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李家超政府已上任满一年，香港也在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过程中渐渐发生着变化。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接受了中评社记者的专访，他认为香港这一年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并对爱国者治港的成果予以肯定。同时，他也认为，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必须慎防把内部问题高度政治化，不能成为美国遏华的工具。黄平也说，香港的独特优势大家都清楚，但我们不能一直吃老本，必须要找到新的机遇、新的办法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发挥好各种优势与潜力。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时讲话中提到了“四个必须”和“四点期望”，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年来香港整体发生的重大变化？
黄平：概括地说一年来的变化可以用“有目共睹”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年，香港特区政府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由治及兴”展开，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具体地说，习总书记去年在港的七一讲话给了香港一个新定位、新任务、新要求，最重要的是首先更加明确了底线和原则，这不仅仅是为了“由乱及治”，而是为了整个香港的由至及兴，也有人说是再出发，或者说是“一国两制2.0版”。
第一是当然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既不要片面或者只突出“两制”而忽略了一国是根，只突出“港人治港”而忽略了“爱国者治港”，当然也不要因为坚持一国原则并且强调它是根是本就忽略了两制。另外，全面准确贯彻就要我们明白，究竟“一国两制”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全面准确贯彻”作为“四个必须”的第一项，实际上是更清晰、更明确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核心利益，这既适合今天香港的由乱及治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开局之年，也适合今后在香港和澳门长期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第二是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以前我们“高度自治”可能讲的多，“中央全面管制权”讲的少，但自从中央明确地提出全面管制权以后，就说明这两方面应该是有机统一或者说辩证统一的，非此即彼或至讲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在整个香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始终有一个怎么做到中央全面管制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辩证统一问题，对此，法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要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再阐释、再宣传，最后政府实际部门及社会团体还要落实到行动上并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是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其实回归之初，甚至还在中英谈判期间，小平同志就一再强调所谓“港人治港”就是要以“爱国者治港”为前提、为原则，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的乱港反中“黑暴”，这个原则就更加明确了。“港人治港”始终要以爱国者治港作为一个原则，否则就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可能走偏、走歪。实践证明，当涉及到大是大非、主权原则问题、安全底线问题时，如果爱国者治港原则没有落到实处，在主权和安全方面就会出现漏洞。
第四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自身的优势、潜力，大家都已经谈得很多，但有优势不等于发挥了，有潜力不等于挖掘了。需知，香港的独特地位应既能保住繁荣与稳定，还能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在新的形势下，哪些优势马上就能发挥，哪些潜力需要逐步挖掘，都应认识上更加清楚，行动上更加自觉。
所以，这“四个必须”是大前提和大原则，也可以说是硬规定和硬要求，而习总书记提到的“四个希望”，其实都是提点着香港下一步需要着力，或者还有待完善、提升的地方来说的。第一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能力的提升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边干边学、边学边提高。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用了“德才兼备”这个词，如果说“德”解决一国原则、爱国者立场，“才”就要解决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水平和班子协作，如何共同推动由治及兴，这其实也是对香港特区政府能力的考验。新一届政府开始就提出“以结果为目标”，是很务实的。
第二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风险、危机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走低走缓，各国又开始构筑贸易壁垒，有的甚至对中国搞脱钩断链。在这种大环境下，香港怎么稳住原有优势并找到发展新增长点就成为当务之急。无疑香港确实有优势、有潜力、有独特地位、有历史积累，但也有利益固化、动力不足或者新动能有待发现的问题，香港在这个竞争越发激烈的世界中，一直吃老本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顺其自然很可能原有优势都会逐渐丧失。因此要一边维护甚至提升原有的优势，一边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潜力，这方面也要“以结果为目标”。
第三是切实排解民生忧难。这本是一个老问题，但老问题也不能积累，更不能越积越多。老实说，回归以后，香港的民生问题确实是积累太多。实际上，民生难题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有，也都是头痛的问题，但不能任由它越积越重。稳妥解决民生问题一方面是靠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要有符合实际的社会政策并实施好。改善民生也是要以结果为目标。
第四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现在，由乱及治以后，由治及兴过程中，也一定要保证香港的长期和谐与繁荣，包括处理好各种新旧社会矛盾，其也不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例如文化与历史、国家认同问题，后者甚至更难，也更需要时间，但最终解决好长期和谐稳定这是绕不开的。
总得来说，“四个必须”是原则、是底线，是从本届政府一开始就要明确、清楚的。而“四个应该”就是告诉这一届特区政府，要围绕这四个方面务实开展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走深走实，让市民满意，国家放心。
中评社记者：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您认为，这三年以来，爱国者治港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您认为下一步的爱国者治港还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有待解决？
黄平：第一是底线的划明，“爱国者治港”这是个原则，第二是大家对此的认识经过2019的风雨也更加全面、准确、清晰了。随着这个原则的更加明确和具体贯彻，新一届政府、新一届立法会也好，新的区议会和香港整体大氛围也好，构成已经改变，大势已经扭转过来，港区国安法也从颁布到实施，逐渐深入人心，这些也是有目共睹的。香港回归祖国26年了，毫无疑问，近三年来，爱国者治港原则越来越突出地彰显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只是狭义的治理团队或政府的治理成果，而是整个香港社会大势也扭转过来。当然，这还要贯彻始终，就像“一国两制”中“一国”原则一样，只要实施“一国两制”，“一国”就是本，只要实行“港人治港”，“爱国者治港”就是原则。这方面，除了确保治理核心团队由爱国者构成、解决好经济和民生、冲破利益的藩篱之外，还得从教育、文化、舆论等很多方面润物无声地一点一点来做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使得热爱自己的国家就如同热爱香港一样成为香港的中国人骨子里、血液中天经地义的组成部分。
这要体现到从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上，这才是真正的人心回归。这是一个过程，香港毕竟才回归祖国26年，而在回归前的一百五十多年港英时期，香港很大程度上仿佛是无家的孩子一样，国家认同比较淡泊，需要一点一点重新建立。这既是本届特区政府的工作，也是整个香港要大家共同努力稳步耐心来稳步做牢的细致工作，仅凭“硬”的、急的办法会欲速则不达。
中评社记者：您曾说过，处于中外交汇之地的香港，必须慎防把内部问题高度政治化，以免成为美国遏华的工具。您认为，在当前中美结构性分歧越加深刻的情况下，香港如何能规避这种风险？
黄平：整个世界已进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荡、变革、风险、危机成为常态。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很多问题它是始作俑者，包括这一轮的围堵、打压和遏制中国，虽然在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上，我们不能逃避风高浪急，甚至还要做好迎接惊涛骇浪的准备，但世界不是因此就绝望了，中美关系也不是因此就没希望了。最近一段时间，中美高层接触频繁，中方再次强调了中美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朝着有序而不是越来越恶化的方向前行。香港本身既是视窗、平台，也是联通世界的桥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客观上回顾回归以来的风风雨雨，确实很多时候香港正常的民生事务、发展事务、商业事务等等是被蓄意乃至恶意泛政治化了。香港积累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回归以来才有的，当然回归以后，我们更应该把它们处理好、解决好，而不是更恶化，更不是非政治问题被政治化，这是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的，不要跟随人家的操纵起舞，不能被带到沟里。
第二，不只是中美关系，整个世界也已经进入国际关系重构、国际秩序重组、国际规则重写、国际格局重建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大变局的前提下，香港更要看准自己优势、特点，挖掘并用好自己的潜力。有些要通过完善制度机制，有些是通过找到新的增长动能促进发展，有些是解决多年拖延的民生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和青年就业等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风险挑战绕不开、躲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被带到沟里。正常的一个人，他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工作和生活，当然就要有对本地的和所属国家的认知与热爱，不只香港，不只中国，包括整个非西方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实都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被牵着鼻子最后掉进陷阱还无法自拔，甚至掉进去了还不自知。
中评社记者：香港国安法实施迎来三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但仍有一些国家持续对此抹黑、妄评，请问您对此如何评价？
黄平：一些国家特别是其反华势力对于港区国安法的抹黑和妄评实际上是试图打造一个新的话语陷阱，是西方这些势力对污名化中国的大背景下的又一个新话语。这里面可以说美国又是始作俑者，也有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人跟着一块制造这种话语陷阱。在话语这个层面，现在西方仍是主流、主导，特别是在媒体领域，然后通过媒体不断地“洗脑”，用黑白两分甚至善恶对立的二元叙述来描述西方与非西方之别，看不到或故意抹杀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并否认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其他方式生存、发展、治理的正当性。这套话语来之已久，冲破或超越这套话语当然要时间、耐心和智慧，包括绕不过的斗争，特别是既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
现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善于设置议题，设置规则，比如体育，就仿佛是只能踢足球而不能打乒乓，而且什么算犯规、越位、进球等也都先定好了，最后裁判员还是设置议题和规则的西方国家。当然从长远来说，人正不怕影子歪，事实胜于雄辩，只要真正做到并使大家切身感受到香港变得更繁荣、更稳定，多年积累的问题也都正在逐步稳妥解决，那套话语陷阱也包括对香港的污名化只能迷糊人们一时而不能哄人一世。因此，保持战略定力，不畏浮云遮蔽，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坚持“港人治港”并筑牢“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坚持高度自治并处理好它与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辩证关系，在“一国两制”之下确确实实解决好发展问题、民生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等等，是我们自己应该认真做好的。
只要把这些做起来、做扎实，不管西方污蔑“两制已死”也好，把香港炒作成一个议题也好，都不需要惧怕。现在看起来是西方话语占据主导，但真正看的不是西方那几个主流媒体的各种说辞，而是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判断，说到底，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香港这方面也一定要有定力。长期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做对香港好也对整个国家好的事情，就可以冲破西方媒体在话语层面对香港的污名化。
中评社记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无论草案通过后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政府都要对接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在这方面，您认为香港应如何加快建设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黄平：这方面既要坚定不移、坚持原则，又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从文化、教育、舆论，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方面面着手，把认同和热爱自己的国家融到人们的骨子里、血液中。当然，由于历史原因，香港150多年在外漂泊，因此它的文化认同、历史知识、国家意识都较弱，这是百年树人的事，但不能因为没有马上见效就不做或缓做。
另一方面，爱国和爱港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爱国当然要爱港，爱港并不意味着不爱国，所以这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好似一个铜板的两面。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地上的辛勤耕作，我们是因为民族弱乱之时不得已把香港割让出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把历史、文化的血脉接上，找回来，做起来，就不仅仅是狭义的正规教育和传统意义上媒体的事。其实，香港是大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其中包括各种地方文化和亚文化，总体上是包容、开放，互相借鉴、互补和谐的，因此国家意识是通过历史、文化，从了解、认识到认同、热爱，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做起来、筑牢固的，与保护地方文化、香港文化并不矛盾。
中评社记者：去年，李家超政府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整个发展理念已从昔日的“积极不干预”、“大市场小政府”，清晰而明确地向“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方向迈进，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这种转变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黄平：我觉得认识上到位很重要。实际上，政府不是越小越好，更不是越无为越好，那只是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假说，而且这种理论假说即使用在西方也不是其经济史上都在实施实践。比如说当年英国撒切尔上来推动私有化，看上去最主张小政府了，但恰恰也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至于二战结束后英国和欧洲多数国家都通过国家税收来搞社会保障与福利，以来缓解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就更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其实呢，问题的关键不在政府是大还是小，而是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市场的作用是什么？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因此我认为李家超这届政府提出的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在认知上是很到位的。
这里，“政府要有为，市场要有效”的两者结合好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管理机制、体制和政府团队，在一个运行良好或高效的市场里积极作为，就是两者有机的、互补的、良性的分工，各自的责任、边界应该很清楚、很明确。作为拿着财政支撑的各级官员，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职尽责、积极作为，还要提高能力、加强合作，并勇于担当，这方面按照七一讲话提出的要求，还有改善空间，解决了“爱国者治港”这一条原则以后一方面是要坚持好这个原则，再就是能力的提升了，这个意义上就是要譲“能为者主动作为，有为者更加有为”。这两者也是一个有机结合，就像中央全面管制与高度自治有机结合一样，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治理的要素和关键，所以，本届政府明确提出的“以结果为目标”，实际上也包括积极作为，以结果来衡量的意思，那就是在治权范围内和彼此配合上积极有为，并促进和提升市场的效率、活力。
中评社记者：您是特首政策组研究策略专家组成员，能否谈谈您为特区政府政策研究服务的心得体会？您认为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应该如何用好智囊团？下一步专家组的工作应该重点聚焦在哪些方面？
黄平：从被宣布为成员之一到今天时间还很短，所以还谈不上体会。但是从香港新一届政府要积极有为，要求真务实，要以结果为目标，要完成中央的要求、市民的期望来说，成立了特首政策组和其专家组是很及时、很必要的。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应该调研先行，老话说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觉得，特首政策组这次请到的这一批专家不在于人多少，而在于究竟这些专家和特首政策组之间怎么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特首政策组能够怎么用好这些专家，使他们的研究更聚焦、更专业、更全面、更准确，从而使他们给特首和政府的得建议更加可用可行。我觉得，研究不在多，团队也不在大，更不在于有多大“名气”，而是专家组和特首政策组应该有一个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实实在在地有助于提升研究质量，并将研究成果贡献于香港的发展和实际问题的解决上来。
我过去一直做的是内地的政策研究和中外关系研究，除了我以外也有其他内地学者加入进来，这也是一个突破。未来香港如何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如何既融入祖国发展大局还保持并发挥香港所长并挖掘各种潜力？如何进一步增强对国家的认识，对内地的了解？如何在坚持“一国两制”同时还与内地的发展形成优势互补？这样看，有部分内地学者或熟悉内地发展的专家参与进来我觉得是很好的。
中评社记者：您刚才说香港不能一直吃老本，要找到新的机遇、新的办法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发挥好各种优势与潜力。展望未来，您认为，香港可以如何更好地积极做好自己，主动对接国家规划？
黄平：实事求是地讲，过去的香港很多人很多时候是太不注意、太不关心内地的发展，甚至也不太明白中央在说什么。这有两种原因，一个确实是知识的落差和体制机制不一样，另一个就是香港长期自己发展好像也不错，所以似乎没有内在的需求和动力。说得再凸显一点，我甚至多次感觉到，从回归之初走到今天，香港不少人包括一些官员还是习惯性地很注意英国的动向，而不是自己祖国的动向。这当然是多年形成的，但在由治及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香港还是只任其自然地“吃老本”，实际上就会逐步走衰。
另外，现在世界经济竞争激烈，经济下滑，风险增加，甚至还有人故意来围堵，并不想看到香港继续散发东方之珠的光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更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看清国家大局和世界大势，越了解国家大局和世界变局，就越能找准香港的新定位、新动能和新机遇。从现在起到“十五五”规划还有一些时间，香港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寻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各种机会，坚持一国两制是守正，积极融入国家大局是创新，所以要守正创新，不错失良机。香港是中国大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既对其贡献，也从中得益。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明确说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下一步香港更要在这方面发挥所长，而且是要尽力挖掘和发挥，发挥得越来越好，包括在“一带一路”第二个十年中发挥出自己独特作用，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受访者简介：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记者 郭至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