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议会7月11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份议案，授权希腊政府根据其提交的新协议草案与债权人进行谈判，避免希腊退出欧元区。该提案包括养老金改革、提高税收以及私有化等内容。很快，各方13日在就希腊问题召开的欧元区峰会上取得一致，欧元区将为希腊偿还债务设立特别基金，希腊将用于私有化的资产将被转交给该基金。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对希腊的新一轮财政援助金额高达820亿至860亿欧元，援助期为3年。
就在不久之前，希腊刚刚通过公投反对欧洲债权人提出的紧缩政策，这似乎使希腊离开欧元区变得日渐可能。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比如：欧元区尚未设立退出机制，这个程序要怎么走？欧元区能否直面单一货币体系的改革，推动责任和风险共担？希腊退出是否就能解决债权国与债务国政府之间不可避免的分化？希腊退出是否会释放地缘政治风险和地区不稳定因素？希腊退出会引发其他经济体怎样的连带反应？在希腊危机的背后，存在太多的利益考量和牵制因素，任何情绪化的应对措施都是需要避免的。
第一，对欧元区来说，倘若单一货币体系改革停滞，将引发更多希腊式国家出现，最终瓦解欧元区和欧盟本身。实际上，债务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英国、德国、法国在历史上都经历过类似希腊的困境。在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中，包括希腊在内的各债权国，一致同意将德国担负的战争赔款债务和援助贷款债务减半。这是一个理性的判断，实际上，欧洲一体化的动力正是在大危机后减免债务、着眼未来、互相谅解。当然，这一过程中屡次遇到危机，但“边缘政策”的目的不是使机遇窗口破裂，而是孕育之后更大的改革动力。
实际上，大部分欧盟国家对希腊的援助都被用来支付旧援助的利息，流入实体经济中的资金很少，数轮的紧缩政策也难以使经济运转起来。欧元区的建立有助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在财政政策上依然是各自为政，导致希腊的国家预算严重失控。欧元区也意识到来自内部的改革需求，开始着力推动银行联盟、存款保险计划等方案，为财政一体化铺路。希腊危机本质上是在提醒欧洲，必须直面欧元当今的各种矛盾，它的退出无疑是和改革的基调和要求不相符的。
第二，希腊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它的稳定与否关系着美、俄、欧三方的战略平衡，对此欧洲不得不加以重视。地缘政治涉及3个层面，即洲和洲的政治关系、国与国的政治关系、跨国与跨洲城市与地区省份的政治关系。因此，对任何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或者任何地缘政治危机的产生，都与这三层关系密切相关。
希腊位于地中海的欧亚分界处附近，北约和欧盟的东南部边缘，既与西方保持紧密联系，同时在历史文化尤其是宗教领域和东面的俄罗斯具有很强的亲缘性，这使其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意义。
希腊新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希腊新政府的左翼意识形态和东正教传统提供了这种可
能；另一方面，近期的民调也显示希腊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超过欧洲。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俄希两国政府制定了在天然气方面20亿欧元的合作计划。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的敏感时刻，这无疑被很多美国战略家解读为俄罗斯试图分裂欧盟、强化在东欧存在的危险举动。
就以美国的角度出发，欧洲在美俄对峙中越来越强的自主性，以及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态势，都需要美国加强在欧洲的存在和影响力。而这次希腊危机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外部抓手。美国可能会借由希腊危机衍生的欧洲金融危机，来兼并欧洲很多银行与企业，并进一步控制与美国产业重叠性较强的欧洲产业与市场，从而增强对欧洲的影响力。而希腊的退出也会引发其他南欧几国的效仿，到时候欧洲央行会忙于救火，而无法不听从美国的要求。
因此，希腊危机将其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出来，如果这一僵局持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美、俄、欧之间的平衡关系。无论美俄谁是最后的赢家，都将迫使欧洲转向更为亲美和压制俄罗斯的政策，俄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默契会因俄罗斯进入希腊而改变，而输家无疑是失去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并再次站在美俄对抗前沿的欧洲。
第三，希腊危机如果失控，将输出一系列地区不稳定因素，尤其是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实际上，希腊一直是非洲和中东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一旦希腊局势不稳，难以阻挡偷渡洪流。希腊国防部长帕诺斯·卡门诺斯就曾经表示，欧洲必须认识到，只有在保持希腊稳定性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前线才会是安全的，否则大量激进分子就有可能涌入到西方国家的心脏。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实际上，希腊GDP只占欧盟经济总量的2%，但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欧洲国家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这两者孰轻孰重？恐怕欧洲也要好好掂量。
当然，如果不幸一语成谶的话，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希腊虽然经济体量不大，但处在通向西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节点，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它距离西欧经济腹地、距离北非、中东都很近，尤其是中国中远集团投资的比雷埃夫斯港，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具增长势头的码头。如果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欧洲的利益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因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强调，“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呼吁国际债权人和希腊方面尽快达成一致，取得积极进展，使希腊和欧元区都能够度过这场危机。”
鉴于以上因素，出于对欧洲一体化整体发展、地缘政治平衡和防止极端主义渗透的考虑，欧盟应该会努力保持这种“边缘政策”斗而不破，而这也是希腊继续欠债的底气所在。当然，危机本身包括了“危险”与“机遇”两个层面，能否平稳度过这次危机，本质上还是在于欧元区自身改革计划和债务谈判的推进情况，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无论如何，13日达成的新债务协议为解决希腊危机提供了极佳的机遇窗口，但后续的一系列困难也不容忽视。比如：这一协议还需要各国议会的批准，那么齐普拉斯能否在未来的表决中争取议会多数尤其是左翼议员的支持？其他的欧元区伙伴国能否说服各自议会，根据新协议提供数百亿欧元的救助款？此外，新协议中增税、推进私有化、减少养老金、开放封闭行业等措施，能否为希腊经济的恢复提供新的动力？抑或是引发希腊国内各利益集团新一轮的政治博弈？因此，各方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如果各方能找到合作落实新协议的有效方式，将有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在建设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方面迈出一大步。
作者是姚锦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王裕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博士生），王东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硕士生）
原载中国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