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软实力”概念被引进到中国已经20多年，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最初对其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然而，随着国际竞争态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因素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文化发展被直接纳入国家的发展战略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研究骤然升温，并对其从概念到内涵都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与“软实力”有关的一系列概念和相应的理论，从而实现了“软实力”从概念到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概念的使用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中国的确需要大力发展软实力。原因在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也需要不断增强的软实力。只有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支撑之下，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才具有可持续性。

关 键 词：软实力  概念演进  历史考察　　Soft Power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Historical Study

国际政治学科的基本概念来自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科从国外翻译了大量的著作，也引进了大量的学术思想，包括相应的学术概念。“软实力”(Soft Power，有时也译作“软权力”“软力量”等)这个概念经约瑟夫·奈(Joseph Nye，以下简称“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后，也很快被中国学术界引进来，从而开启了中国学术界有关软实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个概念的引进和相关的研究已经有20多年，但迄今为止依然歧见纷呈。

一、没有实质性差别的争议：概念的翻译与使用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来自另一个大国日益增长的挑战，还不如说是权力的普遍扩散”。①冷战结束后，权力日益依赖于教育、技术和经济发展等因素，而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等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下降。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国家安全的目标已经不能完全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经济成长和生态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大国用传统的权力手段已经不能奏效。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跨国集团的增加，弱国的民族主义，工艺的扩展和政治问题的转变，都使权力发生变化。鉴于此，“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②奈提出软实力的重要背景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关于“美国衰落论”的辩论。当时，“美国衰落论”成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的主流观点，但约瑟夫·奈却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权力的本质和构成发生了变化。美国不仅没有衰落，相反在信息、普世文化等方面依然得天独厚。③也就是说，奈是“美国衰落论”的坚定反对者，以当前的眼光来看，他对世界权力的认识无疑具有前瞻性，尽管当时美国主流学术界并没有接受奈的观点。

在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不久，中国学者就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将这个当时并没有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的概念引进到中国学术界。国内学术界最早引进这个概念的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黄苏，他在评估美国当时的实力的时候，第一次把软实力纳入分析框架。一方面，他从贸易逆差(美国从1890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始终保持贸易顺差，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债务(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债权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大债务国”)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的地位，并指出20世纪美国投资地位出现了巨大变化，不能仅仅从“最大债务国”的传统理念来认识美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奈的软实力的概念分析了美国实力的变化，特别指出美国在信息实力、无形实力、融合性实力等软实力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也就是说，美国不仅继续保持着传统硬实力的优势，而且也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方面的软实力。④这是中国学者用美国学术概念分析美国的较早案例。当然，黄苏并没有系统地介绍奈的软实力。王沪宁则专门介绍了奈的软实力概念及其内涵。王沪宁指出，奈不仅提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而且分析了软实力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权力扩散”现象而形成的一种国家实力要素，这种要素主要来源于文化等无形的资源。因此，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是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王沪宁进一步阐发，奈的软实力的动能来自扩散性，即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而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软权力基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是一种广义的信息，而信息早已跨越了国界。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文化的“超国界行动”正是软权力的总的势能。⑤

值得注意的是，黄苏用的是“软实力”，而王沪宁用的是“软权力”。两位先行者不同的用法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争议。从“中国知网”检索的情况来看，最初的研究者以使用软权力者居多。例如，在继王沪宁之后，张骥、桑红比较早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其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的文章认为，冷战后处于潜伏和生成状态的许多因素开始跃居国际政治的前沿，使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呈现出日趋多维化的特点。文化作为国际政治中无形的软权力，对其争夺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个独特的景观。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作者探讨了文化与国家力量、文化与国家利益、文化与国家战略的软权力问题。⑥总的来看，在这个概念进入中国以后的10年里，国内学术界与美国学术界一样并不太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对软权力的研究逐渐升温。一方面，用软权力来分析美国霸权扩张的全新方式。正如刘德斌所说，美国软权力在冷战后的迅速扩张加剧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化”现象，同时也改变了大国之间竞争的方式和主题。⑦朱锋在剖析了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内在关系后认为，一国的兴衰包含软、硬权力的兴衰，美国短期内能维持软权力的突出地位，随着其他国家软权力的增长和美国软权力的衰落，未来美国并不注定领导世界。⑧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用软权力理论来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认为奈的软权力理论对中国和平崛起有重要借鉴意义，软权力正越来越成为衡量和评估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鉴于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既取决于硬力量的增强，也需要软权力的提升。⑨

不过，另外一批学者则更愿意用“软力量”这个概念。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发现，国内学术界最早使用软力量的是庞中英，他在评述奈《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征》一书时，剖析了软力量的内在含义，并提出了关于软力量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意义，尤其是关于如何界定软力量、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世界是否存在着软力量格局，以及软力量对国际关系的意义等，都是国际政治科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⑩而译者吴晓辉、钱程在翻译《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时，关于如何翻译“soft power”这个词，声称与奈进行了多次交流，还声明软力量的译法得到了奈明确的肯定并表示软力量这个词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11)这样，软力量之说就似乎获得了“正统性”。郑永年、黄仁伟、刘杰等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使用软力量这个概念。郑永年对奈的软力量学说进行批评，认为奈把“软”与“硬”简单化地“一刀切”是不科学的。在此基础上，郑永年对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做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感知，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同一种力量资源既可以表现为软力量，又可以表现为硬力量。在国际政治学里，软力量的范畴不能无限扩大，因而应该用动态思维看待国际政治中力量的“软”“硬”表现。(12)黄仁伟等则剖析了中国软力量发展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力量失衡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产生的相关性。鉴于此，黄仁伟等指出，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借鉴其他大国的历史经验来确定中国发展软力量的战略设想和目标定位。(13)但相比之下，国内学者(也包括以中文发表的海外华人学者)使用软力量概念的人数远远少于使用软权力概念的人数。

与软权力和软力量两个概念相比，软实力这个概念似乎在中国学术界的接受程度更大。一方面，从发表的成果来看，数量远远超过前二者；另一方面，如前文述及，软实力这个概念最早在1991年就在国内学术界使用。从发表成果的情况来看，阎学通、秦亚青、俞新天、陈玉刚、门洪华、郭树勇、胡键、陆钢、方长平等学者在2005年关于“soft power”的研究进入高峰期以后都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这时候关于软实力的研究逐渐系统化，而且都持有一种国家情怀来研究软实力，也就是在中国崛起进程中，不仅要正确评估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水平，而且都强调要大力发展中国的软实力，这样才能确保中国和平发展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14)

尽管在概念的使用上不同，但从成果来看都是指向同样内容的。也就是说，翻译的争议并没有影响到概念内容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从“soft power”这个概念进入中国以后，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三种翻译的用法都一直在使用，并没有引发相关学术思想的讨论，这就说明三个翻译用法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主要还是个人使用上的偏好。

二、外壳与内涵的差别：中美学术界的内涵分歧

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软实力是美国学者创造的，我们不能照搬过来。特别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背景之下，国内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有一种“惧外”心理，并主张使用“中国原创的概念”。然而，我们回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不仅众多概念来自西方，而且众多学科几乎是整体性地来自西方，且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尽管这个概念源自西方，但其实际的运用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例如《周易》中有“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说法，即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承载万物；《道德经》也说“上善如水”“天下之至柔者，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孙子兵法》虽为兵书，但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这些实际上说的都是软实力。不过，有学者根据《道德经》的思想而提出“柔实力”这个概念(15)。这应该也算是中国学者的原创性概念，只是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另一种观点认为，软实力概念来自西方，是奈的原创，因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一定要从理解原创者的本意开始进行研究，而不可偏离原创者的思想。这种观点显然又陷入了机械照搬的陷阱之中。首先，奈的本意是什么？从其著作来看，奈的软实力概念并非是用文化等软实力因素来塑造美国，而是在美国的硬实力所无法达到目的的地方，辅以软实力来进行“改造”。因此，尽管学术界将奈归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然而，他自己却说：“我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a liberal realist)’。我一直认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是不完整的理论。即便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我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我们也并没有摒弃现实主义理论，而是试图说明，在一个众多层面上都存在着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单单用现实主义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16)从他自己的学术定位来看，奈的软实力显然不是所谓的“同化力”，而是一种具有强制性作用的强制力。如果完全从奈的原意来理解和研究软实力，那么对国家来说，最终的目标就是对外面进行文化“改造”。这绝对不适合中国，也会导致中国更加受到指责，当然，中国也没有这种用文化来“改造”外部世界的意愿和能力。

因此，中国学术界并不主张按照奈的原意来理解和研究软实力，而仅仅是借了软实力概念这个外壳而已。至于其内涵则完全是“中国化”了的东西。(17)那么，软实力究竟如何“中国化”的呢？

(一)概念的演变

正如前文所述，奈的软实力概念在中国不仅有理解上的演变，而且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是在变化的。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都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因此，尽管在学者发表的成果中仍然有软力量这个概念，但软实力的概念显然在国内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广泛。不仅如此，由于奈的软实力概念首要的内容来自文化，因此国内学术界特别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国内一些学者从奈的软实力概念阐发出“文化软权力”或“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前面关于软权力和软实力的讨论一样，国内学术界最初也使用文化软权力这个概念。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主题词搜索，文化软权力这个概念由陈玉聃在2006年初较早公开使用。他认为，奈虽然提出了文化是软权力的主要来源，但他并没有研究文化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成为软权力。他指出，文化的软权力化需要三个条件：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以增强。奈所引为例证的美国流行文化的某些内容确实可以软权力化，但其他种类的文化大多不符合这些条件。因此，在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要去“泛权力主义”的色彩。(18)不过，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争论，有学者指出，文化必须“软权力化”，当然文化的软权力化也是有条件的，即文化的先进性、国内有效运用的资本，以及强大的传播和辐射能力，特别是要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只有这样，一国的文化才有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19)

然而，文化软权力概念的使用在国内学术界受到冷遇，每年用这一主题词发表的论文只有个位数。而用文化软力量概念发表的论文就更少了，所以在这里就不需要讨论了。相反，以文化软实力概念为主题词发表论文的数量却直线上升，有些年份竟然达到一千多篇。从检索来看，2004年《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率先使用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当年只有两篇文章，第二年就上升到20多篇，这个概念用得最多的是报纸，也有一些学术期刊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不过主流的学术期刊尚未使用。到了2007年，主流学术期刊和主流报纸开始大规模使用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报告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此以后，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不仅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而且还把文化软实力视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当代中国强国的使命。(20)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文化软实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创新话语，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做出的创新理论概括，又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强大的精神力量。(21)一些学者进而指出，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包括以下4方面的任务：同步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彰显中华民族的国际自信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2)鉴于此，有学者指出不能把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推广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23)

(二)概念的演变更反映了内涵的变化

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的演变，不只是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变化。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对外政策。文化和对外政策对外能够产生软实力，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政治价值观能够产生软实力是需要讨论的。奈所说的软实力并非是从国家内部来分析的，而是从对外的角度来认识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文化的作用，文化具有可分享性的特点，“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一方面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多重复合体增添了色彩，另一方面也为其他民族的成员贡献了可分享的精神财富。”(24)但是，从国际关系来看，政治价值观是不可以分享的，如果要把一国的政治价值观“分享”给另外一国而成为软实力，极大的可能就是强制性地要求对方接受，但强制性接受就不是软实力，而是现实主义的“改造”，是“负软实力”。从美国冷战结束以后对外输出政治价值观的情形来看，“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原本是美国对外的“价值观改造”，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严重伤害。这些情况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叠加在一起，使美国的吸引力等相关的软实力急剧下降。(25)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学者眼中的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完全是“中国化”的阐释。在中国学者看来，文化软实力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人文精神，即“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克己复礼”的礼仪主义。这是“中国品格”所在，也是世界普存的“中国元素”，它们不仅能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柔性一面，而且作为资源要素也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6)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界所论及的文化软实力内涵更强调国内社会的内化问题。因此，学者们大多把文化软实力与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要以意识形态为引领，因为，意识形态对文化软实力具有“定责、定向、定性”作用。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逻辑要求在于，保持意识形态的客观性、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要求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内说服力、对外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2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力、感召力、凝聚力、动员力，其灵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8)这种观点虽然很难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下却获得了合理性的接纳。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于文化软实力国内社会内化的研究，不仅用于对中国自身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这种方法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上。例如，陆钢认为，美国外交决策虽然主要以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手段实现战略目标，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笼络各国人心、争取精英认同和修复国家形象等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能力。美国文化软实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拥有比较灵活的文化体制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29)与此相似的研究还有叶淑兰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刘晓音对俄罗斯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刘笑言对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曾信凯对印度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等。(30)这些情况表明，关于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中国学术界所指的与美国学术界所说的大相径庭。

(三)软实力研究范围有较大的拓展和延伸

中国学术界把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引入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单位或组织(主要是企业)等的研究上，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概念，如“区域软实力”“城市软实力”“企业软实力”“执政党的软实力”等。学术界使用“区域软实力”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31)并几乎同时就有学者关于建立区域软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32)。实际上，国内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多少会涉及这个概念。与“区域软实力”相比，“城市软实力”概念在国内学术界的使用更加广泛。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软实力”这个概念就与国内关于城市研究的情况相伴相随，也同样涉及建立城市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这里不一一枚举。“企业软实力”则是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而形成的一个概念。至于“执政党的软实力”则是国家软实力延伸到执政党的软实力建设时候形成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直接用“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这个概念的论文并不多。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就是通过说服、公信、吸引和感染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先进性建设、正确的政策策略和良好的政党形象等一系列核心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水平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以及自身的吸引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从而说服、吸引和凝聚起民众，获得支持，不断走向成功。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信息时代政治传播的感染力、政策和行为的公信力等。党的软实力与执政合法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执政合法性的三种资源之间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33)不过，也有学者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内部成员主要靠强制性才具有凝聚力，但无产阶级政党最初由于自身并不拥有国家的合法暴力，需要发动民众来支持其革命，主要甚至只能依赖软实力。革命成功以后，要使自己的政权稳固、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需要有软实力。(34)软实力的内涵在这方面的拓展是奈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是由无形的资源产生的，很难进行量化研究。然而，中国学术界却不这样认为，而是为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评估构建了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当然，不同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唐代兴提出了一个静态的文化软实力构成要素体系，其构成要素非常抽象，而且基本上主要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即创新力。这样的指标体系无法进行测量。(35)花建等也构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文化软实力要素指标体系(统计指标)，(36)在这个体系中，文化软实力共有6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但是，除了“本国国民对本国所持的好感”等少数的几个指数是属于文化的“软”资源指数，这个指标体系基本上是文化的“硬”资源指标。此外，有几个指标值得商榷。例如，“全球化指数”高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文化软实力就强，另外，“和平指数”“暴力行为控制指数”“文化融合性指数”“创新指数”等指标难以确定。此外，“出国旅游人数”也很难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因为出国人数的多少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没有直接的关系；出国人数多，假若出国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很糟糕，不遵守文明的准则，那么出国人数越多，就意味着文化软实力越弱。此外，在这个指标体系中，多个指数是静态的一次性指数，而不是定期发布的动态指数，因而很难具有说服力。在吸收了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胡键也建立了一个指标体系，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评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状况。(37)显然，从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对软实力内涵的理解和运用与美国学术界相比大相径庭。因此，不能因为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我们就不用，中国学者不仅可以对这个概念进行创新研究，而且通过学术交流，也可以反馈回美国来影响美国的学术界。学术交流与文化交流一样，在对话中交流、吸收，在创新中又回流。(38)

三、软实力的功能：中美在战略层面的分歧

软实力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学者的观点也是差异性非常大的。而学者的观点常常与国家的战略有关，或者说，国家战略影响学术研究，这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奈虽然没有直接用“功能”这个词，但在其著作中是有所论及的。奈指出：“同化权力(即软权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资源等。”(39)另外，奈又在《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一书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软力量”就是“吸纳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40)我们可以从这两段话来理解奈的软实力功能：第一，改变别国的意愿，使别国认识到在美国造就的“情势”之下，自己不得不效仿美国；第二，改变别国的选择，即在美国操纵下的政治议程之中，被迫改变本国的选择而屈从于美国的目标。简而言之，奈的软实力就在于用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塑造别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这种塑造的时候遭遇了种种阻力。或者说，美国的软实力在对外推行的过程中由于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方式而严重下滑。这对奈来说也是出乎预料的。

那么，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理解软实力功能的呢？最初，国内学者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而是研究某种文化产品或文化平台所具有的软实力功能。而专门研究软实力功能的研究成果微乎其微。不过，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大都承认软实力对国家具有塑造功能。孟亮认为，软实力对国家利益具有维护作用，包括可以提高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增强政权运行的稳定性、增强执政当局的凝聚力、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以及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等。(41)除此之外，鲜有学者专门分析软实力到底在国家成长进程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也有学者不是直接讨论软实力功能的具体表现，而是研究软实力功能体系构成问题。例如，唐代兴认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即作为国家软实力土壤的传统魅力和伦理水准，作为国家软实力基础的制度活力和政治取向，作为国家软实力动力的学术思想、教育能力和艺术创造，作为国家软实力主导力的政府作为和作为国家软实力辐射力的外交政策，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功能体系。(42)尽管作者没有具体分析，但也承认软实力具有塑造国家的功能。

从中美学者上述论述情况来看，两国学者都承认软实力具有塑造国家功能。在奈的软实力内涵中，软实力的塑造功能主要是指塑造新的他者的功能。奈把国家实力分为命令性实力和同化性实力，但在奈那里无论是命令性实力还是同化性实力，目的都在于改变他者。所不同的是，命令性实力是基于“胡萝卜”加“大棒”的引诱和威胁方式来改变他者，这种实力通常与施加对象的意愿并不一致；而同化性实力则是使他国愿意接受实施者所希望施加影响的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对他者具有征服性的色彩。(43)这也正是奈依然可称为有非常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学者”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学者看来，无论是软实力的正功能还是负功能，实际上都发挥了塑造的作用。不过，与奈用软实力来塑造他者不同，中国学者更强调用软实力来塑造中国自我形象。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崛起迅速，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却始终没有完全解决“挨骂”的问题，后者是指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就处于国际舆论的各种“问题话语”的漩涡之中。因此，中国试图从文化等软实力方面来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形象”。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对软实力功能的现实理解，与奈关于软实力功能的理解有本质区别。

回顾“软实力”概念被引进到中国学术界20多年的发展情况，软实力研究由冷而热，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外来概念的接受具有鲜明的过程性。这个过程实际上与中国战略发展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国家在战略上接受了“软实力”这个概念，并且要不断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学术界的软实力研究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才骤然活跃起来。这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浓厚的国家关怀。

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渴望，尤其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主张的提出，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软实力”提出质疑，甚至是抵制。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矛盾心态，也表明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统一，而且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换言之，要敢于“拿来”，也要善于“拿来”。当然，对外来的思想、理论和相关概念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并非是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相反，“拿来主义”是经过反复鉴别并进行“中国化”的创新的。在中国，“软实力”从概念到理论都均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创造性发挥和运用。因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候，绝对不能陷入封闭僵化的“夜郎自大”文化泥沼之中。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的国家，才具有源源不断的崛起动力，其大国崛起的进程才能长久不衰。

①[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②同上，第105页。

③Joseph S.Nye 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p.177-192.

④黄苏：“怎样估价美国的经济与实力——逆差、债务、软实力剖析”，载《世界经济》1991年第11期，第56-61页。

⑤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

⑥张骥，桑红：“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载《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第38-41页。

⑦刘德斌：“软权力：美国霸权的挑战与启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1-68页。

⑧朱锋：“浅谈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第56-62页。

⑨刘阿明：“软权力理论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2期，第55-63页。

⑩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49-51页。

(11)[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2)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及其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6-12页。

(13)黄仁伟，胡键：“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软力量建设”，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第4-12页。

(14)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4-29页；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5-26页；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下)”，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37-46页；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软实力构建”，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6-42页；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43-52页；胡键：“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3-11页等。

(15)叶自成：“说柔、用柔、柔实力”，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18-129页。

(16)[美]约瑟夫·奈，张哲馨：“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对约瑟夫·奈的访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70页。

(17)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及其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第6-12页；胡键：“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的视角”，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4-13页。

(18)陈玉聃：“论文化软权力的边界”，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57-63页。

(19)郭洁敏：“论软权力的基础、条件及其运用准则——兼与陈玉聃先生商榷”，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第54-59页；李智：“对文化软权力的一种传播学解释”，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第13-15页。

(20)参见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正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论要”，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87-92页。

(21)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0-24页。

(22)童世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页。

(23)贾磊磊：“主流文化体系的建构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1期，第40-48页。

(24)童世骏：《文化软实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5)[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第37页。

(26)胡键：“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国的视角”，第4-13页。

(27)王永友，史君：“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逻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4期，第91-98页。

(28)张国祚：“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7期，第10-14页。

(29)陆钢：“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3-11页，

(30)参见叶淑兰：“文化软实力：生成与借鉴”，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2-22页；刘晓音：“俄罗斯软实力发展与国家形象的提升”，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31-38；刘笑言：“新加坡文化软实力的制度载体与价值内核”，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23-30页；曾信凯：“印度崛起的传统文化因素刍议”，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39-48页。

(31)秦尊文：“区域软实力研究——以武汉市为例”，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0期，第34-99页。

(32)周晓宏，王小毅，谢荷锋：“区域软实力及其综合评价体系研究”，载《技术研究》2007年第6期，第58-60页。

(33)郭燕来：“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合法性效应分析”，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第64-66页；佘湘：“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载《学术交流》2011年第7期，第5-9页。

(34)胡键：“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研究”，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17页。

(35)唐代兴：《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36)花建等：《文化软实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国之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3页。

(37)胡键：“中国文化软实力评估与增进策略：一项国际比较的研究”，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40-53页。

(38)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9)[美]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7-108页。

(40)[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治成功之道》，第9页。

(41)孟亮著：《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73页。

(42)唐代兴：“国家软实力的构成及其功能体系”，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215-220页。

(43)胡键：“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的比较”，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