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引发了“蝴蝶效应”，随着亚投行阵容的不断扩大，美国似乎开始反思其政策的有效性。奥巴马政府很快提议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而就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日期前，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作为奥巴马特别代表访华，表示美国愿意通过现有的国际机构为亚投行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一系列的转变向我们提供一个课题，以亚投行为契机，中美在亚太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呢？

一、AIIB与TPP：浅析中美的“换牌”合作的可能性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中美能否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的覆辙？如何让中美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下和衷共济，而不至于撞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创新思维，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而中美在亚投行合作的成功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增加更重的分量。

亚太地区是中美博弈的最前沿，不仅存在着紧张的军事关系，而且在贸易规则和金融秩序层面也出现了某种竞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围绕AIIB（亚投行）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争论。然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换牌”的形式，化解这种僵持的局面，从而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区域治理和共同繁荣。

就TPP而言，它被称为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TPP的协议内容具有约束性，有利于各国加快自由贸易机制化的步伐。其次，TPP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标准的倾向和趋势。美国正在利用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PSA（多边服务业协议）来进行重新设计全球贸易规则，而中国目前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需要想办法摆脱这种孤立的局面，防止未来被迫接受一套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新规则。

就AIIB而言，它是为了满足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成立。亚投行希望成为一个投资平台，撬动这一地区的私人投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交通链、安全链、金融链、产业贸易链、民生链和民心链的建设。美国前段时间强硬态度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美国一方面希望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却试图阻止亚投行的进展，而这想必也无助于维护美国与其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加入AIIB要求中国更多开放给美国华尔街与其他支撑美国政府的核心企业投资，并且倒逼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如果美国早早地被排除在亚投行之外，这对于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亚太同盟体系都是不利的，中国的经济实力将逐渐增添其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哪怕是对美国的那些亲密盟友。

因此，中美两国实际上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某种“换牌”，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这种“换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对方主导的AIIB或TPP，世界大国不是加入，而是寻求合作。中美应该加强在AIIB和TPP上的合作和协调，并充分照顾对方的关切。

二、中美“换牌”合作：一种互补模式

首先，中国在AIIB的推进中需要美国的谅解与合作。很多AIIB的现有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因此需要扩大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成熟机制的合作，探索一套的新的有效的治理结构。此外，也需要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推动良性竞争与合作共赢，扩大本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地区的发展目标。

同时，美国推动的TPP战略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与配合。就亚洲而言，关税已不再成为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障碍，但非关税措施仍严重阻碍着亚洲地区的深度一体化，金融、劳动力流动、服务贸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仍严重滞后。而TPP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推动贸易、投资和服务一体化，采取公开透明的竞争性政策、共同的环境政策和投资保护政策等等。这是未来多边和地区贸易谈判的必然趋势，也与中国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和释放改革红利的总体思路相一致。作为目前TPP成员国中半数以上国家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TPP谈判和新一轮贸易规则产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缓和亚洲地区诸多争端都有好处。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只是一种理想的推演，在现实当中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比如，当美国利用亚投行的发展推动亚开行和世行的改革后，是否又会重新回到美国的游戏规则？美国是否会借AIIB捧杀中国，以“责任大国”来捆住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手脚？美国是否会借此推动中国的开放进程，并释放出新的政治风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素。

三、AIIB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既要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要落脚于与大国的相处之道上。上文所述的“换牌”合作，本质上是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一种互相绑定，以此增强双方的确定性和稳定感，减少误判的可能性。这是提升中国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机遇，既在体系层面进行规则塑造，同时又在单元层面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偏好，这是作为领导型国家所必须具有的能力。

2014年是中国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主动作为之年，我们接连看到中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大动作和大手笔，这些都助推着中国以“协同发展、分享利益、合作安全、改善民生、获得民心”为核心的王道主义外交。进入2015年，中国需要更加明确地回答，中国能向世界提供什么，中国的发展如何转化为世界的繁荣？如果中美能够以AIIB为契机实现合作，这将是对全球开放经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增进亚太地区和世界人民的福祉。它强调发展、动态、竞争、效率，以抵抗地区的不发展和贫困现象。它不仅考虑最高政府层面的交往，更考虑微观层次的沟通。它放弃了那些僵硬和无效的经济合作形式，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双边、多边关系网络，为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作者是姚锦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生），王裕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生），王东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