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在官方和民间叙事中，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始终是一个伟人、一个民族英雄在关键时刻出手拯救中国的动人故事。确实， 当中国从1978年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行走时，始终面临着往回走的牵制，一直到“南方谈话”开始，才历史性地不再回头。
从1978年出发
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对苏联曾经有一个评价，“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个历史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是半途而废的版本而已。”
这个版本在1991年终于彻底走到了尽头，不得不努力向西方那个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
在1978年的时候，库尔茨的声音还没有出现。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因为过多地照搬苏联模式，加上“文革”的折腾，社会经济结构已然陷于危机。它反过来质疑了“体制”一再宣称的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优越性。
另外，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蔚为风潮的左派运动已经消退，世界开始“向右转”。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则借助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国际分工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迅速在经济上崛起，映衬出“阶级斗争”的荒诞。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共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议，其实就是在执政的焦虑下，对“社会主义”原有版本的一种重新设计调整。其思路是“改革开放”。政治上，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界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并频频言说。
就是说，至少是在1978年，中共就力图在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这一现代性方案和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立案之外开辟一条以发展经济来自我拯救的道路。这条道路当然不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那种欧洲语境中的“第三条道路”，在世界上它还没有人摸索过并给出答案。邓小平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1977年，邓小平复出，很快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和决策中心。他对中共和中国面临的情势以及民众的愿望，当然非常清楚。在“革命”的理想已显虚妄，人们厌倦了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广场政治而力图回归世俗生活时，社会主义体制增强吸引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让民众能够生存得更好，在国家层面完成从百年前就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未竟事业。而这，用意识形态的自我言说来自我证明已经不合时宜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是在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的一次超越。改革开放在“政治正确”上如何，直接关系到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的权威。
不过，传统意识形态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政治合法性解释权的制高点。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改革开放仍然只有通过对民意基础的获得和取得的成绩，才能够把话语和实践转化为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
所以，尽管在几乎是全民要求改变的情况下，改革的成本非常之低，而收益肯定相当巨大，但它或者有政治上的风险，或者设置了政治上的禁区，决定了突破传统体制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临。
80年代的改革景观
最先迈开步子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是无数为生存而挣扎的农民。
1978年，安徽小岗村自发地“包产到户”。随之，在全国形成风潮。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应该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1983年，农村改革终于获得国家层面的制度性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确立，并迅速瓦解了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制度。
有资料表明，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这几年的农业增长率是1949年以后最快的时期，年均达6.05%。不仅如此，由于在户籍制度之下对社会流动的限制，在改革中释放出来的农村的活力和资源，催生出了一批乡镇企业。在城乡隔离制度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农民的这一创举被界定为“离土不离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主战场转移到城市，农村通过释放被压抑活力而一度获得的光环迅速暗淡。
按照事后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和城市同时推行，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这种表述其实具有误导性。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崛起，几乎是在传统体制中利益严重受损的农民自发的产物，官方并没有提供多少资源，而且，城市仍然对农村保持着流动性的限制。官方要做的，只是在形成了农村能够得到稳定发展，并且，还能够提供给城市廉价的剩余产品的预期下，对它进行合法化而已。
这一点，决定了虽然80年代农村的改革发展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和政治结构、城市的社会结构仍然是脱节的。1985年以后，农村的发展，包括乡镇企业就开始走下坡路。1992年大范围放开社会流动以后，它储备的无数廉价劳动力，更是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一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
和农村不一样，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开始就是官方主导。国企的低效使权力中心感觉到它无法再按旧体制运转下去。但改革国企会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可能会把很多人从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里剥离，而这些人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二是涉及“产权”，它正是意识形态敏感的一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国企改革只能设定关键词：增效而不涉及产权和工人下岗。它和1992年以后的改革有天壤之别。
国企改革在80年代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可谓步步为营。第一步从1979年到1984年，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唤醒企业去追逐经济效益。第二步在1984年到1986年之间，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允许企业搞“多种经营”，计划经济的壁垒开始松动。第三步重建企业经营机制，主要是搞承包制，并且得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概念的庇护。
就80年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言，改革开放让整个社会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从“增量”中受益，“存量”并没有受到多少触动。也因此，80年代的改革，并没有像1992年以后那样深刻地重塑社会阶层，社会结构还是和传统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此后的历史相反，是思想观念，而不是利益结构，决定了80年代的改革，以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但改革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通过不断地在现实中演绎，提出了这一命题：只有继续改革，才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困境。从而，改革在“政治正确”上就可以自我论证。
以开放促改革
放在从1840年开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实践。根据现代性“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解构”的逻辑，传统社会，包括从1949年后形成的传统体制，都遭到解构。
无论一开始想象能够走多远，当改革开放打开了“市场”这个潘多拉魔盒的时候，必然面临着对人的重新定义。要革命，就不能谈钱，要做生意，谈革命就毫无意思。
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把人从以意识形态驱动为特征的“阶级人”，设计成具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从附庸于单位体制的“单位人”，设计成依附于市场的“社会人”。
但这一切在80年代只是开始。那个时候，通过对外开放，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思潮刚刚进来，它在中国社会空间所激起的讨论，也还漂浮在理想主义的云端。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举措。清楚的是，发展经济，当时中国缺乏资金，急需引进外资，不开放根本不行。但对外开放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以此来推动对内改革。这种推动既包括经济发展上的感召力和压力，也包括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和更新。
和改革同步，1979年，福建和广东率先对外开放。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4年，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开放。1985年，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区开放。1986年，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开放。1988年，建海南省并将其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而在思想解放上，对外开放更是功不可没。
80年代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多年来对思想、对人们致富冲动的压抑一旦解除，释放的心理能量足以让一个社会欢欣鼓舞。而中共对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描画，更足以激励一代人向它迈进。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引进的西文思潮，从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到萨特、弗洛伊德、康德，从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让他们发现了作为人的另一种存在、中国人应该过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对“人”的重新设计，为改革指向政治体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思想观念拉踞战
不过，在80年代，无论是改革开放的话语及实践，还是民主、自由、法治思想，都被视为对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偏离。而也正因为在“政治正确”上它们相对于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处于劣势，才尽力把自己的话语纳入传统意识形态框架内规避风险。
按照学者萧功秦的研究，80年代的中国，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政治思想“派别”：一是传统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邓小平所警惕的“极左派”；二是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追求；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前两者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话语为中点，分布于左右两翼，反复博弈。
改革派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分子的追求持同情态度，毕竟，后者是改革开放话语的同盟，对于瓦解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有推动作用，但有一个前提，即不能突破“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由权力主导的预设，不能“扬弃”既有的政治结构。因此，一旦知识分子的主张较为激进，可能就很难被接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远没有像1992年以后那样深刻地改变社会结构，重构利益结构和改变阶层关系。它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引发了阶层结构的一些变化，但变化并不太大。至于知识分子的民主、自由思想，更是漂浮于社会结构的表层。而博弈也主要不是在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层面上展开，轻易就被上升为国家的政治走向。
那最终说话管用的，就不是思想观念，而是权力的本能。
改革开放再出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弥漫着普遍的沉闷气氛。改革开放还能不能继续，中国又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80年代，不仅仅是中国，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也在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大家共同的命题。
然而，随着国内出现一些问题，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情况就不一样了。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捍卫者找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现实支持。他们指控，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
而邓小平在1979年就开始有所论述，此后在80年代还多次讲过的“市场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观点，更是成为他们批判的靶子。一提“市场”，立马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联系起来。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最艰难时期。
但这可能只是传统体制的一种回光返照。就民间来说，尽管理想主义的受挫让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热情，但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让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拥抱过去。而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说，他们也不会忘记从改革开放中所获得的收益。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者拥有的只是一套从历史中获得了力量的话语，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实际上的支持。
虽然继续改革开放众望所归，但鉴于政治上的风险，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一个人出来一言九鼎。
在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一直观察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尤其是权衡改革开放的风险和停滞不前甚至退回去的风险。他清楚，“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至于改革开放产生的风险，只要权力仍然主导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和社会结构，那就完全是可控的。
1992年初，邓小平悄然南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震撼中国的“南方谈话”。很难把这次谈话当成有意的安排，但它迅速引领了整个中国的声音，在短时间内，启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构的运作和宣传机器的高速运转。其“政治正确”性终于再也无法撼动。
南风再起，中国再次出发。这一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
“南方谈话”的逻辑延伸
“南方谈话”有两个对此后的中国影响巨大的阐述，一个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搭配，另一个是“既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对于前者来说，要防止经济改革在观念上的反复折腾，最好明确地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基于此，中共十四大把它定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对于后者来说，终于有力地扫清了传统意识形态教条对改革开放的干扰。
今天的中国，毫无疑问拜“南方谈话”所赐。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未来，都可以看成是“南方谈话”的逻辑延伸。
但有一点，是必须从“南方谈话”开始，再返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平缺失，贫富悬殊，权力不受制约，正是没有出现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那种情况的后遗症。
如他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已跟不上形势”。来源: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