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无处不存在悖论。一个高度富裕的社会，许多人仍在为最基本的生存奔波，恐惧之火从未熄灭。形形色色的技术把人武装到牙齿，但人的心理防线却不堪一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显得彬彬有礼，富有教养。但秩序若被破坏，外在的约束消失，这些“文明教养”马上让位于疯狂和曽性。

在“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所造成的天灾中，触目惊心的“人祸”对此进行了佐证。这时候，我的耳畔响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发出的声音： “文明社会”建立在“压抑”的基础上。有必要补充的是，在对“本我”的压抑而使人越愈具有社会性时，他的“自我”实际上更多的是“社会”的内容而不是他的存在属性！这样，一旦秩序混乱，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亚无政府状态，社会对个人的那些约束也就通通失效，其“自我”也跟着解体而让位于“本我”的发作。压抑解除，疯狂开始。

据媒体报道，这场美国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使灾区陷入了一种失控状态。一些人尽情发泄，趁火打劫，抢劫、强奸事件层出不穷。在新奥尔良部分地区，劫匪们公然当着警察的面涌进一些商店，大肆抢劫衣物和珠宝。许多抢劫者从商店中抢来珠宝和衣服，塞进浮在水面的垃圾桶中逃跑。在一个大型商店前面，一些人直接开来铲车，撞开大门，在大肆抢劫后明目张胆地离开。当一名手臂上搭着10条牛仔裤的男子被人询问，他手上的东西是否从别人商店中抢来的时，他大声叫道：“不，现在这儿是每个人的商店！”而一名手中抱满抢来衣服的男子竟然恬不知耻地问一名警察：“我能借你的车用一下吗？”

而在数以万计的难民避难的大型圆顶体育场里，还发生了更令人发指的惨剧。媒体的报道极为形象。“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到处是杀戮、流产、生孩子、肮脏的厕所。”当时身处其中的56岁的法雷尔夫人痛苦地回忆道，“许多新生婴儿刚刚降生就被丢进了垃圾堆。”她还告诉记者发生在体育场内的两起奸杀案，其中一个小女孩只有7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连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也加入了“狂欢”。灾民史蒂夫•班卡对路透社记者说：“2日晚上，一名小伙子听到一名女子的呼救声，跑到街上寻求军队帮助。当他试图拦下一辆警车时，警察一枪打死了他。”而另一位灾民描述：“2日晚上8点左右，警察击毙一名16岁小孩。当时，小孩正走在大街上，但一辆警车撞倒小孩。接着警察走出警车，朝小孩头上开了一枪。”

这种末日景象简直让人无法想像。这些生活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文明人”，一夜之间竟然回到了丛林时代。甚至还不能拿他们和丛林时代的“野蛮人”比，后者的“野蛮”仅仅是“文明成果”的匮乏，而非“压抑”下的约束或认同的不存在。更准确地说，这些趁火打劫的暴徒和加入“狂欢”的警察诸色人等更像是没有任何“压抑”，凭借本能，以及某种“社会认知”行动的“动物”。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等超人的符号体系对人的教化本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内化成他们的内心认同和自发反应，从而在人的内心里建立起某种价值体系和秩序，但是，从这里却可以看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现代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人们的“文明素养”竟像一层薄薄的纸一样，一捅就破。离开了强力的维持，这些让人成为“人”的东西居然只是一层泡沫。压抑的结果居然仅仅是让人表面上屈服，慑服于惩罚而不敢轻举妄动而已。

换言之，压抑之所以表面上看来很成功，并非用来压抑的观念的威力，而是与之相伴随的惩罚的恐惧和与强力联系在一起的约束机制的存在。观念之所以不具有威力，乃在于它本质上并没有通过编码而成为人们的内心需要，不管它是否有价值或人们是否真正需要，只要不是人们的主动认同而是被动灌输的结果，那么它就无法真正实现对人的主宰和操纵。人的确似乎处处表现出这种观念的存在，他很有“文明教养”，但他只是表面上“变乖了”，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文明教养”不是他的，而只是在重复、表现社会对他的要求，以及与社会的规范、教化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社会性”。一旦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惩罚的恐惧将不复存在，约束机制失灵，社会对他的要求也就没有听从的必要，人可以解除压抑，“自由行动”了。

更可怕的是，仅仅是解除压抑，人还没有那么疯狂。问题在于，压抑一旦以强力支撑，以人的被动灌输的形式存在，它对人就是一种施虐。此时，用来对人施行压抑的那些价值符号体系对人的存在属性就是一种强行的“编码”。因恐惧心理，人慑服于强力而对这些价值符号体系的被动接受与其说是一种认同，倒不如说是一种受虐。为了克服恐惧，人努力使自己变得很认同这些东西，这种“受虐狂”的倾向掩饰了自己被否定的真相。而被否定所引发的生命挫折使受虐的过程埋下了施虐的种子，实际上在无意识深处隐藏了对这些价值符号体系，以及“社会”的蔑视和仇恨，以此来支撑他无意识的心理生存。因此，一旦压抑解除，人将变成一个由病态心理驱动的施虐狂，一个十足的破坏者。这恰恰是社会化程度越高、“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一旦陷入无政府状态，越加不可收拾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纯粹逻辑推导的结果。正如上面所说，要害在于，在把“本我”关进了笼子里时，“自我”的地盘实际上更多地让位给了“超我”。诚然，“自我”是在社会化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某些“超我”会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但如果“自我”的建构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反而只是对“超我”的应合，那这种“自我”就是虚假的“自我”，它只是对“超我”的一种反映。“超我”驻扎在人心中，操纵着人，此时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他的意志，而是社会和他人的意志。某些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文明修养”总让人有虚伪的感觉，其因就在于此。

在对“自我”的“编码”中，无论是专制的意识形态欺骗，还是现代文化工业所制造的虚假意识，实际上都无助于主体性的建构。现代社会倡导多元化的文化观念，它假定人的理性和主体性，但却没有考虑到面对“社会”人“逃避自由”（弗洛姆）的心理倾向。由于置身于强势的媒体、文化机构、社会教化体制所制造的强大的话语泡沫中，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分裂已很彻底的个体极易被淹没，出于恐惧和认同心理，他会轻易地把外界的思考看成自己的思考，并融入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中以获得免受攻击的身份。因此，社会化程度越高，其“自我”越具有“超我”的内容，个人的“理性”与“文明素养”越依赖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其内心的秩序越难以建构出来。如果一个社会做不到使它的价值观念的灌输真正变成人们的自我认同，而不仅仅是社会认同以及被孤立和惩罚的恐惧，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压抑解除的时候，人们不变成一个施虐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