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中，经典文学在学生中很流行。因为当时的出版物不多，大家阅读对象的圈子也小，经典作品和“革命”两味，不看“革命”就看经典，看革命的是革命同路人，看经典就是“小资产阶级”。我自认自己背景不好，绝对当不了“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沦为”小资，也就放心的看经典了。那时候的经典文学和诗歌大部分是俄罗斯的，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斯陀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俄国革命以后的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这些的作品。因为我的父母在音乐学院工作，我也住在音乐学院里，从小受到经典音乐、经典美术的影响，而当时俄罗斯的作品是经典中的中心内容，因此，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体会比较立体一点点。比如看诗歌会比较喜欢玛雅可夫斯基，因为喜欢构成主义绘画，看小说会特别喜欢《战争与和平》，因为喜欢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诗歌我接触得不多，是因为觉得诗歌完全是精巧的语言的构造，翻译之后，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了。接触经典文学的时间朦朦胧胧的从初中开始，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看归看，基本没有看懂，就是看故事而已。到高中之后因为自己读书多了，这些作品的形象也就清晰起来了，这样的阅读一直延续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停了几个月，除了“毛选”之外，什么都不敢看。到1967年夏天之后，全国陷入混乱，我们这些“逍遥派”各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画画，也开始偷偷的重看经典，那时候书很难找到，书店里是一扫而空，只有从朋友手头借阅。记得那些书都给大家轮着看，翻到书页都破碎、封面都没有了。阅读也开始跨越了单纯俄罗斯的作品，开始读经典的西方文学作品。这是后话。
我高中是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的，那个学校在武昌徐家棚，离开我住的湖北艺术学院（现在叫做武汉音乐学院）的家里有一段距离。从家里出来，要到彭刘杨路口坐几站汽车到长江边上的汉阳门码头，再坐16路公共汽车走好远好远，才到得徐家棚街口。徐家棚在当时是很偏远的地方，一直是个棚户区，破破烂烂的。武昌火车北站在那里，主要是调度货车，还有就是在长江大桥建成前过江的火车轮渡码头，学校在和江边平行的、去青山、武钢的公路南侧，前面是国家物资局的一大堆仓库建筑，学校躲在后面。而学校再南，就全部是菜地，菜地后面就是南湖了。前几年我有事回武汉，抽了个空一个人跑去过那个学校看看，那是我离开学校接近四十年以后了，校园基本没有改变，连我读过书的教室和我住过的宿舍也还在，只是外面兴建得轰轰烈烈，面目全非，我们从前从公共汽车站走进学校那条很安静的小路，现在成了武汉长江第二桥的引桥延伸的部分了，学校也改了名字，因为武汉师范学院改成了湖北大学，因此附中也就改叫做“湖北大学附中”了。在里面一个人走走，没有人认识我，倒好像走回了历史隧道，在校园的小径上走走，法国梧桐的嫩叶婆娑，阳光透过树叶倾斜到地上，织造了一张舞动的图案，我朦胧中觉得自己好像走在1966年的7月份，突然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鲁萌来了。
因为地处郊区，武师附中的学生成分比较清晰：大概三类人，第一是工人子弟，是附件的铁路机械厂、徐家棚铁路的子弟们；第二类是周边种菜的农民子弟，我们叫做“菜农”们，第三类是周边大学的子弟，比如水运工程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我是武昌城里的学院子弟，属于极为少的一类。之外还有少数市民子弟，汉卡考过来的，因为学校远，因此大部分人都选择住读，这三群人背景不同，人以群分，小圈子里话肯多一点点的。
我是1966届高三的，在高三（1）班，一个年级当时只有两个班，但是后面的年级招的学生多一些，好像高一就是三个班，学校教学建筑就一栋楼，三层，两端是教员办公室和图书馆什么的，其他都是教室，记得1963年进去的时候人不多，高一在一楼，高二在二楼，高三在三楼，后来学生多了，高三虽然还在三楼，其他年级的也上来了，学校也热闹多了。
当时我们的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做鲁开先，个子小小的，说话带很明显的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音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我跟她没有讲过什么话，一方面是因为她是校长，我仅仅是个学生，莫说校长，就是班主任我都不多讲话，加上我自己习惯怕领导，在学校里面是一向躲着领导走的，因此对她一无所知，只是感到她的素质有些特别。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面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因为在1954年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被株连而逮捕劳改，她才改嫁，当时的先生是李成文，是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则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她低我两级，在高一（3）班。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学校里演出活报剧，我看见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因此，学校里好多男孩子都跟着她转，大凡她去打乒乓球，总有一群男孩排队要跟她打。事实上鲁萌当时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高我一届的一个男同学在暗款恋曲，不过我是浑然不知而已。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斗她母亲的大字报上把这件事也揭出来了，因为那个男同学的父亲在政治上有污点，以此写大字报的人刻意要牵连到鲁萌，目的是往校长鲁开先头上泼污水，据说当时学校里面讲得沸沸扬扬的，我不怎么看大字报，也依然浑然不知。直到一天吃了晚饭之后，在走廊里，鲁萌主动过来找我，说这个事情，我才如梦初醒。因为怕直接通信落到其他红卫兵小组里会殃及她的母亲，她请求我给他们转递书信，出于友谊，我也照做了，自己觉得很对得起朋友的。
他们的书信很密，大概一个星期有一、两封，我那同学在湖北沔洋农村劳动，因此需要我转寄，他们的信就寄给我，我接收和转交，倒是很秘密的，他们给我的信都折成很精致的三角形，我放在信封里面寄出，收到新信之后我再转交给他们。这段传递从1966年7月份开始，大概延续到秋天，到1968年初，我的这个邮差的工作也就停止了。不过，这几个月中间鲁萌倒介绍我看了一些书，她借给我看几本她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又翻译为帕乌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Georiyevich Pavstofski，1892－1968）的诗集《金蔷薇》。因为印象深，并且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借给我看的，因此现在看这书往往会想起她来。
鲁萌母亲是附中校长，而继父里是武汉师范学院的领导，生父在劳改之后也回到武汉，因此她的生活环境中都有好多书看，估计两边家里藏书不少，她因此很早就广泛读书，对文学、哲学有很独特的见解，思维敏锐而活跃，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中间，是很少见的。我自认读书不少，但是比较偏食，希望作品具有历史背景，不是那么喜欢我当时视为过于抽象的文字。比较早改变这个阅读习惯的恐怕就是她给我看的《金蔷薇》这本书了。
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文革开始后的两个月左右，我去宿舍外面给鲁萌一封那个朋友寄来的信，我们事先说好的一个见面的时间，趁中午大家睡午觉的时候在学校一侧的一条小路上见面，因为怕人家看见，会追搜信件，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匆匆忙忙讲几句话而已。那天鲁萌拿着一本不太厚的书，封面用牛皮纸包着，很整洁，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你看看。千万不要丢了！”说完取了信就走了。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那就是《金蔷薇》，是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我微弱的路灯下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是很撼动人心的。
在这以前我熟悉俄罗斯文学思想读物很少，记得的好像是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人而已，习惯了那种俄罗斯现实主义思想和革命热情的宣泄。这本书则实在极为另类，首先是它的文字实在是美艳惊人，看得我目瞪口呆，没有想过文字可以这样写的，好多年以后，我看宋安群先生写的新版《金蔷薇》序言的时候也这么说，“《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晰晰可感……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的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白熊丛书”总序）。
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说过《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而已，但是这本书在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本文论集，这本书在苏联出版时间是1956年，斯大林是1953年突然去世的，苏联对艺术、文化的严酷控制在56年有些许松动，有人说当时苏联的情况是“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阴森发白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冷酷僵硬的面孔显出皲裂的痕迹，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块开始松动并挪转，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冰块欢舞，势成壮观的凌讯。作为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宏大而精微的杰出写照”，因此杰作在这样的松动中陆续涌现，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经典了。
《金蔷薇》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诗作，它被称为 “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是用用清新的文字写就的“抒情的文艺理论著作”, 它表面上看，是关于艺术创作的感想,但它还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思索和启发,但是这本书洋溢着一种诗意的浪漫,一种生活的哲学的信念。我看到有个学者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我们这代人中间会有这样的动撼的原因了。
比如在《金蔷薇》里评价另一位诗人普里什文的时候说:“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一个人摆脱环境强加于他的一切非他所固有的东西,而只‘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范例。这样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最健全的理智。一个‘按心灵’,按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永远是创造者,是造福于人类的人,是艺术家。”
反复看看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倡要做一个“按照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透过一片秋叶,青草地上的一滴晨露,湖面上泛起的一轮涟漪,发现其中无穷的诗意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按照心灵的意志去生活,才能真正具有善良与豁达的胸襟。四十多年前, 我们读到这本书感到震撼，就是我们读认同这样他，但是读知道这样的生活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可以说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给我昭示了一个我不可能享有的理想境界，起码让我知道是可以这样生活的。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和中国都是被官方可以漠视的，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实在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了。一本薄薄的《金蔷薇》带给人们的精神慰藉是弥足珍贵的。在艺术与自然中求得生命的完美,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这种声音虽然会湮没在狂热的政治激情中,但也会回荡在人们心灵的深处。我们记得刘小枫在他的随笔《重温<金蔷薇>》中回忆道:“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也许,巴乌斯托夫斯基属于四十岁以上的那一代人。也许,只有经历了伪理想主义的灼伤和精神匮乏的磨难后,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诗意,什么叫情感的默默祝福。
相比较于许多受难者的写作而言，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渲染悲怆，他专注地把自然、人性、情感之美放在了永恒的位置上，他热爱的是能够灵巧、熨帖、天然地表现这种美的所有细节：
薄冰下的气泡
夜晚树梢黝黑的枝条
在隐约星光中闪烁的雪
淋雨后在毛线衫上动起来的草籽
风中树叶银色的背面
讨食而自尊的小狗
小姑娘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
狡黠女性睫毛下一闪的流盼
……
《金蔷薇》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是一篇“安徒生的故事”。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蔷薇》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俄罗斯时期文学大师们都以个人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内备遭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领奖可以，但领奖后不得回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了以“流亡者”身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金蔷薇》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最近看见有些评论家和研究家说巴乌斯托夫斯基受勃洛克、普里什文、叶赛宁和蒲宁影响，有说既然有了蒲宁，何必巴乌斯托夫斯基，我倒不这么认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没有什么问题，而写文论的人，各自有自己的空间，否则怎么有文化的多元性呢？
《金蔷薇》给我很大的震撼，也因为缺乏类似的作品，那个印象则更加深刻了。好多年以后，想起这本书，我又买了新版，放在广州的书架上，有时候翻阅一下，还是喜欢的。
说回鲁萌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春天我偷偷爬货车去北京，鲁萌和肖帆是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也住在英家坟的同一个招待所里，呆了一个多月，回到武汉之后，经历了”7.20“事变前后的天翻地覆变化。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文字煽情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在湖北大学校园里贴出来，轰动武汉，好多人站在那里抄写，并且转抄成大字报张贴，一时间到处流传。我当时在这个大学后面的武汉外语学院帮着画红卫兵宣传画，那时候是两个大学公用一个校园，鲁萌跑来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这个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当时说了些什么也忘记了。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和肖帆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两个随即发表了一些具有这类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的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他们两个给打成武汉的的所谓“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属于莫须有的“北决扬集团”（这是一个当时被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势力设法和北京的“五一六集团”联系起来的说法，这个名称分别是“北斗星学社”、“扬子江评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兵团”三个学生小组织的缩写），并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说老实话：我自己到现在也懵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在农村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当然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做了六年的设计，之后考回大学，并且在1979进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美国史研究室读研究生，而鲁萌据说在平反后去了湖北西部山区的郧阳师范学校工作，估计肖帆也在那里工作，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肖帆也考进武汉大学，在武大的经济系读研究生，鲁萌则在同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武大的研究生当时都住在桂园，我见肖帆的时间比较多，也偶然见到鲁萌，她是从华师过来，到武大和好多朋友谈问题，那时候她在武大的朋友多了，我看她比较多打交道多的有哲学系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邓晓芒、陈家琪、陈宣良、经济系陈志龙，还有张志扬，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人。我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那里和他们那里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到我的宿舍，那是我和她在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我看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脾气，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因为大家做的研究方向不同，好多事情也就谈不到一起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那个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大家都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因此如果你要分类，她的这些书很不容易归类。她自己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的。
巴乌斯托夫斯基享年76岁，1968年7月14日逝世与莫斯科，遗体安葬在塔鲁萨市他自己的别墅里。葬礼举行的那一天，市民们倾城而动，这位倍受爱戴的作家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的金色睫毛一样的宝物。我相信，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许多迷人的事物、会见、爱情和悲哀，欢乐和动荡，我青年时期的伟大幸福就包含在这一预感之中。”他用心17年写成的六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新近已经有了精美的中译本。他说，《金蔷薇》就是《一生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这里的深意是，他自己一生的感情和道德要求始终就是《金蔷薇》式的纯洁深厚之爱。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金蔷薇》出版了好几次，其中最早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1版，译者李时。版权页上有“内部发行”字样，在表明印数的下方还有五个代小括号的小字“原上海文艺版”。我猜想五十年代流行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之后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译者戴聪。书名不是《金蔷薇》而是《金玫瑰》。有个叫做“默默”的作者在《读书》杂志为这个译本所写的书评式的随笔，文章的副标题是《重读〈金蔷薇〉》。 跟着后面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漓江出版社1997年月3版，译者李时、薛菲。同百花版相似，以巴乌斯托夫斯基晚年修订的俄文版为依据，除了上海译文版已有的译文篇目之外，数量不多的扩充部分由薛菲补译，这是目前比较多见到的版本了。
鲁萌年纪比我小几岁，性格像个孩子，她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并且很富于创意，见到她总是有好多新的计划，在我心中是一个好像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我自从80年代毕业之后，仅仅见过她一次，大概是在1996年，非常偶然在深圳大学见到的，大家都忙，就站在路上讲了几句话，从此就再没有见到了。之后断断续续知道她的工作发展，知道她和丈夫去了海南，一个活泼的人，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完全不知道她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是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了。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不敌疾病，在2006年8月12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依然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有好多她的好朋友、学者，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于奇、尚扬、李世南、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后，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鲁萌这个人，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之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的走了，人生短暂，一阵青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