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东陆:欧美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42 次 更新时间:2008-07-22 11:27

进入专题: 大学  

时东陆 (进入专栏)  

引言

现代的人类必需经过少至12年,多至20年的教育阶段才能履行所有人类的职责。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时间,几乎占有人类生命中最为精华部分的1/2或者1/3。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这么长时间的教育,而教育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本文仅着重介绍和讨论西方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型和学术研究特点。通过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回答下列最基本的问题:

1。学院与大学的概念

2。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3。什么是研究型大学

4。如何检验教育的水准

5。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标志

本文将介绍两个最基本的大学模型:Newman和Humboldt的大学模型。并基于这两个模型,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讨论欧美大学的结构,理念,和目的。同时指出现在欧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在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了英美大学的概念之后,本文将利用西方大学的概念分析中国大学的现状,特点和问题。

学院与大学的历史演变

必需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的大学概念和教育模型仅仅来自于于英美系统。

对于当代的大学一般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而院校又分为“学院”和“大学”两个部分。但是在历史上,学院和大学的定义和概念,在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因此,要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我们必需首先回顾历史,并且从学院和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认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内涵,定义,以及特点。人类社会最早的大学一般公认是埃及开罗的Al-Azhar大学,建于公元969年。与当时世界上许多宗教学习中心一样,Al-Azhar 大学的前身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并且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名。后来,它从一个纯粹宗教的殿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工程和医学的大学。美国第一所高等院校是哈佛学院,建于1638年。但是,“学院”一词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清楚的定义。它仅仅意味这一群教师,学者,学生们学习与生活的聚集地。而只有“大学”才有授予学位的权力。这些早期的学院主要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

在欧洲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也是英国历史最长的大学应该属于牛津和剑桥,都建于13世纪。作为中世纪的院校,它们的教学大纲,意识理念,礼仪规范,体制条例,以及校园的建筑风格都历史性地渊源于基督教和宗教社会。早期剑桥的学者大多是牧师和教士。而教学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培养神职人员,以及市政服务人员,比如外交官,司法官,皇室管理等等。在校的师生在很大程度上必需听命于基督主教。所以,早期的学院十分类似于神学院,并受制于教会。直到15世纪末,剑桥才逐步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影响而走向相对独立。但剑桥的校长仍然是基督教判官,行使对所有校内学者师生的判决权。不过对于一般的事件,剑桥已经建立了独立于教会的法庭。

到了16世纪,英国上层由于担心剑桥只是培养宗教领袖的大学,皇室开始介入大学的事务。自英王亨利八世建立三一学院,剑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三一学院和其它几个新学院除了仍然接受神学专业的学生,已经开始招收一般非神学,非牧师专业的学生。这在英国的大学历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择。它为建立未来普通,非神学高等教育提供了行政,理念,文化,学术,和制度上的基础。于是剑桥的教学大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亨利八世甚至在1536年颁布了一套大学的新条令,消减神学教授的名额,限制神学课程,增加数学,希腊哲学,拉丁经典等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课程。亨利八世还设立“五大教授”的基金,包括神学,犹太学,希腊哲学,物理学,和市政理论。从此,剑桥形成了普通大学的早期形式和理念。

今天的剑桥与牛津在结构上十分相似,由三十多所学院组成。一个学生一旦被某一所学院接受,同时也被剑桥录取,而学位由剑桥颁发。学院独立于剑桥大学,有自己的行政,财务,管理,校舍。每一位教师不仅任职于剑桥大学某个系,而且一定归属于一个学院。所有剑桥的老师大多有两个甚至三个办公室。一个在系里,属于剑桥大学,一个在学院。如果某位教授在一个特殊的研究中心工作,那么他可能有三个办公室。每个教师会在学院进餐,无论是中,晚餐均由学院免费提供。各个学院根据历史有自己的礼仪和传统。比如有些学院仍然保持古典的晚餐礼仪,必需穿黑色的学袍。教师由资深教授领队,在司仪的传唤中列队进入大厅。教授们入厅后,学生全体起立。教授必坐台上的高桌,并用拉丁文祈餐。每个学院都是学生主要的学习,生活场所。他们会与其它学院的学生在大学上大课,然后各自回到本学院由自己学院的老师辅导。学院师生关系紧密,平时有大量的辅导时间,即所谓的“家教”式学习方法。正因为这种严密的辅导,剑桥历史上几乎没有淘汰的学生。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曾经沿袭英国的传统,也分为这种相互独立但又相关的结构。但是,今天的美国学院,已经完全专业化。每一所大学中的学院,与剑桥不同,是以专业而划分的,如:工学院,法学院,商学院。而剑桥和牛津保持着古典的人文学院形式。每一所学院都是综合性的,包括工程,数理,人文,法律等。各个专业只是到剑桥大学才由“系”划分出来。美国东北部有许多私立的,各自独立的综合性学院。它们在理念上十分类似剑桥的各个人文学院。但是它们并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大学,而完全相互独立。

大学人文教育- John Newman 模型

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学院和大学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广义的认同。直到19世纪,牛津大学的John Newman 第一次提出他关于大学教育的理论模型,大学,尤其本科教育的定义才逐步被学界和教育界普遍的接受。John Newman 1801年生于伦敦。在15岁那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学习。他在1820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任教职。John Newman 在1852年发表了他最为著名的论文“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从中详细地阐述了大学教育的意义,目的,方法,理论,和内涵。这篇论著后来成为西方高等教育的经典和范本。

John Newman 在文章的开头就开诚布公的宣布:大学是教授关于宇宙和大千世界最普遍的真理,所以它的目的在于知识而不在于道德。但是,作为一名主教,他强调宗教对大学的重要,认为教堂是大学清廉和正直的基石。大学并不需要宗教的特征和风格,但大学的完整性来自宗教。他在文章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宗教和非宗教学科的关系,并且提出许多当时并未在大学概念上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大学的教育目的,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自然,人文课程与神学科目的关系等等。从中可以了解到19世纪时期的英国大学,还是一种教会大学。而在那个时期,自然和人文科学已经与神学教育产生了某种教育方向上的矛盾。他强调:“教会资助大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因为珍视学生的天分,而是为了他们的灵魂以及宗教的

影响,企望把他们教育成为有智慧,有能力和充满活力的社会成员。”

John Newman 在文中多次提到大学还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他不仅从文化,宗教,和社会的意义上定义“英国绅士”而且着重指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对于个人特性的培养;大学是一个人建立“自我认同”的地方。一个人之所以与他人不同(指未受高等教育的人),正是因为他在大学教育中获得了自我认知,独特思维,行为风范。所以,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它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我的意识,别于他人的文化标记,精雕细琢的人文品质。他说:“人文教育反映在人的礼节规范上,言行举止,温文尔雅,至善至美。但不仅于此,它使混乱的思维别致有形,就如同孩童的身体,从稚体长出形状并具有力量。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把幼稚凌乱的心理和肢体有条理的编织,整理,建立结构,表征形貌,赋予标识。”“还未经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往往精力过剩,目中无人,无知无规,放纵无度。所以他们的思维近乎病态,毫无准则,缺乏认知的基础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无法面对错误造成的后果。他们口齿含糊,尖刻草率,年轻气盛,轻信妄言,没有观察分析的能力。”但是他认识到年轻人的潜力,“只要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每一个人都会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能力,例如社会的常识,冷静的思考,合理的逻辑,自我控制和持重的见解。”他把这种潜在的力量称为“心智,”而大学就是培育每个人潜在心智的地方。

他着重指出,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应该学习和领会那些最基础的,范普的,原创的知识,比如文法,修辞,哲学,数学,诗歌,教义等等。如果让还未成熟的大脑在这些知识前“暴光,”那么这些科学理念,解析方法,基础理论,思想系统,诗歌文法,审美品味,哲学抽象等等都会永远的刻印于他们的心智,成为他们心理感觉,思维方式,自我认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但是他认为知识不应该专业化。知识越专门,越不成其为知识。只有工匠才会去学习专一的技能。事实上John Newman 的这些理论就是今天所谓“人文教育” 的基础。

今天英美大学人文教育思想仍然在许多方面遵循John Newman 的模型。首先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公民。这是人文教育的核心。但是大学并不是为了培养伟大人物的地方,比如不朽作家,金融巨头,著名领袖。大学的责任也不在于保证为社会提供象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林肯,沙士比亚之类的人物,尽管许多名人毕业于大学和名校。但这并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学的目的是:

培养特定的思维方法

建立独特的自我认同

提高一个社会理智和心智的水准

培养高尚的公共意识和文化品味

向公众提供社会的准则

给予人们冷静的理念和思考

促进进步的政治实践

理解,分析,设计,创造,传播本社会的文化模型

研究型大学 - Humboldt 模型

John Newman 认为:大学仅仅是关于知识的学习和传播,而并不是为了它的发展。所以,大学教育并不是为了科学发现和开创哲理。他认为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应该严然分开,因为两者的目的有根本的不同。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教学和研究都同时出色,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个善于发现真理的学者和思想者应该远离尘世,在十分清静的地方思考,而不应该在渲嚣的公共校园演讲。他举出许多历史上的人物来证明这一点。比如,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一直住在山洞里;希腊哲学家台利斯终身未婚,孤人锁居;柏拉图远离雅典独住山沟,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小房子里思考了25年,牛顿在极度的静思中几乎推翻了自己的理论。而人类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都不是在大学里发生的。

事实上,学术研究本身也源于教堂。但是,教堂内部的学术限于与神学有关学问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一种“圣经真理.”但长期的神学研究,发展,建立了一套十分严谨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风格,并且培养了一批具有极高学术水准,知识渊博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在神学方面有相当的旨造,而且精通哲学,数学,历史,天文,美学,艺术和文学,比如绘画与诗歌,拉丁文与希腊语。因为这些知识都是研究神学的基础和必要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学界的时尚。正是由于这种极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建立,使对“真理”执着追求的一些优秀学者们对教堂发生了质疑。著名宗教学者哥白尼就是在这种质疑中开始寻求“圣经真理”之外的真理,从而创立的日心说。哥白尼本是一位神职人员,但却是一位高深的学者。他早在1530年就完成了他的天文巨著“DeRevolutionibus”但却用拉丁文改了又改,迟迟不予发表。一位25岁的德国数学教授乔治里提卡思,深受哥白尼学术精神的吸引,便慕名而来,长期追随左右。

所以,学术研究并不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它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不仅有古代希腊哲学的深厚基础,更从中世纪神学研究中建立了十分完善的方法与系统。当时每一位神学家,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掌握着最为精深的数学方法和哲学思维。为了寻求真理,他们满怀激情和憧憬,以最为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在学院和大学形成和建立之前,西方的学术研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并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基础。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出生于男爵世家。他的父亲是普鲁士王室的内臣,与威廉二世私交甚好。Humboldt以及他的兄弟在贵族及皇室的圈子里长大。Humboldt在柏林早年的教育来自于家庭教师。然后在哥庭根大学以及普鲁士科学中心受高等教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Friedrich Schiller(席勒)(1759-1805)。

席勒在历史上有“自由诗人”之称。他是Humboldt的挚友,同时对他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席勒三十五岁的时候发表了最为著名的四大剧作“TheRobbers,”“KabaleundLiebe,”“Fiesco,”“DonCarlos.在这段时期他经常与Humboldt讨论关于美学的问题。同时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人类的美学教育”以及“美与尊严.”基于席勒的影响,1830年Humboldt发表了“席勒与他的精神''的论文。

Humboldt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教育改革。1806年波拿巴占领普鲁士,并使其蒙受羞辱。Humboldt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来自教育的失败并为德国教育敲响了警钟,由此而引发了当时的教育改革。他认为只有从教育入手才能拯救德国。他的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与Newman相似,强调高等教育不应该是一个对职业的专门训练,而它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谋求职业。高等教育给予学生的不应该是让他们能够“做什么”(即某种技能)而是“成为什么”(成为某一类人)。因为前者对于一个人是暂时的,而后者却是一生的。他还认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独立的,其它部门,比如政府不应该干涉。基于这种思想,Humboldt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这所大学基于三项原则:

1。教学自由

2。学术独立

3。教学与研究的统一

教学自由意指教授在学科,内容,方法上的独立权。这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教授在课程决定之后,他有权以任何方式教学。系里和校方无权干涉,监督,比如派人旁听。这种思想就来自Humboldt模型。学术的独立是为了保证没有来自政府的干涉,保证纯学术的活动可以独立的进行。教学与研究的统一是针对当时一些独立于大学的“个人学者”而言。他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授益于大学生们。

虽然今天欧美的许多大学仍然基于Humboldt的教育模型,但是现代社会的教育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方便起见,我们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讨论现代欧美大学的模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Edward Shils 指出现在的大学必需面对以下突出的问题:

1。大学在急剧的扩大

2。社会对大学过多的要求

3。学术的政治化倾向

4。政府的干涉

5。大学庞大的官僚机构

6。递减的政府资助

7。媒体对大学的歪曲

8。过分的追求学术成果和文章数量

9。学术道德的腐败现象

Shils在1992年“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一文中指出,由于以上种种问题和现象,现在的大学和古典的模型相比几乎面目全非。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大学会名存实亡,不再成为教诲学生思维规范,学术标准的地方。而这些规范和标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大学会从此失去对基础问题的兴趣。而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如何拯救大学的 “灵魂。”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许多人认为,芝加哥大学是现在唯一还可以称之为“大学”的学校。因为芝加哥大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保持最原本的原则和方法,而不随大潮流而改变自己的原型。但是,现代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大学的“灵魂” 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十分简单。那么让我们来回顾著名学者们对现代大学的理解和描述。

芝加哥大学古希腊哲学教授Paul Shorey 在1909年指出:大学必须认知,容纳来自各种学派的思想,即便某些论点是极有争议的,但却是最杰出的。大学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无定义”的自由,当我们每个人离开校园进入社会之后,都会永远的怀念这种自由感。芝加哥大学就是这样一种校园,因为我们可以在芝大找到自己的目的和意义。

芝加哥大学生物学教授Elaine Fuchs 在1999年谈道:芝大的传统和名声在于教授的个性主义,独立思维,善于提问。我们施教的目的是为了浇灌每个学生身上想象力的种子。我们从不简单的说教,而是和学生一起寻找未知的道路。

Richard McKeon 教授在1972年的芝加哥大学年会上说:芝大的真谛来自于发现真理与知识传播的结合。芝大的科学研究保持一种以疑问为核心的态度,它永远把学问和知识隶属于对真理的求索和对已知的质疑。

我们再来看芝加哥大学“学术标准委员会”在1970年对自己的定义:芝加哥大学是为那些探索真理,发现未知的学生而设立的预备班和学术基地。芝大为此给予他们必备的学术知识,分辨能力,并引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由于这种独特的教育,我们的学生最终将在学术上和社会里开花结果。

1927年,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理论委员会描述了芝大的独特精神:对发展和应用知识的一种由衷的欲望和能力,并由于知识的发展使人类得以进步。芝加哥大学的骄傲来自于她致力于学术的献身精神。而这种精神完全在于不断地寻求和审核人类的自我认同和人文方位。

1999年芝加哥大学手册上这样写到:在芝加哥大学,对学生和教授的挑战是如何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Hutchins教授说:为什么芝加哥大学是一个伟大的学府?这是因为她提供一个最为刺激,强烈,挑战的学术气氛。而这样一种学术刺激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

对于教育的水准,芝大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生:热爱新奇,要求自我,勇于提问,渴望自由,崇尚学术,关怀人类,思想开放,不求名誉,知识广博。

一流大学的特征

必须承认普通大学和一流大学之间的区别和不同的功能。那么一流大学的特点在哪里?芝加哥大学基于Humboldt的模型,建立了20世纪的名牌研究型大学。Friedman教授这样来解释一个研究型的一流大学,并以芝加哥大学为例:芝加哥大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大学,她意味着一个学派。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培育多种学派的地方。哈佛大学哲学家William James 更为生动地描述了作为典型研究型的芝加哥大学:你们何曾见过这样的大学?在哈佛,我们只有思想,却没有学派,耶鲁正好相反,他们有学派,但没有思想,而芝大既有思想,又有学派。比如芝加哥大学早在20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学派,在3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人文评论学派。还有以费米为首的高能物理和Knight的经济学模型,都已经形成了世界的主要流派。在上世纪的100年中,芝大已经有众多的学派在那里形成,并得到世界的承认。

名牌大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对人类深刻的认识和特殊的关怀,以自己对社会前瞻性的眼光,为知识界和社会导向。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奠基性的思想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芝加哥大学还创建了许多新的学科,比如人类生态学,粒子天体学,心理测试学,等等。芝大还创立了许多新学科的学术期刊,

但是,在上世纪初,由于Humboldt和Shils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曾经一度偏重于学术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在1920年,当时的校长甚至想大大地缩减本科生,还主张把他们转移到其它的校舍。从而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生和学术研究上。但是他们很快的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于是芝加哥大学,开始考虑Newman模型。1923年校长Burton任命Wilkin为本科院长。他根据Newman模型把4年本科分为两个部分。前两年不分专业,统一人文和自然科学教育,称为初级学院。后两年开始专业化教育,包括研究生课程,称为大本学院。这与今天的大学已经基本相同。

在总结今天的芝加哥大学时,校长Donald Levine 这样写到:“Humboldt和Newman模型好像是一对矛盾。但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一对相互对立的矛盾体使我们的学校可以从中成长。我们一方面有非常专业的科系,另一方面我们强调跨学科研究。事实上,这种特色已经在芝加哥大学的基因里了。我们有一个十分民主的学术气氛。我们从不说教,却和学生一起探寻未知的道路。但是我们无法容忍平庸,因为我们骨子里是学术的贵族。”

21世纪的中国大学

美国的高等教育在1880年之前,还仅仅是训练牧师,律师和医生的专门院校。在那时的美国,甚至连“学院”这个词的定义还未确定。但是在同一时期,欧洲已经在Humboldt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型大学的早期形式。187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型首先开创了美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之后,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也在美国内战之后相继建立了研究性大学。至此,新型的研究大学在欧美世界普遍地建立起来,直至今天,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虽然21世纪的大学和早期的大学有许多方面的区别,但是在结构和思维上是十分相似的。

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大学是以Newman和Hunmboldt模型为基础而建立的概念。这种大学与中国古典的大学概念有本质的不同。比如,中国宋代在湖南建立的岳麓书院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但这种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今的西方大学概念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在20世纪初才建立了一些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事实上就是某种意义上的Newman型大学。但是中国在50年代按照前苏联的模型建造了更加专业化的院校,比如农业学院,石油学院,煤矿学院等等。从而在20世纪下半叶停止了Newman型的人文大学。中国是在1980年之后才开始建立Humboldt型的研究大学。许多院校开始筹建研究生院,并设立硕士,博士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再没有恢复Newman型的大学教育。

目前中国的教育,众所周知,着重考试和分数。因为这是进入名校的必经之路。而进入名校的目的也十分明确:一是可以由此得到未来职业上的最佳保证,二是社会地位的终生标记。只要掌握了这两点关键,不仅可以在职业上有极大的成功机率,而且可以仕途经济,甚至飞黄腾达。所以现代的中学教育,目的单一:升学率和名校率是唯一的业绩标志,就如同商业界一样讲究“底线。”而大学的目的十分相似。而研究生院也有相应的测试标准。比如在研究上侧重经费的来源和多寡,以及文章发表的质量和数量。中国的大学近年来明显以美国为标准。从教学制度,科研管理,经费分配等等基本沿袭欧美院校和基金会。

用尼采的话说:存在即合理。用达尔文的话说:适者生存。用现代人的话说:竞争的需要。如果一个有“志向”的人希望在今天的社会“成功”,以上的道路几乎是必经之路。由于竞争的需要,今天的教育与古典的教育已经有许多本质的不同。也正是由于现在的学校仅以增强学生竞争力为最终目的,许多与竞争无直接关系的教育内容就显得没有必要。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教育逐步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学校的意识和行为更多地转向另一种与教育有本质不同的方式:训练。许多院校,尤其在中国,出现了教育与训练两种概念的混淆。现在的大专院校更强调训练而忽视教育,甚至仅有训练而根本没有教育。因为在许多教育界人士的意识里所有的专业训练就是教育。而优秀学校,优秀教师,名牌大学的标准即分数高,升学率高,得奖率高。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教育与训练的本质区别。

训练的定义

我们先来看几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并以此来定义“训练”的概念。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受训者娴熟的掌握某种特定的技能,从而满足职业,竞技,对抗中激烈竞争的要求。它的特点是重复,规范,渐进,模仿,熟练。对于需要训练的某些技能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必需按时,定期,连续。否则技能会很快地失去。最为典型的训练种类是体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对抗。体育训练必需从年幼开始,巡回渐进,由潜入深,定时定量,持之以恒。对抗时双方必需按照统一的规定,公平竞争。但是无论多么富有天分,实力的运动员,训练出来的技能无法持久的保持,除非保证定时定量的训练。其它许多领域都有类似的特征,比如武术,唱戏,乐器,等等。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例子大多是对于人体某个部位的训练,比如体操中的肢体,演唱时的喉部,乐器里的手部。这说明,训练的概念与人体部位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还有一些训练并不局限于肢体。人类大脑的许多部位也是可以训练的。比如同声翻译,智力游戏,分辨能力,反应速度,记忆力,速算力,电报解码能力,写程序能力,考试能力,等等,也是可以通过训练逐步提高的。虽然这些能力的训练与纯粹的体育有所区别,但是它们的特点非常相似,即目标明确,标准规范,鉴别统一。或者可以说,对于可训的项目,可以有十分精确的测定和考核。归纳训练的定义,它针对某种特定技能而言。为了最终掌握某种能力,对个人和集体所实施的一系列规定的步骤和方法,称为训练。

对比训练和教育,训练的效果是短时的,技能的,会失去的;而教育的结果是一生的,心智的,永远的。训练是准确可测的,标准统一的,而教育的是不可测的,风格多样的。许多基本训练(比如技术和工艺)是外在的,不涉及个人成长的,非个性的,而教育是内在的,直接关系个人成长的,个性培养的。专业训练是人人可行的(比如计算机语言和会计学).比如你可以在任意选择的众多人中把他们都训练成为计算机师,但你却无法训练出一个诗人,也无法训练出一个“君子”或者“绅士。”对于“君子”和“绅士”只能用Newman模型教育和陶冶。

专业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矛盾

知识本来是在教育中开启心智,陶冶性情的。和达芬奇的画一样,数学和物理理论同样具备美学的内涵和标准。当把抽象高深的模型展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会被这种美妙的思维而震撼,就如同看到一幅精彩的油画,这种影响力可以延续终身。而展示模型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他的心扉,而并不意味着他将来一定需要用这个理论。所以理工科的知识同样可以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历史,文学和诗歌,更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可以在令人目眩的诗文中得以启迪。

但是在21世纪知识却是为了实用,求职,专业,甚至功利。至此,知识便从教育的内涵中剥离出来成为社会竞争和生存的手段。如果某种知识在实用中没有多少意义,就会在教学中淘汰,或者不受重视。任何一门知识的教学大多有明确的目的,比如英语于托福,数理化于出国,文史地于高考,热门专业于求职等等。而因的施教和专业训练使得大学与教育完全隔离开来,成为专门职业的训练场所。所以,高强度训练出来的学生托福可以满分,但交流能力低下。文科考试高分,然而不具备文雅的气质和高尚的理念。政治第一名却缺乏思想和激情。这正如Newman所言:知识越专业,越不成其为知识。如此训练出来的学生,只具有极强的职业意识和竞争力。但是他们平淡,索味,肤浅,单一,缺乏品味和典雅,没有个性和风格。

大学与社会

必须承认,大学分为名牌和普通两类。而无论是名牌和普通大学都对社会有各自极为重要的作用。按照Newman模型,大学应该是为社会培养优秀公民的地方。在这一点上,社会意识往往有一些误解,认为大学应有造就精英的职责。当然,许多精英的确出自大学,但这并不是大学的本来目的。每个社会仅有极为少数的名牌大学。在这些大学里,产生国家栋梁之材的机率会比较高。但这是社会选择的一种“自然”过程。对于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绝不是为了发现,培养少数的精英之才,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人文水准的提高。只有在明确了这样一个大学教育的目的之后,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大学的本质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我们假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社会应该具有公共道德的规范,良好的人文风气,进步的政治体制,健康的生活习惯,高雅的文化情调,合理的生态环境,平稳的心理状态,自由的思维空间,强烈的自我认同。而达到这种理想社会的途径就是通过高等教育。正是由于大学的人文教育,才可能培育出理想社会所要求的个人。而理想社会的存在完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支撑。这样的社会,每一个人在行为上礼貌和善,风度翩翩,品味典雅,幽默深刻,具有人文情怀;在理念上意识进步,分析理性,思考独立,富有个性的色彩。显然,目前的社会离理想社会还有距离。而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的差距完全决定于大学的理念和教育的程度。

对于理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正是Newman期盼的“绅士。”而“绅士”的定义和规范来自于对英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大学于是具有这样的功能:解析本文化的内涵和品质,并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建立文化模型的标准和规范。从而使这种标准成为培养“英国绅士”的蓝本。比如“做人”的标准一定来自本文化的道德基础。而行为规范,品味风度,思维方式,完全是从自己文化的精华中抽象出来,并融会于教育的理念之中。所以大学对于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而对社会文化理解的最高层次也应该在大学,尤其名牌大学。但是大学对社会文化并不限于一般的理解和认识,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和责任在于对文化模型和思维方式的更新,优化和再创造。在英国,剑桥和牛津是培育优秀文化典型的摇篮。当每个学生来的剑桥或者牛津,他会看到英国文化的精髓和制高点。在大学的生涯中,他会逐步成长为一名带有剑桥和牛津特征的,优秀的英国绅士。

正是由于这种高等教育的本质,大学理念和教学标准完全应该独立于社会,尤其工业和商业界。大学校园应该是纯洁和独立的地方。但是目前的大学和校园已经被工商界和社会媒体严重的干扰和污染。由于经费的压力,工业界甚至为大学导向,制定研究标准,改变教学理念。尤其媒体对学术界的介入,误导年轻学者,扰乱学术思维,混淆大学概念。这种非学术界的影响在极度地侵蚀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国正面临的商业大潮,无法避免。但在欧美,尤其美国,世界上最商业化的社会,那里大学的独立性,众所周知。美国大学,尤其名牌大学,虽然没有中国大学那样的高墙,但却有一道无形的,理念的屏障。它的门口清楚的贴着一张公告:“闲人莫入。”这张公告,直接指向工业界,媒体,政府,和那些不属于学术界的人们。这种理念的高墙就是美国学者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也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命脉。

神圣的学术

如果一个人真正热爱学术,他首先具有对真理的追求和激情。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理念似乎过时。但学术界永远会有一批执着的探索者们。他们寻问宇宙最基本的问题,想知道人类从哪里来,我们是谁。他们可能自命不凡,他们或许拒绝长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识:学者。学者的定义十分清楚:他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义无反顾地探寻真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验,他必须在特定的领域里从事学术研究,在国际杂志发表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自己的学术范围内提供各种学术服务,比如组织学术会议,评审学术文章和经费申请报告。21世纪的学者与Humboldt时代的学者又有不同之处。古典的学者可以不属于任何学术单位而完全独立的进行研究和发表。而现代的学者必须属于一个学术机构,而代表这个机构发表论文。否则很难得到承认。如果一个人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获得高级学位和学衔,比如博士,但是他不再进行以上列出的学术研究活动,就不能够定义为学者。如果一个人不是学者,绝不能担任任何学术职位,比如研究员或者教授。

所以,学术研究也是一种特殊的个人认同和标识。它清楚的区分学者与其它职业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学术是神圣的,学者的称号也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感来自于飘逸的思维,独立的人格,美学的品味,神奇的理念,和仅仅少数人才可以达到的抽象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应该属于少数的智者。它不应该是大众的,通俗的,普及的。

结束语

如果一个人学过许多高深的课程,而且门门都是满分,获得许多学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除非他上过Newman型的大学。一个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与生存手段的人,比如在商业和企业方面的独特能力,不见得需要大学教育。因为有许多成功的企业人士没有本科教育。所以成功的定义在今天可以与教育毫不相关。大学的学位对于许多人来说的确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地位的标签,而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保持冷静的思考,富有色彩鲜明的文化个性,具备人文精神和传统内涵,品味高尚,温文尔雅,完全是因为大学教育和它的知识群体。如果大学离开自己的本质,知识分子首先会变质变性。社会将急剧地退化和变异。而社会退化的特征是:道德沦丧,焦虑浮躁,品味低下,无视信义,假劣泛滥,破坏文化,失去自我,缺乏自信,迷失方向。这样的社会可能充斥金钱和高科技,却绝没有希望和前途。

芝加哥大学的Hutchins教授说:“如果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文教育和追求真理,那么这所大学没有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Anderson, Lorin W., and Lauren A. Sosniak. 1994. Bloom's Taxonomy: A Forty-year Retrospective. Ninety-thir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ed. Kenneth J. Rehage, Part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ah, Robert N. 1999. "Freedom Coercion & Authority." Academe January-February: 16-21.

Bloom, Benjamin S., et al. 1954.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1: Cognitive Domain.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Longmans, Green and Co.

Boyer, John W. 1999. Three View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lmer, Martin.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ton, Ernest D. 1923.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Address to the University Senate, February 24, 1923. University of Chicago Archives, Swift Papers, Box 47, Folder 6.

Faculty Handbook. 1999.

Friedman, Milton. 1974. Speech to the 54th Annual Board of Trustees' Dinner.

Fuchs, Elaine. 2000. "The 456th Convocation Address: 'Shapes of an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34(2) January 6: 2.

Gray, Hanna Holborn. 1983. "The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New Consumeris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arper, William Rainey. 1892. Unpublished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1892. Special Collections,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U. of Chicago.

Kirp, David. 2000. "The New U." The Nation April 17.

Laing, Gordon J. 1927. "The Standards of Graduate Work." In Problems in Education: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entennial Conference. Cleveland: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Press.

MacLeish, Archibald. 1920.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Liberal Education." Yale Review, n.s.10: 362-72.

Maienschein, Jane. 1991 [1988]. "Whitman at Chicago: Establishing a Chicago Style of Biology?" In Ronald Rainger, et al., eds., The American Development of Biolog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McKeon, Richard. 1972. "The 339th Convocation Address: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Are Go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pp. 69-71.

Meyer, Daniel Lee. 1994. The Chicago Faculty and the University Idea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Murphy, W.M. and D.J.R. Bruckner, eds. 1976.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man, John Henry Cardinal. [1852] 1959.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Garden City, NY: Image Books.

Pauly, Philip J. 1987. Controlling Life: Jacques Loeb and the Engineering Ideal in 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 1926-27. The President's Rep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ort on the Future of the Colleges. 1924. Ernest Wilkins and educator Henry C. Morrison.

RTE. 1927. Report on Theory of Education. January 1927. Dean of the College. Records. 1925-1958. Box 14, Folder 5. Special Collections, 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cord January 1986.

Rucker, Darnell. 1969.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wab, Joseph Jackson et al. 1948. "The Science Programs in th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Science in General Education, ed. Earl J. McGrath.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Shils, Edward A. 1997. The Calling of Education: "The Academic Ethic" and Other Essays on Higher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orey, Paul. 1909.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1:229-245.

Simmel, Georg. [1907] 1984.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trans. Helmut Loiskandl, Deena Wenstein, and Michael Weinstei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Talbot, Marion. 1892. Notes taken at the first faculty meeting, October 1. Marion Talbot Papers. Box 1, Folder 12. Special Collections,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进入 时东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学  

本文责编:linguanb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631.html
文章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4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