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3月31日，申请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达到了47个国家和地区，仅三月内增加了20个国家，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表示参加。有关美国的讨论比较多，作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也值得关注。
日本对于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的态度经历了漠视→反对→意见分歧的变化。
2013年10月，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东南亚期间提出建立亚投行的时候，日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新领导人的外交口号，并没有表现出认真的关注。
2014年5月，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年会仍然没有通过出资额增加的建议，据《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5月6日报道，日美出资比率都是15.6%，中国为6.4%。很明显，这个比重同中国占世界经济中比重是不成比例的 。另一方面，亚行的融资额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据亚行估算到2020年，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高达8万亿美元，亚行目前的融资能力远远不够。
日美"不包容"的态度，加上22个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表明了有兴趣参加的意愿后（亚投行被认为是中国丝绸之路构想的资金保障计划），2014年6月中国将对亚投行的资本金从500亿美元提高到1000亿美元，这似乎对目前资本金1650亿美元的亚行构成了挑战。
为避免日本认为中国的新建议威胁亚行，中国对日本参加亚投行发出了邀请，据《东京新闻》去年7月6日报道，亚投行筹备组组长金立群6月在东京同日本财务省财务官古泽满宏会谈时，要求日本向新银行出资，但日方以新银行功能同亚行重叠等理由拒绝。7月中日金融主管部门再次在东京磋商日本参加亚投行问题，仍然没有进展。8月9日，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东盟（亚细安）加三（加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上发言时，对于亚投行究竟有什么新的附加值提出疑问，并且认为存在银行治理和融资标准上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对亚投行公开地表示反对，而所用的理由也为后来的官方表态所沿用。
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随后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国家陆续加入。中国表示"谅解备忘录没有法律效应，是否出资可以在设置之前决定"。虽然总部设在北京，但是中国并不追求资金过半，而是根据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各国股份分配基础，中国将来随着参加成员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并不追求独大，这实际上也是为了打消日本担心中国完全控制新银行的担忧。但是这些并没有过多地促动日本，因为日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并没有参加。
参加亚投行问题对日本外交的冲击
日本的态度真正开始发生变化，是英国在3月12日决定申请加入后，引发欧洲国家纷纷改变原来的观望态度，紧接着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和韩国也陆续宣布申请加入后，日本出现了支持加入的声音，副首相麻生太郎于3月20日的发言中提及了有条件参加的可能性，随后又表示对于银行内部不透明显示了目前不参加的态度，这种矛盾的表态意味着内部意见的分裂。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把是否参加的决定延后。
虽然说日本可以在6月底的出资期限前做出最后决定，然而日本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摇摆态度，凸现了日本外交旧有思维框架的局限性。
第一，这可能会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认同。日本在战后成为美国的盟国，并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七国集团成员。安全上的美国盟国和经济上的七国集团成员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本外交的决策。重大决策前，日本一直考虑会不会对日美同盟产生负面影响，会不会同其他发达国家意见相左。
在亚投行问题上，一直作为美国最特殊盟友的英国顶住美国的压力决定参加亚投行，以及七国集团成员国和美国主要盟友都表现出独立于美国的外交决策，使得日本显得很孤立，这个心理冲击可能比战术失误更加大。
第二，这可能会对日本重新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固定思维来审视中国提供一次机会。与美国一样，日本把中国的亚投行倡议主要看成是中国主导亚洲政治经济新格局，抢夺日本在亚洲经济主导权的体现。如果按照这个思维框架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零和游戏，这种认知客观上也阻碍了日本认真思考到底参加中国倡议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安倍晋三掌政以来积极推动日本企业在海外投标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日元贷款和亚行的融资额度远远不够，中国倡导筹建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的出现，可以为日本企业提供融资的新机会，而中日在开发资金上的合作可以为两国企业合作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况且，亚行在管理和分析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亚投行不大可能取代亚行，两者有很大的互补性。单纯从战略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待亚投行问题，实际上会让日本失去很多的机会。现在的状况是无论日本是否参加，亚投行肯定会启动，而且在近50个国家地区都参加的情况下，继续用管理不透明等理由抵制本身已经意义不大。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