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体育类报纸”，《体坛周报》在8月17日出版的第1398期用A8、A9、A10、A11四个版面的篇幅做了一期“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特别企划”，名为“体育抗日”。应该说“8?15”前后各地报纸策划了若干相关专题，但是《体坛周报》的介入意味尤为丰富。与《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三联生活周刊》等各类媒体不同，《体坛周报》越过自身的专业性规定，以“体育”为叙述基点，参与对“抗战胜利”这个历史事件的“回忆”、“叙述”与“分析”。用一系列“硝烟散，热血尤满腔”、“日本人给我拎鞋”、“……纵横扶桑”等标题乃至“国富而民强。然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开篇语”，契合着当下的民族情绪，生产着可疑的“快感”，如同一次“心理按摩”，满足了部分读者的潜在期待。吸引笔者关注的，正是《体坛周报》这一期“企划”如何回避普世性的“体育精神”与“民族荣誉”之间的断裂，以怎样的叙述策略从不同角度生产这类“快感”，以及透析这一整套“叙事”背后值得警惕的商业利益。

《体坛周报》四个版面的“企划”，有明确的分工。A8版作为提纲契领的“开篇”，包括著名体育评论员金汕写作的宣言性的《硝烟散，热血尤满腔》以及“未来、过去、现在”三个板块对中日体育力量的对比分析。细读金汕的这篇文章，作者回顾1945年“8?15”以来中日体育交往的历史，描述着以围棋为代表的中国体育对日本的逐步战胜，其中亚运会、奥运会的金牌数成为作者夸耀的指标。（如“北京亚运会上甚至达到过183：38的惊人差距”）。最耐琢磨的是，作者注意到了中日对竞技体育的不同理解，在文章里坦率承认“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人对竞技运动也进行了重新审视，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大众体育”，但是之后模糊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根本歧义，大谈日本全民体育之后在雅典奥运会金牌数的上升，给人的感觉是日本的大众体育仍然以金牌数为目标，大众体育的理念从目的本身被偷换成为竞技体育服务的一种手段。有趣的是，恰恰是《体坛周报》自己，在前一段的报道中不断批评“牺牲联赛”来保证奥运会成绩的短视，为体育官员乃至“举国体制”而痛心疾首。

更有趣的是，作者随即谈到小山智丽的例子，作为“情绪”污染体育的一个例子。作者写道，小山智丽“幺系幺系”的喊叫及言论，“使得纯净的体育精神受到了污染，曾经让不少中国球迷极其厌恶”。而就在本版的“开篇语”，编者明确写道，“竞技体育，从来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此外，《体坛周报》方面的整个企划完全充斥着泛政治化的“体育言论”，在言说的前提上并不承认“纯净的体育精神”的存在（这样的例子下文比比皆是）。作为“抗日体育”这样的企划，普世性的“体育精神”与“民族荣誉”之间的断裂是编者必须面对的，很遗憾《体坛周报》给我们留下一笔糊涂帐，无视言说逻辑的分裂，回避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回避”这个词也许不准确，《体坛周报》的编者们用A8版面“未来、过去、现在”三个板块的分析其实表明了立场。关于未来，标题是“警惕它的崛起”，而内容和标题一样混乱。文章引述魏纪中的话，“日本国民体育大会是全民参与……对他们来讲成绩并不重要”，文章结尾处，“魏纪中分析，今后，日本体育可能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威胁，值得警惕”。通过全文，正常发展的日本体育，和东海油田等问题不同，并没有直接损害到中国利益。如果仅仅是日本将来金牌数会上升于是要警惕的话，那么我们还要警惕德国的崛起，澳大利亚的崛起……这个名单可以开到和奥委会成员国名单一样长，“警惕它的崛起”成为一句空洞的废话。如果仅仅是“日本”的体育就要警惕，那这除了摆个激动的有些无聊的姿态，毫无意义。关于过去，《体坛周报》用围棋聂马的例子来描述“荡气回肠的抗击”。（笔者真担心若干年后韩国媒体用李昌镐李世石的例子来描述他们的“荡气回肠的抗击”）关于未来，《体坛周报》用一系列金牌、奖牌数导出结论，“至于现实，胜负以判”。体育难道成为奖牌数？《体坛周报》多次发文反思中国体育的“金牌战略”，质疑全民体育基础的薄弱乃至被忽视。今昔对比笔者深为这份报纸的“灵活”感到惊讶。

A9版的分工是“历史回顾”，讲述了《血与火中的中国体育》以及《家访老赵：边达鬼子边打篮球》）——八一体工队第一任队长黄烈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关乎“体育英雄”的叙述完全契合着传统的“抗战记忆”，比如“黄烈独自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国民党军警特务重重设卡，沿途还屡有日军飞机轰炸”、“黄烈反驳道：‘国民党不打日本人，热血青年当以救国为重’”。而甚至在《人民日报》“8?15”的社论里，国民党就已经不是“不打日本人”而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抗日战争是四万万中华儿女齐心协力，用血肉之躯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壮举。”《体坛周报》这一版“有趣”的“抗战记忆”，也许是理清狭隘民族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内在隐秘关系的一条线索，限于本文写作初衷及篇幅，不予展开，立此存照。

A10版的精彩值得载入将来的新闻史，也是《体坛周报》这期企划最用心的一版。随着A9版的“历史回顾”，A10树立了现在的四个“正面典型”。分别是足球方面报道贾秀全的《那些年，日本人给我拎鞋》，围棋方面报道吴清源等的《四代华人棋手纵横扶桑》，记者方肇的自述《跟日本记者干一架是必然的》以及《福原爱：中日交流的时尚标签》。从最幽默的中国足球说起，这个骇人标题的来源，仅仅是由于贾秀全在训练比赛结束后日本的替补球员曾帮着“拎鞋、拿包什么的”。照同样的逻辑，在北京国安效力的西班牙司机安德雷斯回去也可以说，“那些年，中国人给我拎鞋”，想到这笔者只有祈祷当年北京队的替补乃至服务员也是“外援”。文章结尾还提到，“贾秀全对日本人了解很透……（贾说）‘日本足球被我们压了这么多年，他们碰到中国队员，内心其实还是有些害怕的’”。可惜如今日本队世界排名13、亚洲杯三连冠、已经轻松晋级德国世界杯，而“日本队害怕”的中国队小组赛世界排名60开外、从来不知亚洲杯冠军为何物、预选赛第一阶段就被淘汰。想起这些笔者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那些年，日本人给我拎鞋”，是啊，阿Q不是说过么，“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

《四代华人棋手纵横扶桑》，气魄很大，但是凡事不能细想。吴清源先生14岁就东渡日本，拜日本大棋士濑越宪为师，并且于1936年加入了日本籍。严格说来吴先生超绝的棋艺离不开日本棋界的培养。用这样的例子来抖抖威风，只会让帮助吴清源先生的日本友人心寒。《体坛周报》的记者为了显示“吴清源在棋界名流心目中的地位已无与伦比”，曾引述了武宫正树的一段话，“对于我来说，不，对于几乎所有的棋手来说，吴先生尤如苍天在上”。和武宫先生的执著、纯粹与真诚比较起来，这位记者对围棋的理解接近市侩。

最妙的是搜狐记者方肇的“现身说法”，《跟日本记者干一架是必然的》。事情的缘由很简单，韩国东亚四强赛期间，日本记者用不干胶占用了所有的摄影桌椅以及新闻中心的网线，于是方肇“血往上涌，非打不可”，而且“也许是我太敏感，但是感觉根本不是两个人的矛盾，而是日本在蔑视中国”，并且“我可以挨打，但是中国记者丢不起这个人，既然打架，就一定要打赢。”方肇先生的这个形象可不是唯一的，网络上这样的英雄多矣。西北大学出事的时候有号称西大热血青年的朋友发贴，说正磨刀一会就去把那三个日本人的手给剁了，在普天盖地的掌声后没了下文；前一段流传有个日本人过海关“侮辱”了中国人，于是海关的战士把他一顿暴打，甚至锁了起来。领导来埋怨了小战士，理由是“打得太轻”；甚至于在咖啡馆里一群中国人群殴两个日本人的故事也能大面积流传，赢得满含眼泪的青年们热烈的掌声……拉封丹寓言里说大山分娩，风云变色，最后生下来的是个小耗子；现在是出来个小耗子，咱们这边就天崩地裂。对这个“英雄谱系”，笔者见过以下的批评——只知教科书不知历史、愤怒被引导煽动、生活平淡找点刺激、荷尔蒙分泌旺盛等，不知道对与不对，且备一说。至于方肇先生，《体坛周报》配的漫画里方肇先生一身盔甲威风的很，但是提防“瞒”与“骗”，谨防“做戏的虚无党”，还是大有必要的。

这一版最后的文章和整个“企划”不和谐，加盟辽宁女乒的福原爱说，“我期盼中日永远友好”。笔者咋看以为是《体坛周报》为了“平衡”的需要，但仔细一看，旁边的本版导语是这么写的，“在中日体育的对抗中，双方也在想方设法学习对方的长处，这是自强、制敌的‘无间道’。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友谊有时候只是条温柔的面纱”。原来如此，福原爱小朋友原来是来“想方设法学习对方的长处”的卧底，感谢《体坛周报》的提醒，辽宁队要警惕了。

从A10版“正面典型”的企划逻辑顺延，A11版做的是“反面人物忏悔录”。《体坛周报》方面选了两个代表人物：宇津木丽华与何智丽。两个人物有如下的相同点，都曾经是中国队的优秀选手，都加入了日本籍，都代表日本击败过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体坛周报》对她们的采访，通过问题的设计与标题的选取，精心塑造着“反面人物忏悔录”。比如对宇津木丽华的采访题目为，《我本不愿担任日本旗手》，而何智丽的更直接，《何智丽：我错了》。再如对宇津木丽华的采访正文，三个部分前的导语分别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跳起来了，我站在原地低下了头……”“……‘华’是纪念我在中国成长的25年”“每逢此时我都会对她们说：我是不会说的（指中国队的情况）”。饶有意味的是，两位“反面人物”的访谈不太“合作”，比如何智丽仅仅是承认喊“幺系幺系”的行为错了，至于其他，何在结尾处明确地对记者说，“当然，我不曾为自己的个性感到过后悔，但是选择这些，你就必须付出很多代价，就像我今天一样。”在这样的表态下文章题目用的“何智丽：我错了”，不能不说《体坛周报》的记者有点一厢情愿。

基于以上对这一企划四个版面的扫描与分析，笔者试着概括一下《体坛周报》“抗日体育”的叙述策略：

1把复杂的历史脉络简单化，“国家利益”与“国家荣誉”成为超级能指，决定、叙述乃至改写个体行为及意义。在这个“体育抗日”的企划里，中日两国运动员成为国家的代表，体育竞技的胜负成为国与国间的输赢。诚如“开篇语”的自供：“将体育、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无限启示——国富而民强。然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体育作为人类对自身极限的超越（如田径）、对团结、意志、技巧的展示（如足球）、对人生境界与美的追求（如围棋）被抹杀乃至遮蔽，“民族”成为最远的界限，“金牌”成为焦灼目光里的唯一目标，仅仅为了证明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光荣”。

2体育竞赛的叙述“战争化”，突出其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一面，遣词造句高度情绪性。“硝烟散，热血尤满腔”，“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也发誓，一个伟大民族的热血从来不会冷却”（“开篇语”结束语）。这是形容体育还是形容战争？再看围棋方面的报道，“后来聂卫平曾拿着擂台赛的棋谱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陈毅元帅”，“马晓春说自己的日语水平早已够‘走遍日本’，但他几乎从来不说”。在这类“慷慨激昂”地叙述中，体育被想象成一场惨烈的战争；在虚幻的胜利里，热血澎湃的读者们分享着“伟大祖国的光荣”。

3通过标题等形式对采访内容进行符合特定目标的强调、加工乃至歪曲。比如从贾秀全忆1992年在日本踢球的往事里摘出不显眼的一句，句式一换文字改一下就是标题。（《那些年，日本人给我拎鞋》）；把何智丽对“幺系幺系”的认错扩展到全体（《何智丽：我错了》）。这恰如“开篇语”配的图片，亚洲杯决赛上，一个中国球迷表情迷醉地举起一张报纸，“我爱你祖国”。体育竞技带来的快感被精心地导向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这不新鲜，笔者曾经有幸恭临其盛十强赛出线的现场，结束时全场六万人齐唱《歌唱祖国》，这样庆祝足球出线，恕笔者浅陋，恐怕是“中国特色”。

对狭隘民族主义理论上宏大的指认、分析乃至批判超出笔者的学力，以上笔者仅仅就《体坛周报》这期“抗日体育”为例，分析商业媒体如何生产基于狭隘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快感”。作为《体坛周报》多年来几乎每期必买的读者，我不讳言对这一期的失望。同时笔者注意到，《体坛周报》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是“灵活”而“多变”的。作为高度市场化的体育报，《体坛周报》对“足协”之类衙门的厌恶、对“举国体制”的抨击是屡见不鲜的。正基于此，笔者担忧《体坛周报》一类高度市场化的商业媒体完全迎合读者的口味，媒体先天的理想、操守以及抱负“空心化”，被“狭隘民族主义”诱人的“激情”与“崇高”以及背后巨大的市场效益所吞噬，陷入“煽动—迎合—煽动”这样一个坏的循环。这不是笔者的危言耸听，稍稍了解各地的都市报以及地方有线电视新闻的读者，都不难发现商业媒体对部分读者低俗趣味的迎合已经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笔者在这里呼喊的，仅仅是提防诸多危险趋势中最危险的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熟知当代文学的朋友会发现，笔者的文章标题与王小波《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很想象。不错，以往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由主流媒体所发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已经得到关注、批评与警惕，而商业媒体在特定语境下基于商业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传播是90年代媒体市场化以来的新课题，其发达的市场营销网络可以强有力地传播自身的声音，而和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媒体相比，又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在狭隘民族主义浮泛的当下，这一现象值得文化研究界的警惕。但愿笔者的这篇文章仅仅是呼啸而出的一块砖头，打破这危险的寂静，呼唤真正犀利而深切的批判早日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