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近代历史是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起点的。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罗斯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从18世纪开始，俄国一直是西方均势体系的一员；同时俄罗斯人的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倾向，又使它成为西欧列强防范和遏制的对象。俄国是世界上征服领土最多的国家，从9世纪的基辅罗斯到20世纪的俄罗斯帝国，在110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版图几乎以几何级数增长，成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超大型帝国。
但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带有文明和野蛮的二重性特点：即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许多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因此，列宁曾恰当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的这种国情自然也反映在其统治阶级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外交政策思想之中。
第一节：彼得大帝的外交思想
彼得一世（Peter the Great 1672-1725），又称彼得大帝，是俄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恩格斯将彼得大帝称为“真正的伟人” 。在他当政期间，落后的俄国开始了工业化的大跃进，他倡导的改革引导俄国踏上迅速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道路。
彼得的沙皇生涯是在对外征战中度过的，他深知俄罗斯国家需要的是争夺出海口，为了征服亚速海，他不惜发动第一次俄土战争；为了争夺黑海，他又发动第二次俄土战争；为了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他甚至同瑞典进行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1721年，“北方战争”以俄国的胜利告终，原为内陆国家的俄国变成一个濒海帝国，同年他被加上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
在考察彼得大帝的外交思想的同时，俄国的政治制度，这里主要指是中央集权制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俄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过程从伊万三世就开始了；但这个过程曾经由于王朝的更替而暂时中断。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开始统治时，这个过程才得以继续，尤其是1696年彼得继位后，中央集权的趋势在不断加强，这个过程甚至一直贯穿到十月革命。彼得大帝当政时期也正是西欧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家发展时期。中央集权制在当时是被看作动用国家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步骤，彼得大帝也正是看中这一点对沙皇俄国的原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在改革中，部分表面上似乎是被扩大的地方实际上是更便于加强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控制。
彼得大帝外交思想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是学习西方和用武力扩展疆域（取得出海口），当然前一个方面的目的是为后一个方面服务。
彼得大帝进行的改革带有明确的西方化色彩，而且在俄国的沙皇当中，彼得一世可能是最倾向于西方生活的一个，虽然他发起的西方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在与北方的瑞典和南方的土耳其的战争中取胜。彼得大帝自己就曾于1697年乔装打扮，花了18个月时间到西方各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作为第一个到达西欧的俄国沙皇，西欧的技术、工业和军事引起了彼得大帝的浓厚兴趣，甚至引起他对俄国落后生活方式的强烈反感。回到俄国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西方化。比如说他安排了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使贵族男女们按照西方式礼节交往；要求俄国人改变传统的服饰，甚至强迫剪掉俄国人引以为豪的长胡须。彼得大帝之所以1703年开始不遗余力地在波罗地海沿岸修建新都彼得堡，除了军事上考虑外，还希望新都成为与西方各国交流的窗口。在彼得大帝看来，如果让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莫斯科继续作为俄罗斯人思想、文化中心，要进行西方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彼得大帝还从西方招募了大量的人才为俄罗斯服务，让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献，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现代的学校培养人才，强迫贵族青年进学校学习等等。对于彼得大帝制服俄国人原有野蛮的做法，马克思评论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彼得的这种方法对其后来的继任者影响很大，包括列宁在内的后来的苏联领导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个方法，列宁本人就表扬彼得“在反对野蛮势力时，决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
彼得大帝的西方化不仅表现在生活风俗方面，他更注重在经济方面使俄国迅速摆脱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状况，试图在经济上赶超先进的西欧诸国。彼得的措施是一方面鼓励商人成立贸易公司以加强同国外的商务联系——俄国在荷兰、英国、葡萄牙等西欧国家都设有领事馆为俄国商人提供便利；在东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都签订有商务条约，为双方的贸易往来提供了官方保障。另外一方面，俄国又对进口商品收取高额的关税，彼得就曾在1724年亲自参与制定了一贸易关税法，彼得说“如果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超过了该种商品的输入额，则对这种输入品应按其输入价格的75%课税；如果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达到了输入额的25%，则对这种商品按25%课进口税” 。
彼得要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并采取了系列措施。各种措施有一个中心点，那就是要加强俄国的实力，准确地说就是要为赢得在南方同土耳其以及在北方对瑞典战争的胜利服务，从各方面增强国家的实力。军事制度自然是这方面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俄国发展的工业多是军事工业。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从1699年就开始，并且在1716年颁布了俄国第一个“军事法规”，使俄国军队建设走上正规化轨道。斯大林就这样评价“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中独特的尝试” 。事实上，彼得大帝这种注重发展军事工业以增强实力的做法长期指导着俄国后来的领导人，包括苏联的领导者，带有强制色彩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独有的特色所在。
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开始首次作为欧洲大国走上世界历史舞台，通过对内的改革及对外关系中的外交与战争手段，俄国有了同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强国地位大致相同的可能。除了加强军事工业外，彼得大帝在外交思想方面影响深远的另外一点便是执著的战争方法。
俄国走向欧洲，同北方的瑞典和南方的土耳其的战争是其序幕。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方向，与俄国自身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对此马克思有经典的评述：“他们在历史上初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第聂伯河、顿河和北得维那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没有表现出有能力征服出白海以外的任何海口，而白海一年有四分之三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麦尔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的其余全部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地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上属于俄罗斯人。” 争夺出海口，就有了同西方国家交流的机会，这种思路是理解俄国直到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点。
彼得大帝执政是俄国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扩张的新契机。一方面由彼得自己的性格决定，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北欧最强的瑞典同其他国家如丹麦、萨克森的矛盾为彼得的提供了可乘之机。1698年1699年，俄国分别同萨克森和丹麦订立了反对瑞典的条约，形成了所谓的“北方同盟”；为了集中精力同瑞典作战，俄国还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30年的君士坦丁堡和约。有了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俄国于1700年向瑞典正式宣战，但北方同盟在战争初期的进展却十分不利。俄国在军事上的准备却并不充分，1700年俄国军队在纳尔瓦大败，一个外国人曾生动地描述俄国士兵“象猫一样围着热饭打转转，谁也不想烫着自己的爪子。” 但瑞典查理十二世并没有乘胜追击，俄国人得到喘息机会，并且还攻取了位于立沃尼亚的瑞典军事基地。到1704年，俄国人终于如愿以尝地占领了位于波罗地海沿岸的伊万城，从而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通道，彼得还在1714年把首都搬迁到这座新建的城市。在此之前，俄国军队1709年已在波尔塔瓦大败瑞典军队，粉碎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军事优势。根据两国1721年签定的尼什塔特和约，俄国获得了在北欧的支配地位，并从此开始跻身欧洲大国的行列。西欧国家高度评价尼什塔特和约对于俄国的深远意义，法国一个外交家这样评价“尼什塔特和约使他（彼得一世）成为波罗的海两个最好的港口的统治者” 。彼得大帝的这个外交成果长期以来为俄罗斯人津津乐道，普希金曾对彼得进行热烈的歌颂，“俄罗斯进入了欧洲，象一艘舰只在斧头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鸣声中下水一样。”
彼得大帝外交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能屈能伸”——牺牲部分既得利益保护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当北方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俄国在北欧地区的军事优势引起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忧虑，这三个国家与瑞典一起鼓动土耳其反对俄国，后者在1710年向俄国宣战。彼得大帝为此亲征土耳其，但在土耳其的优势兵力的围剿下遭到失败；该年7月两国签定的条约使俄罗斯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却以不太大的代价确保了俄国在北方的胜利。在北方，俄国还在1704年同波兰签定了同盟条约，战争结束后，作为波兰内部政治势力调停人的彼得大帝获得了公开干涉波兰内政的权利。
在北方战争结束之后，彼得大帝便发动了对波斯和高加索的进攻。马克思认为“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是为了征服里海。” 继彼得1722年率军亲征波斯后，土耳其军队也于1723年攻入波斯腹地；在几面受敌的情形下，波斯决定先与俄国议和。1723年9月，两国在彼得堡签定和约，波斯答应把里海西面和南面的整个地区等地方割让给俄国。俄国人在里海沿岸的丰厚收益引起了同样准备在里海高加索地区扩张势力的土耳其的强烈不满，1723年底1724年初，在英国、法国的支持下，土耳其对俄罗斯以战争相威胁。在此情况下，彼得大帝被迫中断了与波斯的战争，俄国在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签定了条约，同意在保证在里海西岸和南岸地区占有权的前提下将自己占领的部分高加索领土划分给土耳其。当然，俄国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一旦条件成熟，它会与土耳其，包括土耳其身后的英国法国一决高下。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彼得大帝的外交思想，说他“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和波兰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
值得一提的还有所谓的彼得一世的遗嘱。它长期以来在历史学界引起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份遗嘱却在实践中指导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遗嘱中表明俄罗斯对外扩张的战略方向是沿着波罗的海向北扩张、沿着黑海向南扩张和突进波斯湾。显而易见，彼得大帝遵循的逻辑就是取得霸权就要争夺出海口，争得对海洋的控制权。正象中国学者评价的那样，“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创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传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遗嘱》中……‘遗嘱’中所反映的背景情况是真实的，它提出的一整套扩张战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真实意图和扩张行径” 。
马克思说，彼得大帝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 。彼得大帝不仅使俄国开始走向西方，而且使俄国开始逐渐融入到近代西方的体制中。彼得大帝要使俄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包括在外交领域的动作都是他的尝试。
前面的论述表明，彼得大帝只要确定外交目标，就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努力争取成功。俄国为北方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便是典型的例子。彼得大帝自己曾说：“北方战争进行了21年，而一般学生只需要七年就可以结业，我们的学校却花了三倍这样长的时间。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毕业成绩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彼得大帝善于开发利用国家资源为增强国力服务，在波罗的海建立了立足点以后，俄国对西方的出口量便逐年成倍增长，到1715年，俄国开始在西方国家设立领事馆，任务就是推销俄国商品。前面已经谈到，俄国人长期以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打败瑞典以后，对于俄罗斯来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应该说，在此之前，彼得大帝所做的某些变革都是带有实验的性质，很多是为了适应战争的直接需要；波尔塔瓦战役的胜利使俄国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彼得大帝有机会放手执行自己的改革计划。在这种意义下，彼得大帝的外交活动是其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二节：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外交思想
叶卡捷林娜二世（Catherine II 1729-1796），1729年4月21日出生在普鲁士境内一个没落贵族的家中，原名为索菲亚。她没有幸福的童年，但是由于时任普鲁士国王费特列二世处于同俄国结盟的考虑，同俄国进行政治联姻，为年少的索非亚的命运带来转折。这位带有德国血统的女人，接受东正教洗礼，各方面都学习俄国人，由于她的智慧和美貌，被封为大公夫人的她改名为叶卡捷林娜。1761年，参与宫廷政变，杀死了她的丈夫当时的沙皇彼得三世，她成为继彼得大帝之后的另一位“大帝”。在她在位期间，正是西欧思想启蒙和大革命时期。这位女皇和中国的武则天的性格和经历都比较相似，她以“开明专制”自我标榜，一方面广泛网络西欧的知识分子，使彼得堡成为西欧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强了沙皇的专制权力。在她去世后的60年里，俄国国家活动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变革都缓慢得微不足道，与她在位期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利用西方先进的东西增强国家的实力，为俄国的国防服务，另一方面又乐此不疲地争夺出海口，这是理解叶卡捷林娜二世外交思想的两个重要基本点。叶卡捷林娜继续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事业，俄国的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再次得到强化，国家完全实现了政教合一。叶卡捷林娜深谙军队在外交中的威慑作用，她统治时期俄国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1796年，俄国军队陆军人数已达到50万，成为欧洲最大的一支军队，海军的力量，尤其是黑海舰队的建设引人注目，在1791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结束时，黑海舰队拥有22艘主力舰，6艘炮舰，12艘巡洋舰以及大量的小型舰艇。总的说来，俄国军事实力的加强，不仅仅增强俄国对外战争的能力，也是加强沙皇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
叶卡捷林娜二世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政策。“俄国争夺黑海出海口的计划，终彼得之世尚未完成，这个任务此后由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继承下来。” 由于俄国已经通过北方战争夺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所以南方的土耳其就成为俄国的主要敌人。叶卡捷林娜时期俄国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巩固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地位，并且兼并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叶卡捷林娜同样利用了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当时经过七年战争，除了英国之外，大陆各国的力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法国在战争中被打败，为了进一步牵制法国，英国甚至愿意同俄国接近；普鲁士在战败之后已经变成俄国的同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可能采取的扩张行为，西欧各国或者不可能，或者不方便加以绝对的制止。这对俄国的外交来说，自然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
叶卡捷林娜为巩固俄国在北欧的地位而采取的第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完成对波兰的瓜分。18世纪的波兰面积为73万平方公里，地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是俄国和西欧之间的地理屏障，因而也是历代沙皇一直试图加以削弱的对象。叶卡捷林娜二世上台以来，就充分利用彼得大帝取得的波兰政治势力仲裁人的身份强迫波兰议会选举她的亲信为波兰国王。俄国之所以能比较轻松地干涉波兰内部政务，是因为波兰有议会的自由否决制和自由选举国王的两项基本制度，为此波兰国内的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改变这两个基本规定。1764年她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希二世在彼得堡签署一个同盟条约，宣称双方决不允许“波兰共和国丧失自由选举国王的权利并使之变为王位继承制”；同时，双方还将以“最有效的方式”保证波兰的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享有同天主教徒一样的权利。1766年，俄国和普鲁士正式要求波兰议会通过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平等的方案，在遭到后者拒绝的情况下，俄国在波兰保守派贵族的“邀请”下公然出兵华沙，1768年强迫波兰议会通过新的根本法，保留了自由选王制和自由否决制。
俄国的波兰的干预引起了土耳其、法国、奥地利等国的忧虑，尤其是土耳其担心俄国利用宗教问题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会在巴尔干半岛引起连锁反应。在要求俄国退出波兰的要求被拒绝后，土耳其即在法国的支持下于1768年10月向俄国宣战；奥地利也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771年与土耳其签定了军事同盟条约；本来是俄国同盟的普鲁士，由于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在波兰事物上有太大的影响力也开始接近奥地利。为了避免外交上的孤立，叶卡捷林娜二世才接受了普鲁士提出的瓜分波兰的建议，并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72年共同在彼得堡订立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俄国由此获取了92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原波兰领土，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分别得到了36000和83000平方公里的波兰国土。在俄国军队的威慑下，波兰议会不得不在1773年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
波兰被第一次瓜分以后，根据叶卡捷林娜的旨意，波兰在1775年成立了以国王为首的新政府。但波兰人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爱国者组建了爱国党，开始了革新国内政治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1787年，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1788年，又发生了俄瑞战争，为了对付南北两面的战争，俄国不得不于1790年从波兰撤军。对波兰控制的放松为爱国者们和革新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从1788年10月开始，波兰议会连续4年开会，1791年5月3日，波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五三宪法》，宣布加强中央集权制，正式废除自由选王制和议会的自由否决权。波兰爱国者的行为让叶卡捷林娜极其愤怒；与此同时，曾与波兰结盟的普鲁士看到它获得格旦斯克和托伦的想法没有能实现而转而向俄国提出再次瓜分波兰。在俄国的操纵下，一些波兰贵族建立了一个反政府组织，并在1792年邀请俄国军队进入波兰，虽然爱国者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俄国军队仍很快地占领了波兰全境。在这种情况下，1793年，俄国和普鲁士在彼得堡订立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获得25万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普鲁士也得到58000平方公里。对于这一个得寸进尺的协定，尽管在俄国军队刺刀的威胁下，议员们最终都静坐不发言。于是波兰国会的这次“哑巴会议”，就算是“在法律上承认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行动。
波兰在第二次被瓜分后，1794年春，波兰爱国者在科斯秋什科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方面要争取与革命的法国联盟，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另一方面反对国外入侵的敌人。俄国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把军队开到华沙，1794年11月，起义被镇压下去。波兰的起义使叶卡捷林娜决定最终消灭这个桀骜不逊的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担心俄国会独吞波兰，普鲁士就派兵向华沙和克拉科夫进发，奥地利则占领卢布林。普奥两国都想占领战略要地克拉科夫，在实际的协调行动中，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外交才华得到完整的体现。俄国担心普鲁士占领克拉科夫会更加强大，因而紧密靠拢奥地利；此外，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还可以拉拢奥地利对付土耳其。当普鲁士拒绝把克拉科夫转给奥地利后，俄奥两国就背着普鲁士于1795年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密约，然后强迫普鲁士接受既成事实。根据这一协定，俄国得到12万平方公里的大片波兰领土，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分别得到47000和48000平方公里波兰领土，波兰被完全肢解。
通过在北方巩固俄国在波罗的海和北欧地位的同时，叶卡捷林娜二世在南方同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战争。就在俄国第一次武装侵入波兰的时候，土耳其以乌克兰哥萨克侵入为由对俄宣战，俄土战争由此爆发。前面重墨阐述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林娜二世继续的军事改革在俄土战争中显示出强大的实力——俄国军队实际上已经在装备和作战经验等方面强于土耳其军队，俄国人在多瑙河战场、克里米亚战场和南高加索战场都取得接踵而来的胜利。俄国的胜利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深感不安，1771年，奥地利甚至和土耳其签定了防御同盟条约。深谋远虑的叶卡捷林娜二世善于舍小求大，为防止普奥两国的进一步联合，以答应奥地利参与对波兰的瓜分为诱饵使奥地利议会否决了奥地利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这样，孤军奋战的土耳其苦苦支撑两年之后，最后于1774年向俄国求和。由于发生了普加乔夫起义，俄国才同意同土耳其媾和，并在1774年11月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和约》，俄国不仅取得大片领土，而且动摇了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各族人民的统治，俄国还在黑海上取得出海口，俄国商船有通过海峡的权利。总之，俄国不仅取得它长期梦寐以求的黑海出海口，还为彻底吞并克里米亚准备了条件。
叶卡捷林娜的野心是很不容易被满足的，她想要像瓜分波兰那样瓜分土耳其。1781年，俄国与在巴尔干半岛同样具有野心的普鲁士结成防御同盟，俄国在1782年还提出了一个瓜分土耳其的“希腊计划”——由俄国、普鲁士和法国分别占领土耳其的部分领土，恢复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帝国，并且由叶卡捷林娜的第二个孙子做皇帝。由于俄普两国对各自所要占领的领土范围争论不休，这个计划最终并没能实现。
“希腊计划”失败之后，叶卡捷林娜决心用武力吞并克里米亚。俄国认识到克里米亚的重要性，时任总理大臣沃伦佐夫就这样评论：“克里米亚半岛的地势是如此重要，的确可以视为俄国和土耳其领土的钥匙，当它属于土耳其的时候，对俄国始终是危险的；反之，如果属于俄国或不属于任何人，那么俄国的安全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巩固的；那时侯，亚速海和黑海就会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 1776年春，俄军在名将苏沃洛夫的率领下进入土耳其，到1779年，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订协议，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统治权。
俄国把夺取克里米亚作为向土耳其进发的“桥头堡”，向土耳其步步紧逼，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经营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尼古拉耶夫成为新建的黑海舰队的强大基地。叶卡捷林娜做了大量的外交准备，先以外交手段拉奥地利结盟；1786年底与法国缔结商约，以改善法俄关系。1787年，俄国向土耳其提出对摩尔多瓦和瓜拉几亚公国以及格鲁吉亚统治权的要求，土耳其在1789年正式对俄国宣战。但在英国和普鲁士的怂恿下，新继位的奥地利皇帝在1791年单独与土耳其媾和；在失去盟友的情况下，俄国只得停止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步伐，同意与土耳其和谈。1792年签定的《亚西和约》就是两国和谈的结果，通过此条约，俄国在南方的出海口扩大数倍，俄国已经取代了奥斯曼帝国成为在黑海独霸一方的国家。
叶卡捷林娜二世除了在俄国南北两个方向大肆扩张领土外，还积极参与欧洲及世界事务，试图建立俄国相应的霸权地位。1778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巴伐利亚发生战争，叶卡捷林娜通过调解二者之间的争端，作为1779年《帖欣条约》的仲裁人和保证人获得了干预德意志事物的权利。1780年俄国又发表了著名的《海上武装中立宣言》，要限制英国的海上霸权；当然这也是俄国借机扩大自己势力同影响力，使俄国成为真正世界大国的好机会。不过，俄国真正全面参与欧洲及世界事务是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事情。
在法国大革命后，国际关系进入意识形态时期。在这个时期，俄国就是作为欧洲旧制度和保守势力的坚决捍卫者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那时侯的俄国被称为欧洲的宪兵。对于法国人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和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叶卡捷林娜二世已经看出革命的法国是各封建专制国家的死对头。由于当时俄国正忙于南北两面的战争而暂时无暇发动对法国的战争。当时的俄国驻英国大使沃隆佐夫已经看出法国革命的严重后果，“这是一场有产者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生死斗争，因为前者少得多，他们归根到底是要被打败的” 。叶卡捷林娜二世一方面大量赞助流亡的法国王室和法国国内的保王党人；另一方面积极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协商，准备以战争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1790年，俄瑞战争结束，抛弃前嫌的俄瑞两国订立了防御同盟条约和“关于恢复欧洲均势和法国君主制度”的秘密协定。到1792年春，在叶卡捷林娜二世同普鲁士国王、瑞典国王的积极鼓动下，第一次反法同盟得以基本形成。1792年8月，针对法国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的提议，叶卡捷林娜二世起草了《关于在法国恢复国王政府》的备忘录，在她的鼓动下，除了英国之外，普鲁士、西班牙等国都同意参加反法同盟。法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英国在1793年3月同俄国签订了《关于俄国和英国反对法国共同行动的协定》，制定了联合共同作战计划。但反法同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到1794年，反法同盟中只剩下英国和奥地利继续同法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叶卡捷林娜二世决定派由苏沃洛夫率领6万俄军直接到法国参战，为反法同盟助威，只是由于叶卡捷林娜中风突然病逝，俄军才未能成行。
叶卡捷林娜时期的欧洲相比之下是动荡的，当时的法国国内软弱不堪，再加上叶卡捷林娜本人的雄才大略，她的外交成就远远超过彼得大帝，仅从领土扩张而言，她把俄国的疆域扩大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对照到1917年罗曼王朝倒台时的疆域地图，俄国的欧洲边界从1796年起基本没有大的变动。
叶卡捷林娜是另一个“大帝”，她在行政方面同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雄心勃勃开始比较注重实际；在外交方面正好相反，开始的时候小心翼翼，到后期便是极端地冒险。与彼得大帝相比，叶卡捷林娜更加注重外交，连年的对外征战，比如说对波兰和土耳其的战争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加上她本人一向忽略预算，给俄国的国民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英国剑桥大学一学者如此评价她在位期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她希望对其他大国都不承担义务而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希望利用俄国的欧洲邻国无暇他顾的情况和它们的弱点而得到好处，以便在没有外国的援助和干预下实现她自己在波兰和黑海的目标；希望一旦出现机会，俄国便以和平缔造者和国际争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从而提高自己的个人威望和俄国在欧洲政治上的影响和分量。”
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的欧洲国际关系与彼得一世时期相比要复杂得多，但前者在外交实践中妄图建立属于俄罗斯的霸权体系。由她最后一个宠臣祖波夫在“希腊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称霸世界的方案，妄图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的俄罗斯帝国，而且要入侵波斯、中国和印度 。她有一个完整的军事和外交班子，同彼得一世以后的几个平庸的先辈相比，叶卡捷林娜二世更加富有理想和实现那种理想所需要的勇气；与同时代欧洲各国的君主们相比，她则是更老谋深算，欧洲各国都陷入她的圈套。叶卡捷林娜二世包括使用外交在内的各种措施使俄国的国力空前强大，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
第三节：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思想
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1801-1825年在位)，全称亚历山大-巴普洛维奇-罗曼诺夫，为伟大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孙子，生于1777年，自幼由叶卡捷林娜二世抚养，1801年到1825年在位。叶卡捷林娜对自己儿子保罗一世的教育无暇顾及，甚至对儿子从未有亲昵之情；尽管相隔一代人，但她认为亚历山大才是自己真正的继承人。自诩为自由主义人物的亚历山大性格暴戾，他在继承叶卡捷林娜的事业，他统治期间，俄国有1812年伟大伟国战争的辉煌，也有十二月党人的奋起。他的生平和身世都是谜。
亚历山大一世期间，俄国的国力在欧洲已跃居为唯一能与法国抗衡的大陆国家，整个欧洲则出现英法俄三国鼎立的局面。他生活的时期整个欧洲席卷有革命的风暴，1789年法国发生大革命，1796年拿破仑又不断发动对外征战，整个欧洲原以炫耀的均势得到破坏。无论对于俄国的封建专制还是对外加强扩张，时任的沙皇保罗一世平庸无能暴戾而多疑的性格引起俄国朝野上下的不满，亚历山大本人也于1801年参与了推翻保罗一世的政变继任沙皇，从此便开始了与拿破仑之间的长期争斗。1803年，亚历山大建议组织全欧防御体系对付法国，俄国几次积极参与反法联盟，但联军在奥斯特里茨等战役中连续失利。1807年，亚历山大被迫与当时一心想对付英国的拿破仑签订在俄国长期引起争议的《提尔西特和约》。时隔不久，利用西班牙等地的法国军队占领的起义，亚历山大开始与英国进行秘密交往导致俄法关系迅速恶化，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远征俄国。
1812年同样是亚历山大政治生活的转折点——由于俄国军民同仇敌忾，实行坚壁清野，再加上俄国的严寒，拿破仑的远征遭受重大的挫折被迫撤退；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亚历山大把拿破仑打出国界。1813年，亚历山大再一次组织反法联盟，用武力推翻了拿破仑建立的帝国，“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给欧洲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恢复了欧洲旧有的统治秩序。在随后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的外交才能得到极至的发挥不仅使俄国的疆域得到扩展，实力得到增强，还削弱了对手。亚历山大的俄国已变成欧洲反动势力的重要堡垒，为了保卫君主制度，他还倡议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神圣同盟”——恩格斯将其称之为“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 。到1820年时，这个“欧洲宪兵”的同盟还镇压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不过希腊革命以后，俄英奥等国矛盾重重，俄国未能出兵干涉，显示出同盟即将土崩瓦解。在此期间，亚历山大的政策日益反动，1825年，他的对外对内政策均处于穷途末路，同年他在塔甘罗格暴卒，年仅四十七岁。
亚历山大曾博览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他虽然赞成共和派的道德观，但从未忘记自己是靠神恩继位的君主，他热爱自由，但仅仅把自由作为话题进行漫无止境的讨论。在外交方面，他孜孜不倦，并不象他父亲保罗一世那样漫无章法，四处受敌。他用各种手段努力维护俄国的利益，善于做出必要的让步以赢得东山再起的时机。作为他外交思想的主线，同法国关系的调整，准确地说更多的是利用同法国的敌对关系，俄国不仅又扩展了领土范围，而且事实上还确立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亚历山大刚刚执政时，他希望有一种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应贵族们的要求，他改变了联法反英的政策，并且召回了原来远征印度的哥萨克兵团。他要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和平关系，一概声明无意扩大俄国版图。沙皇所采取的第一项缓和措施是同英国于1801年6月5日签署协定；他还同奥地利恢复邦交；向法国保证友好，两国订立了《俄法和约》和《俄法关于德意志和意大利问题的秘密协定》；他为了使欧洲力量之间出现更有利的均势，想方设法同德意志大国和睦相处。俄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
1803年，英法两国再次开战，法军很快攻入德国和意大利，这当然威胁到俄国的利益，亚历山大要求拿破仑遵循保证北德意志和那不勒斯的中立，但拿破仑对此置之不理，俄法关系因此而破裂。1804年11月，俄国同奥地利签署同盟条约，1805年1月，俄国同瑞典也签署了类似的条约，到1805年4月，英俄两国在彼得堡签署同盟条约，但俄国军队要进军法国必须要假道普鲁士，必须要取得普鲁士的同意，但普鲁士国王对此举棋不定。拿破仑明目张胆侵入南德意志领土使普鲁士的态度出现转机，1805年11月3日，亚历山大同弗里得里希-威廉三世在波茨坦订立条约，规定普鲁士参加反法同盟，作为交换条件，胜利之后，将保证普鲁士取得汉诺威。第三次反法同盟于1805年正式成立，对于法国而言，这个同盟明确宣布就是要恢复旧的君主制度。
第三次反法同盟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好运，由于亚历山大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的好大喜功，奥斯特里茨决战被法军打得大败，俄军统帅库图佐夫还差点被俘。1805年奥地利与法国在普列斯堡签署和约，规定俄国部队立即撤离奥地利领土，第三次反法同盟就自然解体。对于这次外交与战争的失利，亚历山大感觉受到羞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野心，尤其是对德意志各邦的争夺和对波兰的外交行动都使亚历山大忍无可忍。他即刻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目中无人”的行动为亚历山大的结盟提供了契机，法军在莱茵河两岸的军事活动使普鲁士感到莫大的威胁，从而使普鲁士不得不向俄国靠拢。1806年8月8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希-威廉三世给亚历山大写法文信说，“陛下，谨请惠予通告，我是否可以期望贵国军队集结待命，准备前来救援，若遇侵略，则可指望贵国军队出师相助。” 在此基础上，俄、英、普、瑞典在1806年9月组成了第四次反法同盟。
第四次反法同盟同样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对俄国来说景况更艰难，因为俄法之间的战场已经转移到波兰境内，法军一直进攻到紧靠俄国的提尔西特。1807年6月，俄国向拿破仑提出休战的请求，7月，亚历山大和弗里得里希分别同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签署和约，“他们只几句话就把世界重新划分了” 。1807年7月7日俄法两国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附有七项秘密条款，另外作为补充，法俄之间还签有“攻守同盟条约”。《提尔西特和约》实际上是俄国和法国共同瓜分欧洲的条约，对拿破仑来说，提尔西特和约意味着他以后可以在别处放手行动，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则是赢得时间的体面途径。根据此条约，法国事实上成为普鲁士的占领国，拿破仑在欧洲所作的一切变动都必须得到保证，俄国则取得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地区；条约还规定，俄国方面参加法国发起的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但它在东方和瑞典享有“行动的自由”。而俄国正是在《提尔西特条约》之后，凭借着这种“行动自由”占领并吞并了芬兰，并且通过与土耳其的战争取得普鲁特河和得涅斯特河之间被称为比萨拉比亚的整个地区。
不能否认的是，作为外交好手，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都在《提尔西特和约》上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双方都将签署和约作为权宜之计。对于法国来说，是因为当时尚未做好进攻俄国的准备，但拿破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外交上都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堡垒；对于俄国来说，国力疲惫不堪，国内矛盾也十分尖锐，迫切需要一种来之不易的和平。事实上，二人对对方都没有抱有希望，况且，俄国参加法国对英国的海上封锁，对自身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损失。英国作为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国，同时也是俄国农产品和木材的主要市场。俄国不愿意承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实际上与英国悄悄地恢复了贸易关系，而且从1811年开始还大幅度地提高了对法国的关税，这自然使拿破仑大为不满。这种形势下，法俄双方都积极为两国即将开始的大战作准备，两国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法国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从而把欧洲大多数国家纳入到自己设置的反俄同盟中，不过这种同盟是脆弱的，因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是反对拿破仑的，他们或多或少在暗中都支持俄国。亚历山大一世一旦确定目标，都要锲而不舍地去实现。1812年4月5日，俄国则与昔日的对手瑞典签订了《俄瑞同盟互助秘密条约》，亚历山大表示“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 ；同时还结束了同土耳其的战争，亚历山大想得很清楚，在领土上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他要把军队调往西线，双方决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还安抚波兰人，向他们承诺战争胜利后波兰可以重建国家。最后，俄国与英国重开谈判，1812年6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条约》要求英国为战争作出贡献。
1812年6月24日，亚历山大在舞会上获得了法国大军业已越过涅曼河的消息，这正是两国战争开始的标志。这种标志亚历山大期待已久，但初期的大败和军队的溃退并没有丧失俄军的斗志。亚历山大已经估计到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争。在大战开始前，亚历山大向即将辞行的法国驻俄国大使说，“如果拿破仑向我宣战，而我也应战，他有可能，甚至十分可能将我打败。但这并不会给他带来和平。西班牙人经常打败仗，但是他们即未被战胜也不曾屈服。而西班牙与巴黎之间的距离远不如俄国。西班牙并不拥有俄国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我们不会妥协。我国幅员辽阔，我们将保持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但我将最后一个插剑入鞘……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不利……不会在首都签署割让我国省份的条约，况且这种条约也只能换取暂时的休战。法国人是英勇的，但是长期的军旅生活之苦和恶劣的气候也会使他们厌倦和气馁。我国的气候，我国的严冬将代替我们作战。贵国的奇迹只有皇帝在场才能创造，但他不能无所不在和长期远离巴黎。”
亚历山大的分析和预测得到证实，到1812年12月，俄国人终于把法军赶到涅曼河，赢得战争的胜利。1813年1月，库图佐夫率领俄军进入普鲁士，俄普两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决定联合作战，把法军赶出德意志。至此，第六次反法同盟正式组成，亚历山大一世亲自担任联军最高统帅。这一次的同盟进军很顺利，到1814年1月，联军已渡过莱茵河，战场转移到法国境内，到3月，俄军已攻入巴黎，拿破仑在4月6日宣布退位，后被放逐到厄尔巴岛。
1814年5月，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随后法国与俄罗斯等国订立了《巴黎和约》。不占领法国领土也不索取赔款，这个条约对法国是极其宽松的。为了进一步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和领土问题，同盟决定在维也纳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就是1814年10月召开的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欧洲旧秩序和恢复欧洲传统势力的均势，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正统主义”原则。会议的参加者另有所图，他们的讨论话题很快就转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波兰-萨克森问题。
所谓波兰-萨克森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为争夺波兰和萨克森领土发生的争斗。俄国由于认为自己在拿破仑战争中劳苦功高，所以要求在它所占领的华沙公国建立属于俄国的“波兰王国”；奥地利则希望获得波兰南部的领土；普鲁士虽然没有对华沙公国直接提出领土要求，但它又以这片领土是由以前普鲁士从波兰的瓜分所得为由，要求得到萨克森王国作为补偿。完全抛开盟友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争斗十分激烈，由于法国和英国的介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谈判甚至陷入僵局。拿破仑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拯救了此次会议，维也纳的参会者都不希望拿破仑东山再起，1815年6月与会各国终于签署了一个由一百二十一条条款和十七条单独附带条款构成的会议《最后文件》，基本上确立了长期指导欧洲国际关系的“维也纳体系”。这个条约确认了俄国利用战争手段取得的诸如华沙公国、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等领土，很久以后，恩格斯曾这样评述：“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恩格斯同时也指出：“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
1815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弗里得里希-威廉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建立神圣同盟的文件，宣布“为了神圣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而结盟，文件的序言和正文都是亚历山大亲自起草的，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宗教的名义要求欧洲各君主国家相互援助，以维护“宗教、和平和正义”。然而，文件的实质在于，同盟各君主彼此之间“在任何情况下以及在任何地方……提供资金、援兵和其他援助。” 到1815年底，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加入到神圣同盟中。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神圣同盟始终是欧洲君主国家维护旧秩序和各个国家传统的均势的重要工具，俄国和奥地利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尤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戏称为“救火队长”，积极镇压各国的反君主专制行动，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但亚历山大一世在外交上取得辉煌的成就，通过拿破仑战争和建立神圣同盟，在欧洲大陆上，俄国再也没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前面已经提到，亚历山大一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简单地说，在即位之初他曾深受众人拥戴，他却从未将许下的众多自由措施得以实行；战胜拿破仑以后他的威望得到提高，不过从法国回到俄国后他仍然专制暴戾。评价他的外交思想就显得要容易得多。显然，沙皇的骨子里同彼得一世和叶卡捷林娜二世一样，他的政策都是围绕俄国的利益作出的。尽管亚历山大一世在继位前曾有很多自由的幻想，但作为沙皇的他不得不以帝国的利益为出发点。
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成果是与提尔西特和约、1812年战争、神圣同盟等几个事件密切相联，而且这一系列事件给俄国和欧洲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俄国而言，亚历山大一世奠定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并开始长期在欧洲维护所谓的“正统秩序”；与此同时，俄国强大的国力背后也孕育着民主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准确地说是1812年战争触动了一部分贵族的叛逆思想。对欧洲而言，亚历山大以武力使民主的潮流倒退，这个欧洲的领导者是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
第四节：戈尔查科夫的外交思想
戈尔查科夫（Gorchakov 1798-1882），全名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查科夫，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作为当时俄国驻奥地利大使的他开始在欧洲外交界暂露头角，代表俄国参与在维也纳举行的大使会议。1856年巴黎和会结束后，他接替了外交大臣的位置。戈尔查科夫是一个头脑聪明、看事透辟、眼光远大的外交家，性格刚愎，虽然没有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但却熟谙欧洲近代的外交事务。他是个机灵的廷臣，即使意识到沙皇的计划和判断是错误的，也不会使自己与沙皇的分歧尖锐化，但是与任何前任相比都显得有主见得多。戈尔查科夫作为伟大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才能是与当时欧洲著名的外交家们的交往中显现出来的，尤其是与俾斯麦相比。查看俾斯麦的信札和、回忆录，不难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对戈尔查科夫作出诽谤。“这首先是因为戈尔查科夫的聪明已超过了俾斯麦所需要的程度。” 后来他官至首相，直到1882年还名义上担任外交大臣。在他的主持下，俄国的外交成就令人瞩目。
与前面几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专政时期不同，俄国在19世纪50年代时国力发生蜕变。1853年到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俄国国际地位从上升到下降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一个俄国人所言，“当我们谈论反对拿破仑的光荣战役时，我们忘记了从那时以来，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步不前。我们不是在走向胜利，而是在走向失败，我们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这次战争使俄国从欧洲的领导者降到几个大国之一，国际地位今不如昔。在一直倡导均势外交的欧洲，国家的外交方针显得尤其重要。欧洲国家一切重大问题还是在外交政策中使用秘密外交的手段，这些谈判往往都是通过寻常的外交渠道——在外交部长和有关国家的使节之间进行。对于俄国而言，由于没有内阁，为了作出某些最重要的决定，通常是召集外交部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特别会议”，因此外交部长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根据新上台的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的策划，俄国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并没有放弃俄国追求领土扩张的一贯做法。新的对外政策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在欧洲，要一如既往地利用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争取废除1856年《巴黎和约》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逐渐恢复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权；在东方，凭借自己相对的军事优势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措施。
正如戈尔查科夫预料的那样，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就像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却使原来的盟国关系反目成仇，西欧各国的确矛盾重重。戈尔查科夫首先在试图拉拢法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后，便转而接近普鲁士。戈尔查科夫正确地抓住了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迫切心理，因为普鲁士明白，如果俄国反对普鲁士的意图，则德意志的统一则多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1866年，当戈尔查科夫同普鲁士国王代表进行会谈，当谈到1856年的巴黎条约时，戈尔查科夫兴致勃勃地说“这个条约没有生命力。它将自然地或非自然地死去，当事情发展到埋葬它的时候，我们相信，在这个伤害我国民族感情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普鲁士将会热诚地、十分坚决地为我们说话” 。这样，在俄普双方对对方都有所求的情况下，两国代表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即普鲁士支持俄国废除《巴黎和约》有关条款；而俄国则不干涉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的建立。为进一步拉拢普鲁士，俄国甚至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在俄奥边境部署了10万军队，防止奥地利倒向法国一边；随后，俄国向法国表示，如果奥地利进攻普鲁士，俄国则向奥地利宣战。俄国的支持，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重要因素。
1870年9月，普法战争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三世在色当的投降而告终。戈尔查科夫的良苦用心有了效果：当时《巴黎和约》的签字国中，奥地利和法国先后战败，普鲁士因为受惠于俄国而不得不对赞成后者在黑海问题上的要求，对于剩下的英国，则是“孤家寡人”。到1870年10月，戈尔查科夫向上述各国发出照会，宣布由于各大国屡屡破坏《巴黎和约》，俄国不认为该和约中对它在黑海主权的限制继续有效。随后，戈尔查科夫又进一步通知各国政府，俄国被禁止在黑海拥有军队并不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显然，俄国这样单方面撕毁《巴黎和约》的做法引起除普鲁士之外各大国的不满，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只能对俄国的背信弃义行为提出口头抗议。1871年3月，《巴黎和约》签字国重新签订《伦敦公约》，宣布取消黑海的中立化。在确认和平时期黑海海峡对所有国家军舰关闭的前提下，允许土耳其苏丹对“友好国家和盟国”的军舰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由此获得欧洲各国对它在黑海拥有舰队和在黑海海岸营造军事设施的认可。
《伦敦公约》订立后，俄国又分别同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这项被称为“三皇同盟”的《申布龙协定》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三国之间的固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奥之间在巴尔干的紧张局势，对于俄国的东方政策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障。到1875年春天，巴尔干的形势又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变化，那就是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反土耳其的起义，1876年，保加利亚也发动了起义，随后塞尔维亚和黑山也向土耳其宣战。俄国政府立即抓住此机会，以泛斯拉夫主义为号召，企图借助于斯拉夫人反土耳其的契机，最终建立有俄国操纵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斯拉夫联邦。为此，俄国派出4000多名士兵和军官作为志愿者到黑山和塞尔维亚参战。
在戈尔查科夫的策划下，当时执政的亚历山大二世与其前任尼古拉一世相比要精明得多。派遣“志愿者”只是俄国的试探性行动，要向土耳其宣战，必须进行一系列外交上的准备，尤其是要让更多国家不干预俄国即将采取的行动。为了让奥匈帝国不插手俄国的巴尔干事务，两国皇帝于1876年举行了会晤，商定了打败土耳其后双方各自的领土范围，以换取奥匈帝国对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的中立。1877年，两国皇帝再次签订了《布达佩斯专约》，再次明确了1876年两国皇帝达成协定的基本原则，强调奥地利在未来俄土战争的中立立场。至此，俄国对土耳其宣战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1877年4月24日，俄国即向土耳其宣战。
俄国军队在这次俄土战争中进展比较顺利。当然，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没有介入。因为英国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认为，土耳其的战败甚至最终被俄国占领都是必然的，在得不到欧洲大陆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英国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冒着与俄国开战的风险，它需要做的是限制俄国的胜利成果。当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英国曾试图拉拢奥地利，但由于俄奥之间定有协定，所以奥地利不愿意冒风险与俄国反目成仇而失去俄国胜利后自己可能分享到的成果。这样，到1878年1月，俄军已推进到距君士坦丁堡仅80公里的地方。
1878年1月3日，土耳其苏丹在败局已定的情况向俄国请求停战。戈尔查科夫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停战条件，比如要求土耳其允许塞尔维亚等实行自治；俄军的占领区必须进一步扩张；黑海海峡自由通航；土耳其还得支付大量战争赔款等等。1878年1月31日，土耳其方面答应了这些条件，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俄军依然向君士坦丁堡缓慢推进。
停战协议的签署和俄军的行动引起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应，英国海军开进了马尔马拉海，印度军队则开始进驻地中海沿岸的据点。英国政府威胁说，一旦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英国就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奥地利也对俄土停战协议表示不满，开始对俄国采取威胁的立场。由于外部条件对俄国十分不利，加上军中流行瘟疫，俄国最终放弃里进发君士坦丁堡的计划。1878年3月3日，俄土双方签订了内容与1月31日停战协定大致相当的《圣斯特法诺条约》。
《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的消息使英国和奥地利大为不满，奥地利认为该条约没有体现原来俄奥协定中对奥地利的承诺。这两个国家都以战争对俄国进行威胁，同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各方的分歧。德国此时也不再支持俄国，因为它在此条约中毫无所得。俄国在陷入孤立的情况下只能作出让步，经过事前与奥地利和英国的秘密讨价还价，欧洲主要国家、土耳其以及巴尔干各国的代表于1878年6月在柏林召开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会议。经过反复争吵，1878年7月中旬与会各国签署了《柏林条约》，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诸多条款进行了限制。对于俄国来说，《柏林条约》自然是一种外交上的失败，因为它使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与土耳其战争中取得的成果。戈尔查科夫在给沙皇的呈文中用忧郁的笔调写道：“柏林会议是我任职期间最糟糕的一页”；沙皇也颇有同感，“在我任职期间也是如此” 。不过这种外交上的失败又是俄国军事、经济实力与西欧国家，主要是同英国的对比中的失败。《柏林条约》是欧洲各国对巴尔干的粗暴瓜分，虽然通过英国、俄国和奥地利三方妥协而暂时缓解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却使巴尔干地区的形势复杂化了。
俄土战争和柏林会议使“三皇同盟”实际上土崩瓦解了。俄国和奥匈帝国矛盾的激化程度超过了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家族之间“在君主制度上的团结一致”。 奥地利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原来要支配整个巴尔干西部地区的企图而对俄国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德国和俄国之间也因双方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采取保护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措施而趋于紧张，德国在《柏林条约》签署前后站在奥地利一边的做法也使俄国产生被出卖的感觉。实际上，柏林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对于俄国来说是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首先是1879年10月7日，德奥两国签署了锋芒专指俄国的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不仅对俄国是巨大的威胁，事实证明，德奥同盟成了无数国际纷争的根源，而且后来还被作为发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外交工具。俄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随时都有可能使两国发生战争，英国舰队在土耳其海峡的游弋始终威胁着俄国的安全。由于财政枯竭和国内形势紧张，俄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在随后的几年采取进攻性政策——在中亚除外。俄国的军队需要整编，当务之急是需要在黑海建立海军舰队。年迈的戈尔查科夫在任职的最后时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他刚刚就职的时候，俄国的外交环境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境地。如果说他依靠自己过人的外交本领使俄国在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地周旋，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国力的衰微，年迈体衰的戈尔查科夫在英国、德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事态前已无能为力，惟一能让他感到兴慰的是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取得的节节胜利。
从1863年到1884年，俄国先后征服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浩罕、布哈拉和希瓦，迫使它们作为俄国的附庸。此外，俄国还征服了土库曼，把俄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阿富汗附近。在远东，俄国先后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爱晖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梨条约》以及一系列界约，在几乎没有付出多大代价的情况下就获得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过俄国的疯狂扩张行为同样在远东引发了强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激化了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并直接导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俄国国力和威望都在欧洲成为二流国家，但戈尔查科夫能利用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为俄国赢得利益，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得益于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技结束后为俄国制定的两个外交原则：俄国在“休养生息”，不去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不打算为了维持神圣同盟的原则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选择未来的盟友要保持完全的自由。
但他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脱离俄国的传统——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扩张俄罗斯的势力。戈尔查科夫之所以能使衰败的俄国维持原有的大国风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容许德国过分削弱法国从而在欧洲建立霸权。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和平条件下，德国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向赤手空拳的法国猛扑过去，把它彻底消灭，——我们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失去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因素，使同我们的利益不相容的。” 在东方，俄国的推进与英国发生了利益冲突，戈尔查科夫过早地发出照会，在于说明俄国向前推进的正确性。戈尔查科夫向外扩张的指导思想就有章可寻，英国学者认为是“俄国为了保护它的边界，不得不征服正在掠夺俄国保护下的人民那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使之归属俄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过程需要投入的力量愈来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