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的整合与秩序。
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中文中的社区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及其同学从英文community中翻译过来。20 世纪30年代初，罗伯特·帕克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把community概念引入中国。因为中文中不存在一个现成的词能够恰当的反映“community”的社会学含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学子们反复推敲,采纳了费孝通的建议，把该英文单词翻译为“社区”，用于表示有地域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区别于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如家族、宗族，也有别于在业缘关系上建立的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此后，“社区”概念又被学者们不断拓展，人们对它已经从血缘发展到地缘，并进一步发展到从社会网络上进行界定。
当前，关于社区的统一定义仍难以达成一致，但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有三个共有的条件：
第一是“认同”（identity），就是说人们之间互相是把对方看作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人的，彼此是把对方作为“我们中的一员”看待的；
第二是“安全”（security），人们处在社区里，就进入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此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乃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等；
第三是“凝聚力”（solidarity，或者叫“团结力”），在社区里，人们之间有凝聚力，大家在遇到任何形式的灾害、挑战或风险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有照应和协作，哪怕平时似乎互不往来或往来不多。
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社区是人们经过实践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形式，它是一个整体的形式，一个有着公共联系的整体，而个人是社区的一员。
纵观社区研究的历史，可以认为，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公共性概念的完整内涵，是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的，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
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是作为整体的社区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所体现的整体属性，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性，它构成了社区的必要条件。
社区理论与社区治理的反思
流行的现代性起源叙事中，古典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一个由社区向社会转型的过程，从而不同程度地把社区与社会对立起来，把社区看成传统的、落后的，把社会看成现代的、进步的。在古典社会学看来，以价值、伦理、规范、宗教等为基础的社区的瓦解，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是走向以契约、工具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必然代价。对于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异化”，韦伯称之为理性化所导致的“铁笼子”，涂尔干称之为“失范”，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主张未来的社会应该以某种共同价值为基础才能形成新的共同体。而对于如何整合社会，维系社会的存在，古典社会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导致的金钱拜物教给现代社会公共性设置了巨大的难题，现代社会要维系，就必须破除资本的逻辑，而这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他很难预见日后西方国家能够发展出福利社会、公民社会这些具有公共性的社区组织形式，尽管事实上这些形式的发展和演变是同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韦伯和涂尔干并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而是寄希望于宗教和道德等价值理性的复兴或者“克里斯玛”型人物的魅力来抵抗工具理性的“铁笼子”。可以说，在经典社会学家的现代性理论中，又存在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张力。不容否认，古典社会学家把社区瓦解看成现代性的起源，起码忽略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和历时性，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区模式崩解、现代社会兴起面临的社会整合的难度。
现代社会学秉承了这种包含着二元取向的现代性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城乡社会的研究。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经典社会学中所包含的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张力出于抵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而被磨灭。在功能主义的框架中，现代化理论把社会发展问题还原为经济增长的单一视角，并对这种单线论的社区—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完善。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的浪潮，现代化理论在主张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又加入了城乡对立的内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郊区化和大都会市区化的发展显示了城市化的多维特征、复杂性以及与乡村的互动性和融合，社区—社会理论中的城乡对立也就随之消解。不过，社区—社会二元对立的消解似乎并没有自动动摇作为主流的现代性叙事，相反，随着冷战的胜利和全球化的推进，发展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也风靡全球。对现代性进行系统反思，则是亚洲金融风暴和拉美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
就社区治理或者社区发展来说，英国是实行社区发展计划较早的国家。然而，由政府倡导的社区发展并非从英国本土开始，却是出于维护殖民地稳定的需要。在“新殖民主义”时期，随着殖民地的工业化与逐步走向独立，那里的农村贫困问题和民族冲突日益增多。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发现，要有效地实现殖民统治，没有殖民地的地方认同是不可能的。因此，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在贫困地区实施经济与卫生、教育发展计划，促进地方自治，缓和贫富分化的矛盾，以维持有效的统治。自此，社区发展的基本理念，社区参与和社区自立，逐渐奠定下来。二战以后，为了解决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恐惧，缓和阶级矛盾，福利政策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对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的扶助，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福利保障以及公益性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福利政策日渐覆盖了整个生命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社区的内城区综合症（贫穷、高犯罪率、高离婚率、公共服务匮乏、种族冲突，等等）日益突出。在英国，工党政府试图通过移植殖民地行之有效的这套方法来治理社会问题，从1970年起开始推行“社区发展工程”（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CDP）。该工程极大激发了以社区为基础，以解决贫穷、社会排斥为目的的各种组织和行动，使社区服务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疗、居住、孤寡老幼病残的照顾、公共安全等。但是，该工程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是社区内部的问题，而且是具有全局意义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而且，这些不仅是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更有社区公共性建设不足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人主义极为盛行，社会整合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到了80年代，信仰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政府削减社区发展资金，致使社区发展边缘化。但工党主政的地方政府却在推行的反贫困项目中继续主张社区发展的理念，并针对当时的家庭破败、社会涣散等重大问题，强调要对个人主义作出新的理解，重新恢复社区团结与重建公共制度，由此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构想。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思想导师吉登斯指出，“共同体（或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的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此后，工党的社区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并在欧盟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对社区发展和社区团结的重视和推动，是工党在大选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因素之一。1997年重新登上政坛的英国工党，继续坚持社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并试图重新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决福利国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社区治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注重乡村社区的治理，从最初的扶贫到现代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增进认识的复杂过程。不管是“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还是非政府组织的“区域发展”项目，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某些地方使某些个人有了较大的物质收益，但从总体上说，乡村治理的效果还不够显著。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乡村治理思路基本属于发展主义范畴，仅仅（或者说主要）强调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乡村公共性的建设。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通常仅仅把乡村看作一个地理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的单元或区域，往往通过加大经济、物质方面的投入来加强乡村的治理，强调的是修桥铺路、通电通水通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把乡村看作一个社区，忽视了其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要素的激发与整合。实际上，正是社区公共性的萎缩而不是经济的欠发达是乡村凋敝的最重要原因。反观社区理论和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乡村社会（“传统社区”）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落后的代表”并置于现代社会的对立面，主要在于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中心论的线性论和二元论叙事。现代性被看成西方的一个“工程”：如果不是西方独有的，也是独由西方创立的，它被化约为一个线性的过程（从传统社区分阶段地走向现代社会），也是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绝对的二元对立过程。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过于侧重经济的一面，而很少涉及社会整体变迁的一面。对于乡村社区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过多关注人们怎样从乡村转移到工商业和大都市的一个面向，而忽略农村居民怎样失去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古典社会思想家的处理对象），或者怎样最终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进入资本—劳动力的新型社会结构中。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则存在或明或暗的线性进化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在线性进化论的视域中，现代社会只有在与落后的传统彻底决裂后才能实现现代化，从而跨入文明社会。而在经济决定论的视域中，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会带来精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种单线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看不到，社会之维系不论古今仍然取决于人类在一个地方、地区和更广阔地域共同生存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理性的和情感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重城市轻乡村，对维系社区公共性存在的传统资源不予重视，甚至不加分析地加以拒斥和批判。
传统与现代，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历史是连续的，文化传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重写、重构，传统必须在反思现代性之中以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实现再生，这种再生的传统就是“后传统”。“反思现代性的标志是去传统化。但这不意味着传统信仰和实践从社会中消失。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还表明它们的再现。”吉登斯针对现代性对伦理道德、家庭社会的冲击，呼吁要利用传统重建家庭团结，增进社会凝聚力，摒弃曲解了的个人主义。吉登斯认为，要修复被破坏的团结，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不能把传统与现代简单地对立和排斥。当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虽然启蒙思想确实动摇了所有传统，但传统的影响仍然强劲，而且传统本身是“被发明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
超越社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强调传统资源对于维系社区公共性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要回到古典意义上的“社区”。古典意义上的社区是土地和有血缘关系的人口紧密结合的一个地理上的聚合体，这在当今社会基本上已不存在，即使有个别的人和社团来组织类似的社区，那也只能是特例。从滕尼斯以来，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已经发生变化，从一种血缘关系上的“社会类型”转向“地域社会”。今天，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区的地域限制被日趋打破，获得了新的表现，即具有一定联系的、跨地域的新型“社会组织”或“社会网络”。另外，在客观上也应该承认，由于市场化的冲击以及在（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公共资源缺乏或被破坏的环境中，社区本身也面临着解体和瓦解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很多地方的社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落。因此，问题不在于开历史倒车，倒回到古典意义上的社区，而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激发传统资源以保障更多的社区公共性，为那些从传统社区流转出来的人群积聚的地方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以满足需求，从而建设面向未来的新型社区。
小康社会与社区发展
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和本质是以人为本，它与旧式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发展是以物为本的，那么很可能人们在片面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的过程中，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的确是多了，但并没有得到更高程度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同时，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同一个社会内部，都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差距和城乡差距。并且，生态、伦理、信任会不被重视或日益恶化。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意味着超越西方现代性理论、发展主义关于社区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
所谓“以人为本”，不只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且更是以人民整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是群居动物；不只是以人的眼前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不只是以人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的社会生活质量—精神生活品质为目标，因为人从一开始就既是经济动物，更是社会动物和精神动物；不只是以人类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且更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一个（也只有这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个人从一出生就一直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一开始就是在对他人的依赖中——获得自我的，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也只能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必须以包括精神、文化和情感在内的认同也就是说公共性来铸就共同体的凝聚力。否则，缺乏公共性，势必导致分崩离析、原子化、人自为战、“人与人之间如狼”，人与自然为敌。
今天讲“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要探索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重新发展出一套分析框架。当然，说建构和谐社会，有很多现实的依据。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为了建构和谐社会，除了决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认知层面、理论层面的努力。“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涉及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究竟什么是“社会”？它究竟是一个一个人的简单相加、累积，还是人作为类的概念、集合的概念、整体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动物，它既是生物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把社会简单还原为个人的，更不只是“经济人”（即不只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因此，看一个社会如何，除了看个人的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润、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外，还要看社会整体的指标，如互信、亲情、安全、凝聚、秩序等，这是在整体上才存在、也从整体上才有意义的概念，即只有在互相发生关系而组成一个社会（或一个社区）时，才有这些东西可言。反过来说，也只是因为有这些东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会动物，而不是鲁宾逊那样实际上无法生存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形成关系、互相关联，才产生一个组、群、队、社、团，人与人才发生关联。一旦把一切还原成个人，其实反而曲解了社会的现实。
如果这样来看全面、协调发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那么，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和多样文化的整个中国，它的人多地少，既是历史制约，也恰好孕育出一种互助的基础，不只是道德上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就孕育了组、群、队、社、团这样的事物。
中国当初为什么没有走上英国那样的工业化道路？从历史机遇上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它客观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种现代文明。是勤劳孕育了中国盛唐以来的经济和市场，但是到了晚清以后，在英国的工业革命面前，中国勤劳革命的传统似乎就断掉了。于是中国被迫也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如果在中国的语境下把自己的勤劳革命传统彻底丢掉，照搬西方式工业化的道路，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少？比如说中国重走殖民主义的道路、重走帝国主义的道路、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究竟有多少历史的可能性？中国原来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经验，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为中国的文明并没有断掉。
所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包含着一种新的思路和创新，它们是在“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来的。因此，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逻辑、新的思路来处理当下的问题和挑战。
“小康”与我们原来讲的“现代化”有所不同。我们过去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指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基本是以英国经验为楷模和示范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共同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从制度到自我观念的东西，即所谓的“现代性”。但是，这绝不只是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技术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而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也是通过对内建立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并把这两个过程都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加以合理化、正当化来完成的。
英国式的“工业化”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它是第一次以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有组织的方式使人远离自然，甚至破坏自然，与自然对立。它把人组织到非自然的环境下，不仅远离自然，而且把大自然作为掠夺的对象，把大自然，包括森林、矿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个自然的一切生物和动物，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为征服、战胜的对象，甚至是破坏、消灭的对象。所以，即使撇开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维度，只讲技术意义上的工业化本身，对世界广大地区（不只中国，还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后发的人口大国）也是很大的困境，甚至是绝境。
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这个把世界日益工业化的过程，是与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密切相关的。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甚至启蒙运动以来——最基本的认识模式就是主观/客观、人/自然、文明/愚昧、传统/现代等二元叙述。这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定势或基本框架，其实说的无非就是如何使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如何从乡村走向城市。它构成了社会学最基本的二元叙述框架。但是，这个叙述，实际上主要是以英国17—19世纪的局部经验为主要依据的，而这个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东西后来竟然演变成了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理论。似乎一切社会，不论他们的自然、地理、文化、历史有什么区别，都必须这么做。中国的整个历史语境就与英国差得很远。由于“错过了历史机遇”以及高度的资源制约等原因，中国不仅不可能重复英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甚至——也是更重要的——它也不只是英国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际上是17—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而中国的形成比它们要早得多。因此，“中国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现代英国意义上的现代化问题（如怎样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当然，现代化问题在英国也不只是工业化、城市化一个维度，它至少包括工业化、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几个基本维度，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国问题”说清楚。
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长期不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的（并被认为是“普世的”）模式。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和西欧17—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又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实践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些概念、理论、范式或模型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或有局限。我们很少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综合体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现代化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三百来年。但是，人类社会有文字的历史已经几千年了，各种文明形态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走下来，有的消失了，但是有的（包括“中国”！）还在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延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它们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覆盖的地域要广得多，涉及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够提供的解释也应该丰富得多。
再进一步说，问题倒并不在于西方的理论、概念是否错了，而是滋生这些理论、概念的经验基础离中国的实践差得太远，而中国十几亿人从事的伟大实践本身是完全可以产生新的概念、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或新的阐释框架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也是如何重建社区（community rebuilding）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如何重新整合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如何重建乡村社区的问题。
这里的“重建”，不是复旧或复古，而是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公平、合理利用潜在的公共社会资源，从而使社区发展成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并且从长远说是城乡一体化（Rurbanization）的。
社区重建还包括社区整体的稳定、互助、团结，而不只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也不只是社区内个人的教育水平、寿命、权利等的改善。后者实际上是属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层面的，这些东西对于社区建设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说的社会或者社区，指的是一群个人何以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这里的关键在于规范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一群人只是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团结，那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
对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来说，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乡村社区的重建。近代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过去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而在今后，更主要的是要转向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也就是几亿农村劳力和人口的非农化问题，以及还没有实现非农化的农村人口所依存的整个农村社会如何继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基本国情，和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都决定了中国再也不可能重复西方早期的城市化道路，而只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社区重建等缩小、消解中国的城乡、工农、东西、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这个问题解决得慎重些、稳妥些，中国和世界都将有一个更和平、更安全的环境，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如何实现文化的多元一体与和谐共存。严格地说，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发展如何迅猛、如何快速，因而构成了所谓“中国威胁”，也不是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如何愚昧落后、如何尽快城市化现代化从而摆脱愚昧落后的问题，而是中国能不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理好自己数亿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并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从而实现城乡之间优势互补、中国与世界之间互利共赢的问题。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