现状国家即使有威胁，其程度也是有限的。[12]
传统的自由主义学派不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性，认为国家间利益有和谐的一面，可以通过发展自由贸易、扩展民主政体或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等手段来走出无政府状态和均势时代。[13]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逻辑和安全困境并不否认，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但对现实主义忽略和否认相互依赖的重要性，过分夸大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及其冲突性后果持批判态度，由此产生双方在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合作与冲突等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观点。[14]新自由主义视安全困境为囚徒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引进了制度合作理念，认为制度有助于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安全困境的解决。[15]
对现实主义无政府逻辑的真正质疑和批判来自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没有否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但认为无政府状态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他反对现实主义从中推导出的单一的自助性逻辑及权力政治观。温特认为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给定条件并不正确，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国家造就的，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存在三种结构，即霍布斯结构、洛克结构和康德结构。[16]
二 权力、国家与国家对外行为
权力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国家则是其基本分析单位，但在权力的内涵上，权力与国家的动机、目标以及国家对外行为的相互关系上，现实主义各派学者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而权力观、国家观更是其他学派批判现实主义的重点。
1.关于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的分歧。因使用场合和对象不同，“权力”（power）一词在国际政治中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在综合国力的意义上多具绝对涵义，而指称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时，更多运用相对概念。在绝对和相对内涵上，各流派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
“能力塑造意图”是古典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教义，此处的权力更多是相对概念，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能力分配状况。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大量地阐述了绝对权力，即国家的实力，但在论述国家对外政策时，他也提出要重视权力的相对性。[17]摩根索观点的模糊性导致后来的学者做了各取所需的理解。例如，华尔兹认为摩根索将权力当作目的本身，国家关心绝对权力而不是相对权力；米尔斯海默则认为摩根索表明，国家主要关心追求相对权力。[18]
新现实主义用权力来定义结构的属性，权力在新现实主义中被当作国家的组合能力。华尔兹认为国家在功能上是相似的，区别只在于它们能力（capability）的大小。能力在国家间的分配以及在分配中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体系的结构和变化。[19]但华尔兹并未具体阐述能力的定义和内涵，只是提出要以国家的任务来界定能力，从他强调国家的位置性防御来看，似乎更重视绝对权力。
进攻性现实主义更为强调相对权力和相对获益，认为国家最关心的是相对权力，尤其是物质能力的分配，从而在体系中获得权力优势。[20]防御性现实主义承认相对物质能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变量，[21]但它们更重视绝对权力，即国家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
2.关于国家的动机与目标。传统现实主义认为，虽然国家的目标是获取利益，但利益却需要以权力而非道德、正义来定义，获取权力最大化的欲望在国家间是普遍存在的，是国家行为的动机，寻求到足够的权力既是国家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也是其直接目标，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持、增加和显示权力。[22]可见，传统现实主义虽然把利益作为国家的目标，但利益却是虚置的，只有权力才是实在的，权力既是动机、手段，又被看成目的。
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社会中，安全是最高目标。只有生存得到确保，国家才能安全地寻求其他目标，如安静、利润和权力。国家最关心的不是权力最大化而是保持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23]新现实主义者不是将权力本身视为目的，而将权力视为是可能有用的手段，权力太少或太多，国家都有风险。软弱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阻止敌人下手。但过多的力量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增强它们的军备并彼此联手。在关键时刻，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24]
进攻性现实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认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霸权。但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动机是生存而非权力欲望，这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决定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继承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权力增生的诱因，强调维持权力而不是增加权力。[25]新古典现实主义回归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重视，但避免用单一的权力来定义它，认为国家的理性在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影响力的最大化；也不同意将安全作为国家首要目标的新现实主义提法，认为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并不符合所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并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扩张、征服行事的。[26]
3.关于权力、安全与国家的防御和进攻行为。古典和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动机、目标和行为间的关系是“能力塑造意图”。权力欲望这一动机驱使国家去进行权力争斗，同时国家能力的变化又会影响甚至决定意图的改变。修昔底德说，强者做其想做的事，而弱者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传统现实主义则假设，一个国家的利益是由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的实力所决定的，[27]国家实力与其目标利益间有水涨船高的关系。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是安全之所，国家不必从事侵略性行为，当它们这样做时，就是为动机而不是安全所驱使。[28]对安全的追求无法导致国家的侵略行为，只有当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时，它们才会进攻。国家在不安全时期扩张，以对抗有侵略野心的强国，而当国家感到足够安全时，它们就不会扩张。[29]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古典现实主义“能力塑造意图”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体系结构决定国家政策”的论断合二为一，认为一方面，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时刻关注生存和安全，对安全稀缺的担心和他国意图的无法把握使国家产生威胁感，畏惧催生进攻，迫使国家通过进攻来获得权力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安全最大化，所以国际体系中充斥着修正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修正主义国家并非时刻采取进攻性策略，但这是因为它们的能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一旦利益超过成本，它们就会大力扩张。[30]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驱使国家实行进攻性对外政策，以获得增加更多权力机会的优势，并削弱潜在的挑战者。[31]
在国家的动机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变量，即不确定性，它指一国无法把握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意图。现实主义都承认不确定性，但在国家如何应对和管理不确定性方面存在差异。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从来无法明确彼此的意图，只能假设对方持有最坏的意图，很多悲剧性的国际政治结果，如安全困境和预防性战争都是源于对意图不确定性的最坏假设，[32]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是做最坏打算，先下手为强。防御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可以通过防御来保护自己，避免敌视的意图。新古典现实主义认同“能力塑造意图”的传统现实主义教义，但认为应该加入国内结构的变量。
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认识也不同。进攻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继承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在功能上是相似的，排除了国内政治的影响。传统现实主义则认为尽管国家都是为了追求权力，但在属性上是有区别的。基辛格区分了合法性国家和革命性国家，认为战争出现是因为存在着革命性国家。[33]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来说，执行与实力相称的外交政策是国家的理性所在，所以摩根索区分了三种外交政策，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家理性既非单纯的进攻，也不是完全的防御，而是进攻和防御并存，这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和具体情势。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利益是以安全来界定的，国家的理性在于取得适当的权力，在于维持权力而不是无限地增加权力。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国家的理性不是是否进攻，而在于何时进攻，用什么方式进攻。
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和权力政治论受到了其他学派的强烈批评。多元主义学派认为，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已由“国家间”政治进入超国家阶段，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的惟一行为主体，继续强调国家的中心地位不利于正确、完整地认识世界政治。阿什利认为，国家行为体的假定，是一个先于科学并免于科学批评的形而上学信念。尽管新现实主义把严格的证伪作为验证理论进步的标准大事渲染，但是它信奉的国家主义却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证伪。[34]
批判者们认为，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的过分强调导致其解释变量单一。康德曾经指责过近代欧洲流行的权力平衡思想，提出在商业基础上建构世界联邦实现永久和平。威尔逊理想主义也认为权力平衡是导致近代战争的重要原因，必须用集体安全来代替。多元主义承认权力的现实，但认为单一的权力政治模式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复合相互依赖时代的世界政治，国家对权力特别是军事手段的使用正在趋于多元化，权力必须针对具体问题才能起到最适合的结果，军事力量并不是最主要的权力之源，安全和相对地位并不是国家压倒一切的核心目标，权力并不总是能达到如现实主义者所期望的效果。[35]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将权力视为硬通货，夸大了权力与金钱的类似程度。[36]
温特的建构主义批评新现实主义单纯物质主义的结构假定，隐晦地称之为庸俗或还原性物质主义，他认为华尔兹的物质权力结构中隐含了利益分配的假定。在建构主义看来，这些利益主要是由观念建构而成的，这样，建构主义就将观念和文化的建构功能作为先决条件嵌入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解释模式中，力图实现其弱式物质主义的国际政治观。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温特赞同国家中心论，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同时也不赞同现实主义对国家所持的强式本质论观点，认为像追求权力和自私自利这类被视为是国家固有的特征实际上都是非本质的，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因而主张对国家持最小主义观，反对将国家施动作为无可置疑的给定因素，并运用建构观点解释了国家的团体施动属性。[37]
三 方法论、历史观和理论评估
现实主义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各有特点。古典现实主义主要使用哲学逻辑分析法，传统现实主义主要是历史文献分析法。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整体上采用理性演绎方法，同时借鉴物理学、经济学方法；吉尔平使用了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法，大量运用图表、曲线。此后的现实主义者在方法上更倾向于将历史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
分析视角是现实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分歧。古典和传统现实主义重视国家层次的分析，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把国家即单元层次因素放在解释国际政治的第一位，而将国际结构因素放在第二位。[38]新现实主义则明确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作为第一位因素，忽略国内政治和国家属性。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都继承了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比较中和，它重视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但也将国内政治作为干扰变量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试图将结构层次和单元层次结合起来，尤其重视体系压力是如何通过决策者认知来对国家产生影响的，以图提出新的分析框架。
华尔兹对古典和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方法颇有微辞。除了不赞同摩根索的人性分析外，还批评摩根索只能处理局部事务，只能提供理论的要素而不是整个理论，认为其原因在于摩根索、阿隆等人使用历史归纳法，并援引了著名的“如果克拉帕娄的鼻子短一点，世界历史就会不同”例子。[39]
根据分析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华尔兹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层次上的区分。他认为传统现实主义属于国家层次的理论，不能很好地理解国际政治，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行为者发生了变化，而类似的国际结果却依然存在。新现实主义正好相反，它是为了解释国际政治的结果而出现的，是国际层次的系统理论。[40]
尽管在具体方法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各派学者都持有权力尤其是物质权力观，并大多信奉近代以来将理论视为理性思维的产物，强调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原则的信念，因而就整体来说，现实主义持有物质本体论和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但这种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研究纲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反思主义－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反思学派认同权力、制度的重要性，但认为一味强调物质本体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行为体对彼此关系的观念和认同同样重要。反思学派反对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和一元化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独立的、客观的知识标准并不存在，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支配地位。[41]
现实主义在总体上对国内政治因素的淡化和对国家黑箱化（black box）处理的分析模式受到了其他学派的强烈批评。在第三次大辩论中，批评者认为现实主义的撞球（billiard ball）模式并不符合现实，与之相对应，多元主义提出蛛网（cobweb）模式，新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章鱼（octopus）模式。[42]同样，二战后相互依赖概念的重兴，特别是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 概念、基欧汉等人提出的“跨国主义”范式等都是对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际关系冲突本质的一种批评。
很多学者还批评现实主义的历史循环论立场，认为现实主义不重视变革，反历史主义。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在解释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变化和国家国内结构变化的根源时显得特别薄弱。[43]考克斯强调，新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不是历史的，华尔兹的理论没有能力解释或说明结构转换。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对历史的过程、实践、权力和政治都保持缄默。[44]林克莱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忽略了道德、文化、规范等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对单元和体系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解释。[45] 温特也不认同历史循环的主张，而是对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化持乐观的态度。[46]
此外，在理论的功能上，现实主义还被认为具有6个缺陷：（1）预测力不足；（2）说明描述能力不强；（3）拒绝新的解释模式，无视其优点；（4）不能合适地描绘或解释世界；（5）不完善、具误导性、不精确、概念混乱；（6）难以为政策建议开具处方。[47]
冷战后，现实主义解释范式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受到了更多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温特对现实主义诸多核心假设进行了全方位的质疑、修正和限定，企图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颠覆现实主义，建立一种全新的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2）部分学者对华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流派如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提出质疑，如认为这些新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再坚持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沦落为自由主义、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48]（3）从具体的研究议题、方法论和学科评估方面对现实主义进行全面剖析，这种剖析自冷战结束一直到世纪之交，其间经历了米尔斯海默和一些批评者的小论战。[49]在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评估中，既有现实主义者自身的总结、坚持和反思，也有其他阵营的批判。格里科认为现实主义在经验预期、国家的权力偏好、国际制度、互动效果和民主和平论五个方面面临着巨大难题。郝斯梯认为，现实主义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本质特征与现实之间具有巨大差距，现实主义只是观察政治的一个视角，而不是全部视角。甚至作为一种视角，它也具有严重的描述、解释和处方性问题，例如它忽视殖民主义、维持和平等国际制度，漠视变化，研究视野狭窄，自身研究框架不完备，对战略选择提供过于单一，更致命的是，它对革命和进步缺乏兴趣。瓦斯奎兹则抓住现实主义范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解释缺陷，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和平时代、和平国家、和平区域的存在说明了现实主义对和平问题的悲观预期和极端思维并不正确，其论证也是不完备的，这证明了它们作为研究纲领的退化性。此外，他还全面评估了现实主义作为主导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理论困境和解释力不足问题。[50]
四 评论与启示
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在科学性和精确性上有所欠缺，但提出了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的总体框架，对后来的影响较为全面和深远。由于使用历史人文方法，它对国家行为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新现实主义实现了科学的简约和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在理论建设和学术成就上达到了新的高峰，不过理论较为抽象，又侧重于宏观的研究，对国家行为的直接指导作用似乎有限。其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虽各有长处，但都有绝对化的嫌疑，前者具有现状国家偏好，后者则有修正主义国家偏好。前者的缺陷在于无政府体系和对安全的追求无法有效地推出国家要采取防御行为；后者正好相反，生存最大化和安全的追求也无法推出国家要采取进攻行为，安全的动机不是进攻行为的理由。从实践上看，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适应面更广一点，但无法解释二战中德、意、日等侵略国家的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只能解释侵略国家的行为，无法解释英美在崛起后的相对收敛；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综合二者，但从逻辑上看，变量过多会影响到理论的科学性，解释力的普遍性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冷战后诸现实主义在逻辑上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国家的动机和行为间的差距及其原因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国家到底是整齐划一的，还是各具个性？在动机和行为间是否存在中间变量？实际上，在分析特定国家的对外行为时，中间变量即国内状况无法回避。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会汇集成国家的理性，并体现为国家的政策或战略。尽管国家具有权力欲望，但理性会驱使国家正确估算实力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从而采取合适的外交政策。因此，动机的原始冲动并不必然转化为理性的决策和行为，能力最大化并不等于政策利益最大化。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都否认了中间变量的存在，因而得出国家要么偏重于维持权力，要么偏好进攻，这样划一的定性使得其理论难以准确地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
一部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学术批判史。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界保持着领先和主导范式的地位，与分歧和批判所带来的学术触动、交流和对话密不可分，它推动现实主义由传统走向科学，不断向精确、精致的方向发展，权力概念的修正、理论逻辑起点的确定、分析层次和视域的拓展等都是其重要体现。与其他学派相比，现实主义者似乎更为“顽固”，但事实上，很多现实主义者都在借鉴自由主义和其他学派的成果。即使是以自负、傲慢著称的华尔兹也在对批评的回应中解释和限定了自己的理论（如对国家中心论的解释，对变迁和历史问题的说明等）。相对于自由主义的一盘散沙和建构主义的解释无力，现实主义尽管面临困境，但解释力仍然最强、影响仍然最大、发展前途仍然较为光明，笔者认为它将会继续引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潮流。无论人们是否认同现实主义的观点，它对整个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都是无可置疑的。例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承认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温特也接受了现实主义将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假设，并强调自己的理论也是结构主义理论。[51]实际上，尽管受到不少批评，但现实主义的无政府假设、理性国家论和国家中心论仍然受到学界普遍的认可，甚至被视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共识，[52]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 学界对现实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没有包括古典阶段，而是将摩根索等人的理论称为经典或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我们则取广义上的划分。冷战后现实主义诸流派的介绍可参见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第29～34页；Glenn H. Snyder, “Mearshemi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1, Summer 2002, p.149；Gerald Geunwook L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Contradiction of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12, No.2, Winter 2002/2003，p.196。
[2] 基欧汉、吉尔平、尼科尔松、格里科等人都曾论述过现实主义的核心前提，参见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9，pp.38-39；[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英]提莫???邓恩、密切尔???考克斯、肯???布斯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89年的国际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3] 传统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看法见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Jr.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5，pp.78-79；[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 参见Kenneth N.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7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页。
[5]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6] Gerald Geunwook L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 p.200.
[7]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9页、第37页注46。
[8]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第32～33页。
[9] John H. Herz,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DavidMcKay Company, Inc., 1976, pp.72-73.
[10]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9页。
[11]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51页。
[12]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Phil Williams, ed.,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39-245.
[13] Scott Burchill, “Liber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New York: Palgrave Company, 2001, p.32.
[14] 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4～5页。
[15] 叶江：《安全困境析论》，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13～14页。
[16]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315页。
[17]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37、141～203页、207页。
[18]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70页注21。
[19]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80.
[20]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9页。
[21] David M. Edelstein, “Managing Uncertainty: 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Security Studies 12, No.1, Autumn 2002, p.1.
[22]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35、63～123页。
[23] 转引自Glenn H. Snyder,“Mearshemier’s World,” p.152。
[24] Kenneth N.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p.79-80.
[25]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21、66、19页。
[26] 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第32～33页。
[27]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著，门洪华等译：《从财富到权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28] Gerald Geunwook Lee, “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 p.197.
[29]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10、30～31页。
[30]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页。
[31] Steven E. Lobell, “War is Politics: Offensive Realism, Domestic Politics, and Security Strategies,” Security Studies 12, no.2 (winter 2002/2003)，pp.169-181.
[32] David M. 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p.1.
[3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3～84页。
[34]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46页。
[35]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24～38、327页。
[36]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77页。
[3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9、123～125、10、253、303页。
[38]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页。
[39] Kenneth N. 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p.71.
[40]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0～105页。
[41]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6, pp.91-101.
[42] [挪威]伊弗?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43]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36.
[44]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94、227、266～268页。
[45] Andrew Linklater, “Neo-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UK: Policy Press, 1995, pp.251-252.
[4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前言，第30页。
[47] Charles W. Kegley, Jr,“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to Realist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 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5.-8.
[48]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及代表性文章可见唐小松：《论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命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7～14 页。
[49]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The Essence of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Re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2.
[50] Joseph M. Grieco, “Modern Real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hn Vasquez, “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Peace and War”; K. J. Holsti, “Performance and Perils of Realism in 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ll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Re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34-86. 瓦斯奎兹对现实主义范式的全面评估见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Cambridge CB2 2RU：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ntroduction, pp.1-9。
[51] 参见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Re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154-155；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页及译者前言第25页。
[52]参见胡宗山：《假设、模型、范式：方法论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5～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