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既是二战结束与联合国诞生60周年,也是亚非国家的盛会万隆会议举办50周年。这些涉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现实的评估。眼下国外对于雅尔塔格局就有不同的总结,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中国学术界如何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60年的进程和趋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过去社会主义史学界主流的看法是将二战后时代看成社会主义胜利的一种标志,包括以苏联为主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国家范围的不断扩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而另一种说法,美国人喜欢的说法,是把二战的胜利和后来的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等等,说成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胜利。现在,两极的世界变成单极世界,加上美国人企图重新解释历史,把很多事情弄得不明白了,例如波罗的海三国就认为自己当年是被苏联占领和欺负的,因而不愿意参加今年5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庆典。评价历史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当然不能随风倒。下面讲几点看法,供大家批评。

一　怎样看待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

过去总是讲,二战使殖民体系崩溃了,但现在西方似乎有一种重新要求“代管”、“托管”、干涉和改造“落后地区”的声音。国际上有关“失败国家”的议论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议论强调,现在的一大批落后国家已经没有希望可言,名义上从西方控制下独立,实际上毫无作为和进展,根本没有全民政府的责任感,国内一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景象,甚至比原来白人管理的时代更加糟糕。西方一些大国和联合国系统内也有各种要求,即将现有的“维持和平”行动变成所谓的“缔造和平”,即托管某些落后国家,强制在那些地方推行选举、政改、社会建设和教育过程等,基本上把西方现代的体制搬过去。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对付“失败国家”、“无赖国家”、“异教体制”各有不同而成套的设计和办法,典型者如沃尔福威茨主导下的世界银行新援助方案、以美英日等国为首的海上拦截危险物质的多国行动倡议(PSI计划)以及美国人提出并在八国集团通过的所谓“泛中东改造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殖民主义是一劳永逸地退出历史舞台了,不如说是被比较精致的方式取而代之了。新的帝国主义论和新殖民主义论,既有传统强权的方式(炮艇政策)作为后盾,也采取更加“柔性”的方针,即强调某些国家的落后来自于这些国家政府的不负责任,

属于“无赖国家”,所以要对它们进行改造,改造的过程当然会是“大棒与胡萝卜”并举。据我看,西方世界的这些议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仍在大行其道,远不到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

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应当反思。发展中世界内部这几十年有大的分化,情况大相径庭。好的已经迅速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各项事业搞得也不错,从而受到广泛尊重;也确实有一些国家经济停滞、社会动荡,长期混乱无序,给本国的民众和周边邻国带来严重问题甚至灾难。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人们对于民族解放过程的乐观期许比较多,对问题的一面和可能的严峻挑战考虑得很少,以至于面对后来出现的始料未及的麻烦显得束手无策。一些发达国家已在讲弱化传统的国家主权了,而这些落后地区连基本的主权架构都未建立(比如缺乏国家常备军、财政制度、教育系统和最起码的部门分工等等) 。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 如何走出困境? 离开欧美发达国家的“施舍”,后进国家如何探索自我生存之道?

这些都缺乏成熟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60年了,回首看,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过程仍然曲折,充满磨难和艰辛,前景并不乐观,而殖民主义时代的某些做法和想法却不时地故态复萌,向二战之后得出的若干基本结论和逻辑发出挑战。

二　怎样看待二战后欧美的不同发展取向?

依我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美人汲取了不同教训,后来走上不太一样的道路。在多数美国人那里,二战证明了正义战争是必要的,对于邪恶势力不能搞绥靖主义,譬如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等等要进行强硬、坚决的打击。欧洲人的总结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分析了战争悲剧为什么发生,人类为什么没有理性地对待冲突,这中间有哪些可以做的工作;他们强调从一体化的制度上面加以预防,竭力设计新的安全观,不仅考虑预防国际间的冲突,更要从国内社会的和谐入手,避免宗教、民族间的差异演化成大的对立。正因如此,二战以后美国人是靠军事力量称霸世界,而欧洲人更多的是靠社会建设、福利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等等开拓新的方向。由此形成了欧洲人和美国人战后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安全思想上的差异:美国的安全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军事战略研究,重视博弈论、决策过程以及各种防御性或进攻性的现实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具备了科学主义的色彩。这些都是美国人的强项。

欧洲人的安全研究很不同,这种研究应该叫做和平研究,它与过去这一地区的和平主义思潮、与欧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有很大关系。和平研究的重点不在博弈,不是讲实力均衡、战略制高点这些东西;欧洲人谈得更多的是实现和平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如何更进一步强化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国际法、地区性架构等等) ?

他们认为美国人的安全观只表现在狭义的军事层面,欧洲人自己则关注社会的、经济的、生态的等各个方面的安全,定义范围十分宽广(所谓“复合安全”) 。前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安全观的差异,单是用语上就能表现出来,譬如说美国人的语言泾渭分明,好与坏、正义与邪恶、文明国家与“无赖国家”等等,欧洲人则很少用这类词汇,尤其是他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欧洲国际关系中的“沟通理论”比较发达绝非偶然。他们更多地强调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不同的行为体(国家或地区、个人、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某种谅解与共识。这在各方面都有表现,如在解决中东问题上的不同思路。美国支持以色列通过强权确立中东和平秩序,欧洲则注意到贫困的根源、难民问题等等,要求联合国的介入和规制。按照陈乐民先生的判断,欧洲人比较有文化、有历史,所以他们更多地从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去判断怎么实现安全与和平。对比起来,美国人就像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对历史、文化之类的东西没有耐心,就是靠手中的大棒和胡萝卜。美国人认为欧洲国家总是在搞绥靖主义。欧洲人反过来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不解决问题,譬如说对付恐怖主义这种蒙面敌人就不起作用,反而会刺激恐怖主义,欧洲国家寄希望于对话、沟通,依靠比较复杂的外交方式。欧洲经过战后的长期努力,建立起一个区域安全的共同体,这种安全共同体是基于一套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上的,比如各国遵守大体相同的规范,维护人权,信奉宗教自由、民主或自由等价值,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在国内民主体制的基础上避免国家相互间的战争。总之,美国的安全观念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而欧洲的安全观念更多是一种社会建构性的东西,它们折射出战后这两大发达地区不同的走向。

三　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国?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当局的政策强化了上面提到的美国在战后发展过程特别倚重军事的趋势。美国国防部目前热衷搞“太空防御计划”,研制一些不知名的尖端武器系统。这所谓的防御系统将针对打过来的武器进行反击,所以更精确、有力。一旦形成了这种太空武器系统,它可能带来全球军事战略上的严重失衡。从太空攻击地面目标,对方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精确,更在于它刺激了对手,刺激了包括“基地组织”和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在内的许多挑战者。我们谈到60年前的二战,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但现在的趋势可能带来另类形式的破坏甚至更严重、更久远的恶果。造成这种紧张局面的根源有两头:一头是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势力和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另一头是同样寻求高科技武器并同时对现有的国际体系负最大责任的国家。美国一些有巨大影响的强硬集团和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都让世人担忧。对于今天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美国难辞其咎。比如在核扩散问题上,美国始终奉行双重标准,致使矛盾越来越尖锐。它不让伊朗、朝鲜等国发展核武器,但对盟友(如以色列)却网开一面;它不让别人研制尖端武器,自己却不断推出新的武器研制计划并投入大量资本;它始终拒绝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保留了随时用核武器及其他一切可怕手段打击对手的“权利”。这自然不会让对手服气,也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更多国际行为体拥有的危险四处蔓延。由此推而广之,我们就不难看到,对当今全球许多乱象,美国负有主要责任。世界警察自己拿着大棒乱挥乱打,带头违规违纪,结果自然是令国际公共秩序混乱不堪。我不想说美国今天的强硬政策是战后以来这个超级大国一贯路线的延续,但至少可以认为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发展线索中存在极度推崇军事实力的因素,这种因素有时被看重外交政策、善用多边机制的外表所掩饰,更多时候则表现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九一一事件以来它被推到极致,甚至到了被基辛格斥为“忘记外交”的程度。未来的“钟摆”是否会以及何时能回到克林顿时代那种“美式多边主义”?

对此谁也没有把握判断。实际上过去半个多世纪这个超级大国一直处于两端之间,有时偏向这一边,有时摆向那一头。现在则是很糟糕的时候。

四　亚洲如何超越旧的历史?

从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看,也有一个如何面对二战遗产的问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对峙对应了二战后建立的格局,是冷战遗留的一大后果。东亚下一步会怎样演化,我们现在看不太清楚。欧洲一体化不存在大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障碍。亚洲地区这方面的障碍特别多。尽管亚洲地区正在逐步推进经济合作,但与欧洲的一体化有质的差别,

20世纪60年代西欧已经基本结束了外部的占领,实现了内部的基本和解,变成了一个经济、社会和安全的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还存在很多矛盾,毕竟彼此之间不会再有大的冲突,成员国不大可能再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注:这是安全共同体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另一个是共同体感) 。反观亚洲,这一地区还是一个分割的区域,甚至是一个被占领的区域。亚洲地区从长时段来看,还有很大的潜在危机。从地缘政治上讲,“东亚”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纯粹地理区域,还是一个政治区域,抑或是一个文化价值区域,现在的界定有太大的差异。从中日近一时期的麻烦和对朝核问题观察,我深感亚洲地区还是一个受雅尔塔格局支配的区域,没有走出旧的阴影。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地区前进的步伐不快,远没有欧洲走得远,值得亚洲地区各国及其思想者和学者反思。

我们讲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又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那么,从负责任的角度、从文明的角度,对东亚良性区域秩序的形成,对相关各国走出冷战的阴影,中国能不能起到带头作用?

现在还说不好。像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

中国人现在的很多做法基本属于“自助”。把自己做大做强,先把自己的事情干好。这些都没错。但我们对于区域的责任,对整个东亚超越旧的对抗逻辑,无论是思想探索还是实践做法远远不够。所以,反思二战60年的时候,也应当反思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的缺失,想想为什么东亚还处在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考虑如何创造一些能够跟这个变化的时代相匹配的区域公共产品。东亚地区现有的零星合作,包括在推进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设计,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各国的想法及努力很不同,几乎是朝不同方向使劲,效率不高却问题不少。欧洲从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到煤钢联营和整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直到欧元诞生和欧盟的扩大,乃至从政治安全上的协作到现在协调对全球问题的立场,虽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经历了各种困难阶段,但它们毕竟在往前走,采取的是一种朝前看的姿态,建立起相对先进的区域合作形态。相形之下,亚洲地区的情况令人汗颜和忧虑。

总之,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我们不能只捡好的方面说,要敢于承认落后的一面。所谓“落后”,不光指物质建设和人均产值方面,还包括社会价值、地区团结、反省能力等等。看不到这一点,各国自己再努力,终归各自为战,整个地区仍是一盘散沙,缺乏全球力量和影响。6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要严肃省悟这一缺失,亚洲发展理应再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