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8年的事了，现在想起来，我扑哧一声笑了。

那时节大陆新儒家还不蓬勃，但台湾新儒家已然在往这边跑，似乎很雀跃的。

有一天，一个朋友找到我，说这回来了个牛的，既和星云大师沾点边，又是钱穆老夫子的关门弟子。弟子而且“关门”，就如同郭德纲想在相声行里混点历史地位非要拜“侯大师”一样有趣，那得看看去呀。

来的是台湾某大学人文学院院长L教授。教授较瘦，道貌岸然(取古意)。我想，这一趟没算白跑。

先是由教授漫谈，夫子皱着眉，想起一句说一句，我感到有点遇到苦吟派哲学家的味道了。到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就是在东拉西扯，什么正经意见也没说。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他谈到了一个自认为深刻的命题：现在台湾人人都说“二二八”死了多少人，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二二八”死了多少狗呢?然后他就说到他家养了几只狗，是什么外国品种。我知道大学者谈狗总是显得有贵族味或名士气的，但对一个曾经被狗咬过的人来说，我实在对他的养狗经不感兴趣。我暗自想，你既然那么关心狗的命运，为什么不再彻底地考证一下“二二八”那天死了多少跳蚤?

于是，在他准备将养狗的话题发展成一部长篇抒情诗而稍事停顿的时候，我诚恳而礼貌地打断了他。我还是问几个我关心的问题。问完了，他即便像辜鸿铭那样谈小老婆，我也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我的问题有两个：一，人们一般认为，儒家分政治儒和伦理儒，你是在什么层面上赞成儒家的?二，你怎么看自由主义、新儒家和新左派之争?我的意思是，这三者在现实的层面上是否有融合的可能性。

令我想不到的是，L先生一上来就问我，“政治儒和伦理儒”的说法是哪本书上说的，是谁把中国思想界划分为自由主义、新儒家和新左派的?他的追问是严肃的，厉而且似乎温。我想，天呐，走出学校十多年了，怎么一不小心又碰到先生考我了呢?我从来看书都是不记具体章句的出处的，记那破玩意儿有什么用呢?再者，我是记者，只管提问，按理，我是不需要回答的。但，L先生非要知道我的话的出处，没办法呀，我只能说，忘了。

于是乎，先生回答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让我隐约感到，坐在我面前的是老聃。他说，自由主义是西方的玩意儿，不是我们“神州”(L先生语)的土产，至于不是土产为什么就万万要不得，他没有论述。新左嘛，他曾经问过汪晖一个问题：汉朝的匈奴和唐朝的突厥有什么不同?汪晖当时也张口结舌(大意如此)。因此他认为新左也是胡说。我也不明白，匈奴和突厥再怎么不同与新左思想到底有什么关系。哎，孺子愚昧也幺哥。

L先生随后强调，“政治儒”、“伦理儒”、“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都是洋人的说法，其语义同我泱泱“神州”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正如西方所谓“经济”和中国所谓“经世济民”的意思不同一样。不同语系之间找不到精确的词来翻译，而用我“神州”“古来有之”的词来借代，比如，马克思所谓“封建”社会与我“神州”典籍中“封建”原不是一义，这本是语言翻译中不得不为之的办法。我以为，这个课是不需要L先生来诲我不倦的，后来我才晓得，他的主张是“内圣而外王”。

直率地说，如果一定要求每句话都要有典可查，不允许说人话是乾嘉腐儒的陈说，那么，所谓“内圣外王”也正是旧儒的老调。作为一般意义上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的弟子，我实在悟不到L先生的“内圣”如何能开出新的“外王”来。

本来，我还想要问几个问题，但估计我那朋友担心场面失控，让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于是及时提醒我先不要问了。我也是懂得点世故的，得，不问了。

接下来，朋友的提问就很给L先生面子了，总之是在问之前和之后都捧L先生的高妙，L先生也显现出“大学者”的风度，不吝夸奖提问者的“深刻”了。但一细听，我发觉“大学者”确有两点高妙：一，什么也不正面回答，“你认为呢?其实你自己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二，文化比政治更重要。天老爷，我忘记朋友介绍他这回传道的主题是“大中华文化共同体”了。文化决定一切呀!

中国的士，原是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的，所以个个追慕“往圣”，人人以当世圣人自命的，所以他们的自我期许是写下“五书六经”藏诸名山而指引后世的。我以为，一个人自恋一点也没什么不好，这就如同有人自拍裸照一样无可厚非。不过，孤陋如小子者也知道，儒家自古是现世派，是有极强的现实关怀的，“吾曹不出，奈苍生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既“乘桴浮于海”，而所传者不过文化决定论，或将气活孔子也幺哥?以小子之心度孔子之腹，花了旅费而高蹈如此，怎么都是不划算的。

真正的士，或略等于现在所谓知识分子，原不是“吸风引露”的仙家;“真正的猛士，是直面于现实的”。否则，即便帖上新儒的标签，像孔乙己一般懂得“回”字的几种写法，也不过是一腐儒，也略等于一废物;倘完全无视现实，甚或做着再回唐朝的好梦，那就只能谓之“犬儒”了。

诚然，“犬儒”一词，也非“神州制造”。

子曰：“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