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职责实际上也是学者的职责。学术研究在于探求真理，在于挖掘具体问题的发展规律。简而言之，学术研究的职责就是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当今，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已经相当不易。这是因为，学科体系和学科门类前人都已经建立起来，既有的思想、理论都作为一种体系而存在，要颠覆一个具体的理论观点容易，但要颠覆一个学科体系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创新特别是进行一个体系化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只能是在既有的体系中进行枝枝叶叶的修建而已。当今，世界各国都提出构建本国的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这样的口号固然需要，但很可能这也只是政治口号而已。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创新体系必须要建立在理论创新体系之上。既然当今世界几乎不可能构建理论创新体系，那么，国家创新体系也只能是在国家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填补而获得发展罢了。但是，不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可以拥有创新战略。尽管战略具有全局性，创新战略可以不依赖理论创新体系，而可以依赖于某一理论创新观点、某一创新技术而成就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所以，当前，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新型制造业等的国家创新战略，都是基于某一具体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而制定的国家创新战略，而不是国家创新体系。简而言之，当今的学术研究职责在于从某个具体的领域来进行观点创新并以此来支撑技术的创新。

创新不易，但说真话可能更难，而学者的天职应该是说真话，为社会的公共利益说真话。然而，现实中有诸多的因素使学者不愿意说真话了。

一是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下，学者“制造”论文的压力远远大于学术创新的压力。而为了“制造”论文，就不得不迎合现实的需要，言不由衷地对现实政治话语进行解释。就论文本身而言，既不是论文，也没有任何创新，完全是用政治话语的宣传取代了学术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样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废话。

二是争取对领导人讲话的解释权，目的是争取成为决策部门的智库。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甚至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力资源。智库，奈思想之库，而不是解释领导讲话。现在全国各高校、各研究机构都在努力争取做高端智库，目的就是要获得政府的资源和资金支持。然而，全国如此众多的智库，如果都能够提出独立的见解，那么领导人究竟如何进行决策，听谁的意见来决策?在众说纷纭之下，领导的决策能力会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就无法进行科学决策。智库不宜太多，而在于在几个重要的智库意见之中进行比较和权衡，这样就能顺利地进行决策。太多的意见就等于没有意见，太多的智库，就基本山在迎合领导的意见，结果导致领导还是在智库对自己的赞扬声中按照自己的意见决策。这样有智库与没有智库根本就没有区别。再说，高校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不是资政。高校做智库，似乎把高校的功能完全异化了。特别是为了获得领导的批示，各高校的智库想尽办法向领导的秘书进行攻关。这哪是智库，这不是另一种腐败吗?公共资源的交易，毫无疑问是腐败。

三是学者的学术研究大多数充满了功利之心，或为职称，或为荣誉，归根到底是为了利益。在利益的驱使之下，真话、真理都会被束之高阁。大多数学者都说是为稻粱谋，但当今的学者在物质利益方面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总体上处于社会的中层。所谓为稻粱谋，实际上是一种物质上的不满足感，千方百计要在物质利益的享受上要跻身于上层社会。所以，大多数学者称为了“精致的自利主义者”。在当今中国，学者见面不再是思想的交流和学术的争鸣，而是相互打听对方的收入和居住环境，实际上就是在攀比。当今中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攀比之心。知识分子和学者都是这样，作为社会的良知的一批学人都如此，社会还有什么道德、真话、真理可言呢?卢梭就曾经指出：“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决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公众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可问题是，中国大部分学者一旦成功了，就不在进一步考虑学术本身的问题了，而主要是考虑拓展人脉，制造名声的泡沫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笔者想就上述三种情况谈点个人看法。其一，关于科研考核，我认为，科研考核体制对于真正的学者是有百害无一益。不管考核不考核，对于把学术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人，考核只能是增加其思想负担，甚至为了考核而不得不迎合一些所谓的大项目，而项目就会制约了思想的创新。学术创造应该是学者的自觉行为，而且必须是在充分积累的基础上的思想井喷，没有积累，任何考核都是通过外在的压力来逼迫学者生产。这无异于逼着公鸡下蛋。另一方面，考核对于混迹于学者圈的不学无术的人来说，他们就会在这种考核之下大肆制造学术垃圾，并借助于这些学术垃圾获取物质利益。因为，考核只在于数量，而在学术圈中滥竽充数的人非常善于编造论文的数量，而这正好迎合了科研考核的需要。结果，这样的人反而通过考核却获得了体制内的最大物质收益。相反，那些做冷板凳的思想者，由于不主动迎合论文数而无法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源。因此，我们不能再用行政的权力强制学者制造学术垃圾，从而制造学术论文的虚假繁荣。要知道，学术创新绝对不是考核出来的，而是积累与思考出来的。

其二，关于智库，我认为智库绝对不是为决策者提供具体问题的应对之策。首先，智库应该提供智慧。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不是工具，而是智慧。试图从社会科学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那就是把社会科学完全工具化了。社会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但它不能确定某种做法的对与错、是与非。因为任何一种措施都是有具体的时空条件的，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都难以判断其是非对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功能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决策者就是通过学习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获得解决具体问题的智慧。其次，智库应该提供思想。社会科学虽然不能提供具体的工具，但可以提供具体的理论和思想。一些决策者之所以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工具，是因为他缺乏理论素养，不愿意研读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解决问题的工具是一时之用的，但思想和理论一经掌握就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并不缺少工具，或者说并不缺少策略家，但缺乏思想和理论，缺乏战略理论家。再次，智库应该提供观察问题的专家视角。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能够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路径和工具，但这仅仅是经验性的，无法在不同的工作中照搬。但是学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智库，是因为学者的专业性和思考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从而能够提供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新视角。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作为智库，不能贬低为工具性的对策家，而应该使作为智库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成为战略理论家。对策家只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战略理论家一旦形成某一战略理论，这种理论将会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的智慧。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学者宁愿降低身价做策略家，而不愿意做理论家、战略家。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悲剧所在。

从决策者来看，把大多数学者都纳入到智库之中，美其名曰是让学者服务政府，但很有可能成为一些领导懒政惰政的根由。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知识分子可以参政议政，可以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资政谏政。但不能完全去迎合决策者来进行资政。实际上，智库不只是资政，还要谏政。近几年是资政，不能完全涵盖智库的功能。谏政同样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中国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都设有谏官，也就是对宫廷的重大决策提出批评意见，避免重大失误。开明的统治者往往能够容忍谏官的直言上谏，而不是堵塞言路。李世明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不就是因为有魏征吗?在加上善谋的房玄龄和善断的杜如晦。因此，李世明获得一代贤君之称。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实际上都是李世明最得力的智库。如果再李世明身边有太多庸碌之辈的智库，李世明就会难以决策，最后就成为庸碌的皇帝，最终导致懒政惰政。也就是说，智库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其三，关于学者的功利问题，我认为，学者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人间烟火。所以，功利之心是不可无的。即便仅为琴棋书画诗酒花，但也要钱来购买。有功利之心是正常的。但是，古人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就是说，有道之才方可取。然而，今天的相当多的学者都是在通过学术来谋取物质利益，而不是在物质利益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努力进行学术创新。人的欲望时无穷的，物欲如果不加以控制，物欲就会掩盖一切思想。当思想被物欲掩盖之后，本来为思想而采取的任何行为，结果都迅速转化成为物质利益的行为。学术研究原本是一个非常纯洁的行为，但今天已经成为最被社会所诟病的行为。我没有去调查，如果发问卷调查一下，社会对学者的贬责可能仅仅低于腐败。据统计，201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预计达到13400亿元(这应该还不算社会科学的科研经费，国家社科规划办和各省社科规划办的各种社会基金项目经费也是在大规模增加)，比2013年增加1553.4亿元﹔R&D占GDP比重预计可达2.1%，比2013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这种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下，科研创新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纵容了一些浮躁的科研人员开始想方设法将科研经费转化为自己的个人收入。中国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虽然只有2%，远远低于美国，但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这样庞大的科研经费着实让老百姓咋舌。正是科研经费多，结果众多的科研经费成为反腐败的对象。学者的尊严不知放在哪里。这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学者沽名钓誉、追逐物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科研腐败就成为当今最受关注的话题，也成为摧毁知识分子尊严的糖衣炮弹。

那么，今天我们怎样做学术研究?又怎样做资政的智库?大多数人都认为学术研究与智库是不矛盾的，但科研管理部门是难以将二者平衡处理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偏向一方。在强调学术研究时，就会强调论文发表的数量;在强调智库时，就会强调专报的撰写尤其是领导的批示。然而，学者不应该被机构的定位所左右。能够将学术研究与智库统一起来的是领导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以及领导对学术成果的态度。这两个态度非常重要。领导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决定了学术研究命运;领导对学术成果的态度，决定了学术成果的形式。

有不少领导因强调学者的智库功能，常常贬低学术研究的理论成果。现在常常听到一些领导说学者的研究没有用，因为领导看不懂，社会听不懂。难道领导看得懂、社会听得懂才是有用的吗?一名学者读书不是十年寒窗，而是数十年寒窗，研究更是博大而精深，是纯专业人士。这样的作品肯定是领导看不懂，社会听不懂的。如果领导都看得懂，社会都听得懂，那么学者几十年的寒窗苦读和日常的免死苦想就成为徒劳。学术著作当然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懂得。否则，所有的领导和社会上的所有人士就都可以是学者了。因此，一名好的领导不是去责备学术著作如何精深难懂，而是要善于学习、努力学习，要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保持相对一致的步伐。这样才能读懂社会科学的理论著作，并从中寻找到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而不是试图用行政权力、项目经费把学术研究改造成为自己出谋划策的一般谋士。这显然是对学者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强调智库的定位，于是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大肆的撰写专报，为了获得批示又不断对研究人员进行撰写专报的培训。问题是，一份专报两千多字，能够讲清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讲清楚。为什么领导喜欢这样的专报呢?一个重要的借口是：领导忙，忙得没有时间读理论著作。曾经坊间流行一句话：要充分怀疑领导的阅读能力，要充分相信领导的理解能力。前者的意思就是，领导没有时间阅读，所以要尽可能间断一些，不过领导的理解能力非常强，一个字都可以理解出深刻的含义。读书的时候，老师都强调一句话，要大量阅读才能提高理解能力。难道领导真的与众不同，在没有充分阅读的情况下就能理解?我不敢相信。难怪有诸多的重大决策出现严重的失误，我相信这与领导阅读的著作少不是没有关系的。科学的决策的必须建立在对信息的充分把握之上，信息不对称的任何决策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理论研究与智库实际上就是根与叶的关系。没有根，哪里还有叶?只有加强理论研究才能做得好智库。有一位老师曾经说，要想做好顾问，首先要做好学问。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去做理论研究，不愿意做学术研究，每天就是琢磨如何对应急事件写几篇专报。结果，几年下来连论文都不会写了。不只是年轻人，有相当一批资深学者更是深陷其中，并以此为乐。因为，一旦专报获得批示，一夜之间就会获得诸多的学术荣誉和学术资源。诚然，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要进行资政，但不应该放弃学术研究而专门去撰写资政报告。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要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其资政的方式应该是让领导去阅读自己的著作和论文，让领导自己去理解和体会其中的思想，并从中获得治国理政的心得;而不是把论文和著作简化为专报，让人读后什么也体会不到其研究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的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