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列宁的民族问题理论，而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问题理论的文本研究却相对较少。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众多的论述阐述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把民族问题单独来考察的，而是把民族问题放在其整体的理论框架中来分析的，特别是把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作为现代民族产生的条件和特征，现代民族形成的双重后果，以及落后民族的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尽管资产阶级民族开拓了世界历史进程，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民族狭隘性。同样，作为现代民族的无产阶级就要承担起自身的政治解放和全社会的解放的历史重任，只有在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之后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民族问题/现代民族/民族发展/民族解放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由于列宁有大量的文献专门论述民族问题，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列宁的民族问题理论关注颇多，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却很少从文本上进行阐释。①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全面、系统地论述过民族问题，而只是在分析其他问题时谈到了关于民族的相关问题。这或许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问题方面的重要理论建树及其对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注民族问题；相反，据相关文献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300多篇文章(200余万字)是探讨民族问题或相关问题的。②其中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现代民族的形成和落后民族的解放的经典阐释。

一、现代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且指出现代民族形成的条件是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兴起。所谓“现代民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是指“资产阶级民族”，是相对于“野蛮民族”(指“原始民族”或“奴隶民族”)和“农民的民族”(指“封建制民族”)而言的，有时也称之为“文明民族”。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是政治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④这表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使资产阶级挣脱了封建专制的羁绊，“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或自由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⑤而且，它在夺得政治统治之后日甚一日的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过程中，使原来古老的相邻的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统一的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民族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⑥马克思把分工分为两种形式，即社会内部的分工和个别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⑦现代民族的形成正是因为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相互关系在封建民族基础上的质的变化。社会分工的最初阶段，分工很不发达，社会结构仅限于家庭的扩大。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以后，它同时也把人类社会由原始公有制社会引到最初的私有制社会，但这种私有制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发展停滞而长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分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私有制社会也因此有了重大改变。这时不仅形成了一种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互动的发展机制，而且社会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使生产方式的创新变得非常迫切。不仅资本主义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而且资产阶级民族同样也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随着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民族的形成，一国之内以至国际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也便产生。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封建割据和封建生产方式的消灭。分工只是现代民族产生的前提，但现代民族要形成，必须要打破封建割据，否则资产阶级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封建割据只能产生封闭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用“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存‘取代’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以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使资产阶级民族有能力彻底打破封建割据和摧毁封建生产方式。于是，封建时代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天天被消灭着，它被新的大工业所代替。与此同时，工业革命的重要推手——蒸汽机，同时也是摧毁封建行会的革命性工具，它把原始民族、奴隶民族和封建民族都统统地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民族或被资产阶级民族“卷入”资本的“文明进程”并为资产阶级民族所驱使的无产阶级民族。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业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⑨代之而起的是资产阶级民族的不断壮大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日益发展。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现代民族的形成还有赖于商品不断扩大销路，并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要借助于自己创造的先进工业和生产力来消灭中世纪的民族，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统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资本增殖，向落后民族大量倾销廉价商品，使这些国家和民族及生活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而“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1)

从上述情况来看，现代民族之所以会把中世纪的一切民族排挤到后面去，是因为与中世纪的一切民族相比，现代民族一经形成便使阶级的色彩更加浓厚：一是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观点在19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就已经提出过。随后，马克思在《六月革命》一文中再次强调，“暴力取得革命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12)同样的，在英国，工业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个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但是工业一方面包含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包含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中所有其他组成部分日益结集在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的周围”。(13)二是作为全民族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着这种民族形成速度的快慢。(14)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也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到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还未完全形成，显露出民族的阶级结构尚不成熟。而且，德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和社会分裂为资本主义两大基本阶级的两极分化现象进行得相当缓慢。“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参与。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15)德国工业的落后性，决定了这个民族不成熟的阶级关系及众多的阶级、阶层。因此，恩格斯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缓慢，影响到德国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过程要比英、法等资产阶级民族缓慢得多。三是资产阶级民族包含了阶级的因素。首先，按照马克思所言，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在生产关系中，核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无疑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的这个命题中，“阶级关系就处在了对于民族关系支配的位置”。(16)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之所以会认为民族之间不平等现象是由各民族内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17)大工业创造了一个“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18)的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没有因民族区别而产生的互不相同的利益。

其次，现代民族包含阶级关系还表现在，私有制是一切社会压迫包括民族压迫的根源，民族压迫是基于私有制的阶级压迫。马克思曾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实施的压迫政策，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制定和实施的。不过，承认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但不等于承认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正确的理解只能是，“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由剥削阶级推动的征服性战争、掠夺以及由此形成的统治和压迫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压迫，这种斗争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理解”。(19)

再次，资产阶级民族总是把本阶级利益同民族利益等同起来。例如，重商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总是把资本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混为一谈。马克思就尖锐地指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代替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20)当然，在当今时代，如果认为只有阶级利益，没有民族利益，这显然是错误的认识。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民族包含阶级因素的观点，我们必须要历史地、具体地对待，切不可僵化地套用来解释当今的民族与阶级关系问题。

二、现代民族形成的双重后果

现代民族是封建制度崩溃、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历史时代的产物。现代民族产生的两个条件就决定了现代民族形成的后果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摧毁了封建制度，特别是把封建民族都卷入“文明”的进程，从而使民族发展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民族的形成，一国之内以至国际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也便产生，从而使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对抗日益尖锐化。这种双重性质的后果具体表现如下：

从积极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民族的形成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首先是一种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即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前，不同地域之间的民族交往很少，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类尚未从自然的分工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束缚之下，在生产关系上依然存在着由压迫与剥削导致的对抗关系，人没有摆脱对人或物的依附性。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关系，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1)现代工业把封建时代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之下，市场经济也在向全世界扩张。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也迅速活跃起来。

另一方面，现代民族的形成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变革，特别是在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大致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民族自身发展的结果，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完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以西欧为先导的大部分欧洲民族就是这样发展的。从中世纪市民阶层的成长、新贵族的出现，从尼德兰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都是欧洲民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革命性过程。另一种是先经外来因素对原有制度的强力瓦解，继而自身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欧洲以外的各民族或多或少都与这一结果有关。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进步，欧洲之外的许多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与欧洲几乎同时也在孕育着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但从16世纪开始，欧洲率先冲出了封建制度的窠臼，欧洲列强不但快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将亚、非、美洲各民族强行纳入了由它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不能不使落后民族发生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22)资本主义民族利用先进的技术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解救了封建民族，并使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发展。例如，德国历史上向北方斯拉夫人部族的扩张，恩格斯就认为这种“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个过程“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23)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才能够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族才有能力对外进行征服，同时也在传播着资产阶级的文明。恩格斯在1847年驳斥路易·勃朗的演说时就指出，英国发明了蒸汽机，修筑了铁路，因而它才有能力“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24)诚然，资产阶级的征服方式是野蛮的，不过，把不列颠人对印度征服与此前相继入侵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对印度的征服相比较，马克思宁愿印度被资本主义文明程度较高的不列颠人征服，而不愿意印度被文明程度比印度低的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所征服。因为，不列颠人作为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在印度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虽然印度人在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无法收获“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但不列颠人客观上却促进了印度社会的进步。(25)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形成以后，在把落后民族卷入文明的进程并促进落后民族发展的同时，它也在这一过程中使落后民族在较高文明的熏陶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从消极方面来看，现代民族发展的前提——掠夺，使得现代民族形成之后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导致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是掠夺殖民地，而且，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资本的高额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不惜牺牲他人的、他民族的利益，进行重利盘剥，发动侵略战争，由此便加剧了世界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对抗日益尖锐化。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首先是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这种对抗性质起初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出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于它们相互对立，它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2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7)这表明在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前阶级对立就一直存在，而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后，阶级对立不是消除了，而是更为尖锐了，“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且“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8)其次是民族的对立和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资产阶级民族把其他民族卷入文明之中，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而迫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最终结合成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9)然而，这个“统一的民族”由于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因此资产阶级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0)民族的对立和民族关系的日益紧张最终将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层面，并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化。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后，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现代国家就成为现代利益共同体的象征，“现代国家又是与资产阶级这一现代私有者利益共生的”。(31)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2)而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则是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实际需要、利益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有原则；只要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内部彻底产生出来，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33)因此，现代民族的利益主义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征服与反抗、殖民与反殖民的关系，也必然使资产阶级国家与落后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三、落后民族的发展：被纳入文明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的理论认为，落后民族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之后资产阶级民族自身发展而对落后民族施加“强制”行为的结果性反应；另一方面是落后民族在被资产阶级民族殖民征服以后而进行反殖民、反征服而主动发起的民族复兴之举。资产阶级民族的发展是以消灭古老民族工业为前提的，在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之后，新的工业才得以建立起来。新的工业的发展对生产工具等生产力因素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在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之后，资产阶级民族才有能力和机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之中来了”，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34)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强制之下，落后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只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纳入”和“强制”，对落后民族而言就是“被纳入”资产阶级民族的“文明”进程。

然而，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将西欧落后民族“纳入”文明进程，更重要的是，它要实现资本最快的积累就必须走出资本的故乡，迅速把落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地的各民族“纳入”文明的进程。在资产阶级民族入侵之前，东方各民族都按照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任务，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35)而中国则被马克思视为“活的化石”，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动，即便是革命包括中国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革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36)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民族侵入中国、印度等东方古老民族之前，这些民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社会变革也不可能提出现代化的任务。这是因为，作为当时现代化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37)换言之，在东方落后民族中，缺乏产生原发性的资本主义这种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的条件。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其《国际述评(一)》中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那样，“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38)也就是说，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入侵以后，落后的东方各民族都深深地感到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耕文明而言，不只是文明与落后的关系，对东方落后民族致命的，是工业文明借用先进的技术包括战争手段彻底摧毁落后民族的文明。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时就指出：“内战、外辱、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关系。”(39)在这种情形下，落后民族才开始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工业文明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从而抵制资产阶级的殖民化统治。

由于落后民族是被纳入现代文明的进程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类型。按照罗荣渠先生所说的，这种类型的现代化，“是在外族的异质文明冲击下激发或接枝引进的”。(40)确切地说，外源性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和殖民主义的炮火下被迫开启的一个社会进程。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说：“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41)因此，对于封建制度的民族而言，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就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落后的东方各民族而言，则在唯恐灭亡的恐惧之下同样也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述两种情形都表明，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之后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虽然资产阶级采取的方式是野蛮的、非文明的，但这恰恰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42)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由于落后民族是被纳入文明进程的，因此在他们被迫采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被迫接受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中，落后民族对资产阶级民族所强加的“文明进程”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天然地具有反抗作用。这种反抗作用，既反映在落后民族对资产阶级民族的反殖民斗争之中，也反映在落后民族用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来对抗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收效甚微，甚至注定是失败的，但至少延缓了资产阶级民族的对外扩张和殖民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对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之后，美国、英国等的商业和对华贸易并没有迅速扩大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妨碍对华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43)由此可见，在落后民族被纳入文明的进程中，文明与落后、殖民与反殖民的双重对抗是始终相伴随的。

四、落后民族的解放问题：首要的是政治解放

既然落后民族是被纳入文明进程的，那么落后民族的发展就是畸形的。究竟如何克服这种畸形的发展，马克思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马克思认为，落后民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如何解放的问题，而根本则是政治解放；但是，落后民族的解放与资产阶级民族自身的解放是相互联系的。关于落后民族的解放问题，马克思早期在《论犹太人问题》和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有详细的研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犹太人在德国被视为异教徒，是“社会的祸根”，犹太人问题成了当时德国社会的重要社会问题。关于犹太人问题，德国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一书中，把被压迫的犹太人要求政治上的解放归结为宗教的解放问题，以他们信仰宗教的差别为由来掩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因而他提出解决犹太人问题要从宗教入手，让犹太人通过改宗融入基督教生活。马克思对鲍威尔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指出鲍威尔错误地认为“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最顽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的对立”，并认为“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44)

所谓政治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就是指“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45)从这里可以看出，政治解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和政治改革，实现国家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当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职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46)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思想并不是通过政治解放来消灭宗教，而是界定了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宗教从公共的政治领域被驱逐到纯粹属于个人信仰的私人生活中，于是宗教失去了往日那种对政治直接控制的能力。由此可见，落后民族的解放问题从来就不是纯粹宗教问题，即便是政治解放，也并不意味着能够通过消除宗教来实现宗教解放。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政治解放，是指在当时的德国要把国家、社会、个人从封建主义和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克思绝对不是就德国来说犹太人问题，而是从德国犹太人问题来分析落后民族的政治解放问题，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进而推演到人类最终从“犹太”中获得解放的必然性。同时，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其本质就是平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47)后来，在《论波兰》和《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在民族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又揭示了民族平等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了解决民族平等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48)在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就不再是表面的，平等就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实行”。(49)

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政治解放并非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只是人类解放的第一步。政治解放只是“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50)政治解放促使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是政治革命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解放的全部内容。“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成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社会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51)政治上获得完全解放的民族，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人类意义上的解放；但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是政治解放。对于落后民族来说，实现政治解放的路径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马克思同时更意识到，落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有赖于资产阶级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甚至后一种斗争的胜利对前一种独立解放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胜利的信号”。(52)换言之，马克思是要借助于资产阶级国家内部无产阶级的胜利，来推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落后民族的解放问题，同时也关注资产阶级民族的解放问题，而且认为二者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民族要想获得自身解放，就必须放弃对落后民族的压迫。马克思在论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53)在《论波兰》中，恩格斯则反过来看问题并指出：“任何民族当它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54)后来，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波兰宣言》中再次强调：“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得到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55)恩格斯在前后相隔二十余年的两篇关于波兰的不同的文献中，揭示的是同一个真理：资产阶级民族若要解放自己就必须放弃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否则，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就会壮大到推翻资产阶级民族所维持的现存秩序的地步。

另一方面，落后民族的政治解放和民族独立不能仅限于本民族来解放本民族，而更应该在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毫无疑问，马克思非常关心落后民族的解放问题，尤其是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只有人民对外完全独立并组成自己的国家，才谈得上人民的主权。”(56)恩格斯也强调：“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国家里当家做主。”(57)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以爱尔兰人、波兰人为例，分析了民族独立的重要性。关于爱尔兰人，“他们的首要的和最迫切的职责是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爱尔兰人也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只有在和统治民族的代表享有平等权利并反对奴役的情况下”，(58)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关于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恩格斯在《支持波兰》中也指出，只有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59)也就是说，只有当波兰民族摆脱了被压迫奴役的地位时，才谈得上本民族的发展。关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研究了中国、印度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讴歌了东方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并预示着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美好前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60)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东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高度关注与支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资产阶级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民族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马克思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61)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正是在英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发展到了顶点，所以这两个社会阶级间的决战，愈来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正是在英国最有可能开展正常战斗，它将以民主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告终，同时波兰的桎梏也在这场战斗中被粉碎。欧洲其他民主派的成功将取决于英国宪章派的胜利，所以，波兰也将赖英国而得救。”(62)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也是这样。这是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是一致的，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

虽然资产阶级民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但是，资产阶级本身仍然具有不可克服的民族狭隘性。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为资产阶级民族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不过，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之上的，因此资本主义阶段的世界历史并不是真正全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依然不可能摆脱盲目必然性的支配而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发展、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更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63)正是全面而普遍的社会关系，才使个人能够摆脱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由地域性的个人成长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但是，在个人相对于社会获得了独立性之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在利益上彼此分离和相互竞争的对手，把“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64)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民族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因资本的唯利是图而造就了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

不过，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65)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民族特性的消灭就意味着民族狭隘性被消除。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是因为无产阶级具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其一，与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不同，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66)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无产阶级“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67)这句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下，无产阶级民族一无所有；而且，资产阶级革命和大工业在不断把各个封建制度民族也包括资产阶级民族的一部分落魄者，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甚至资产阶级民族还有一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的提高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从而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也不断地使各国无产阶级失去民族性。尽管“它本身还是民族的”，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的民族以后，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割和对立就随之消失。

其二，与资产阶级固守其民族狭隘性和阶级利益的情形不同，无产阶级是把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族。无产阶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这个阶级的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68)简言之，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天然地与社会其他被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站在一起，并由于其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而成为所有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69)这也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必然性，更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彻底解放的必然要求。不分民族、不分国度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正是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力量源泉。

上述两大特征决定了无产阶级最终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不消除民族的狭隘性，人的个性、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等都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人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要充当解放者的角色：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这就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为民族”。(70)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并不只是关系无产阶级自身，而是关系到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对此进行了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的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71)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72)如果说当时马克思的论述还十分抽象而难以理解的话，那么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话就十分直白了，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73)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

(74)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消除民族狭隘性的必要路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类意义上的解放的前提。

六、结语

综上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清晰地界定民族概念。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社会分工助推下的现代民族的兴起过程是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民族不是指文化和血缘意义上的概念，因而与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是有很大不同的。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概念几乎与“民族国家”同义。这就是后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75)正是由于民族几乎等同于“民族国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现代民族形成的过程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而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为动力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民族问题的研究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的。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现代民族产生的条件、时代背景及其特征，分析了现代民族形成的双重后果，现代民族形成以后落后民族的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以及虽然资产阶级民族开拓了世界历史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狭隘性的问题，而同样作为现代民族的无产阶级若要实现自身的政治解放和全社会的解放就必须要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只有在克服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之后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围绕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才形成了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解放的具有完整的历史逻辑的理论体系。

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问题理论与生产力发展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首先，现代民族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封建的生产方式被全面摧毁，封建的各个民族被资产阶级现代民族纳入到资本的文明进程之中，然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竞争又把所有类型的民族最终都抛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之中。其次，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形成以后同样也是借助于自己的先进生产力而对落后民族进行改造。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于是，掠夺和殖民就成为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发展的前提，掠夺和殖民的结果是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对抗的日益尖锐化，尽管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向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是，落后民族发展的前提是谋求与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平等的政治解放，而资产阶级现代民族受资本增殖的驱使，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落后民族谋求政治解放。因此，资本增殖的进程不仅是血腥的掠夺和殖民进程，而且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民族狭隘性。最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对立面的另一类现代民族，就承担起“实现社会自由”的伟大使命，概而言之就是：消灭私有制。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问题理论内部包含着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问题理论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任何民族的发展必须在开放状态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借助于先进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及资本的力量，把落后民族纳入文明进程，从而促使落后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政治制度的崩溃；而对于落后民族而言，封闭只能是更加落后，资产阶级民族开创的世界历史也意味着全球化的来临，落后民族如果不积极回应，那么全球化的浪潮就会冲垮落后民族的栅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问题理论绝非只是对历史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科学预见。当今中国的发展，正是在积极开放的状态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问题理论的当代价值。

注释：

①江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第6页。

②详见华辛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概述》，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第72页；金炳镐、周传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历史回顾》，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9期，第1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④⑤⑥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274、520、287、2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页。

⑩(11)(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4、276、11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3页。

(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1、7页。

(14)华辛芝：《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概述》，载《世界民族》，1998年第2期，第76页。

(16)王希恩：《论民族问题中的阶级因素》，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页。

(19)王希恩：《论民族问题中的阶级因素》，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4—88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2)王希恩：《“现代民族”的特征及形成的一般途径》，载《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第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1—33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6—247、250—251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272页。

(28)(29)(30)(32)(33)(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176—277、278、132、448、276页。

(31)曹泳鑫：《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3、37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2页。

(4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2页。

(41)(4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61—62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5页。

(44)(45)(46)(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1、441、426、29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6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3页。

(51)(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43、278页。

(52)(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9—410、410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74页。

(55)(58)(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7、87、63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61)(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10、41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64)(65)(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15、283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6页。

(68)(71)(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5、463、466页。

(69)(70)(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291、257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页。

(7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