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先生驾鹤西行，从此一个时代结束。
这里所谓的“时代结束”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咽喉之道的蕞尔小国新加坡，从此将进入与过往半个世纪迥然不同的国家政治形态，权威体制将持续地遭受动荡和冲击；另一个层面是：李光耀先生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或者说权威体制）从此也将面临考验，不仅新加坡人民需要给出答案，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也需要给出答案，而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权威体制不可持续。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从此再无新加坡”的。
2
《环球时报》3月24日发表社评，高度评价了李光耀先生，“新加坡是弹丸小国，却获得了超越地区的某种全球性角色，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作为该国领导人的个人成功都不言而喻。”“李光耀创造了‘新加坡模式’，它既是这个小国重视学习西方、同时坚持亚洲价值观的发展模式，也是它在大国间寻求地缘政治平衡的模式。李是新加坡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这一利益的核心是它在大力量环绕中的生存和发展。李和他的国家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
看得出来，更加如愿以偿的，实际上是中国对李光耀思想中对中国乐于接受部分的欣然接受——斯人已去，思想永存，现在可以盖棺论定式地以李光耀对中国问题的评价聊以自慰了。《环球日报》正是站在这个基点上赞誉李光耀“坚持亚洲价值观的发展模式”、“在大国间寻求地缘政治平衡的模式”的。
那么，李光耀先生说过哪些让中国乐于接受的话呢？美国《世界日报》2月28日在社评《李光耀对中国的世纪最大预言》中做了概括——
经济上，李光耀先生对中国的预言是：中国的生产总值(GDP)必将超过美国。这是他多次重申的看法。他认为经历过19世纪西方冲击和20世纪中日战争的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是举国的共同目标；未来10年、20年，中国可能还无意成为世界最强国家，但GDP必然超越美国。政治上，他预言，中国不会出现民主制度，且不可能推行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他断言，中国不可能出现民主革命，如果出现这种革命，中国将会崩溃。至于议会制度，他说，只可能出现在地方基层的乡镇政府，且这种变革只会缓慢发展。综合国力上，他预言中国的GDP虽然超过美国，但美国仍将保持优势。他的判断主要根据两点。一是语言，他说，美国用英语，英语是世界语言，可吸引人才和投资；中国用华语，华语对世人的吸引力不及英语。二是人才，他说，美国是民主和移民国家，只要继续推行既有的移民政策，全球人才仍会流向美国；中国人口虽多，但移民少，长期来说，人才使美国占优势。
文章还对下述问题做了具体分析：第一，亚洲价值。李光耀统治新加坡50年，他引为治国方针的「亚洲价值」，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控制，以求达到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再用财富改善社会，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在这个模式下，被现代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新加坡得不到发展。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哲君”作统治者，而李光耀就是新加坡的哲君。
第二，邓小平。人们发现，李光耀与邓小平有惊人相似之处。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包括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全都出现在邓小平治下的中国。邓小平镇压民运，政治上加紧控制，但在经济上则放松，创造出口型经济，又引进外资，发展本土工商业，为中国经济打下起飞的基础，这些都可说是亚洲价值的成果。李光耀和邓小平都是务实主义者，现代化是首要目标，全力追求GDP，将新加坡和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变为第一世界国家。亚洲价值至今仍是中、新的主导思想，看不到会有改变。
第三，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两年，积极反腐，又推行经济转型，已在中国掀起巨变。但从新闻报导看，这些新近的变化还没有成为李光耀的思考议题。那么，中国现在推行的反腐和经济转型，会使李光耀对中国的预言失准吗？关于经济转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现在推行的经济转型，一方面从过去着重出口变为发展内需，另一方面则从过去着重中央干预变为加强市场化。但在李光耀和邓小平的观念中，“中央”永远大于“市场”，因此转型能走多远，以及利伯维尔场式的竞争可发展至什么程度，现在都在试验中，试验的结果将影响到转型的成败。如果转型失败，经济就可能出现动荡，中国的发展就可能受影响。
第四，中国的最大预言。其实，除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预言，李光耀对中国还有一个最大预言，就是：新加坡是中国的缩影。世银和国际货币基金会2013年全球国家人均收入数据显示，新加坡为78700美元，中国为11900美元，两者差距达6.5倍。习近平的中国梦目标是：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争取在2010年的水平翻一番；就算目标达成，仍与新加坡有一段差距。不过，追求人均收入，应是中国的目标。今日的新加坡，就是明日的中国。
文章最后指出：不过，以亚洲价值为师，是正确的道路吗？李光耀统治新加坡半世纪，最被人称道的是提高数百万人的收入；但除了李光耀，新加坡不但没有出现过全球出名人物，也没有产生过什么重要著作、科技发明、流行音乐和电影电视。过去30多年，中国也是单轨列车，全力向着GDP驶去，但路轨以外的风光，譬如文化、艺术、学术和思想等，都成牺牲品，至今凋零失落，只存在于过去的中国，成为怀旧的对象。
中国未来要成这样吗？
令人深思。
3
令人深思的还有人们对李光耀先生“亚洲价值观”的反思。
李光耀先生从不隐瞒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轻蔑，他说：“除了少数例外，民主很少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西方珍视个人的自由，但身为中国文化背景的亚洲人，我更加重视一个诚实、贤能、有效率的政府。”我认为这是李光耀先生亚洲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他最为直白的表述。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22日发表文章，从李光耀的价值观中归纳出两个特点：信奉严苛的制度以及对民主的漠视。李光耀认为民主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担任总理期间，他创建了以高效廉洁著称的政府，这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文章称，李光耀还对所有违反他对公共秩序狭隘定义的人进行惩罚，不管是嚼口香糖的人、同性恋者，还是媒体批评人士、反对党领导人。他曾在2010年对《纽约时报》说：“我不得不做一些坏事，把一些人不经审判就关起来。”其中一位反对者在未经起诉和审判的情况下，于1966年起被关押23年；后来另一位反对党领导人因被控诽谤而破产，并多次被判入狱，罪名包括未经许可在公共场合演讲和批评司法不独立等等。
李光耀经常把矛头指向那些胆敢指责他任人唯亲或者搞世袭制的西方新闻机构。《国际先驱论坛报》、《经济学家》周刊和彭博新闻社，都曾被他起诉、被迫支付罚款或撤回已出版的刊物。但这些都不妨碍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向李光耀“取经”，对他的智慧给予极高评价。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没有哪位外国领导人“教给我的东西比他更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赞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领导人”。可以肯定的是，李光耀在评价中国这个强大邻国及其领导人时是非常精明的，北京也十分尊重他，他还经常帮助西方和东方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李光耀在亚洲民主的问题上显然是不被西方认同的，他宣称独特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的自由标准是不相容的。如今，新加坡根深蒂固的制度，正在受到习惯于在社交媒体上自由表达的一代人的压力，现任总理李显龙2013年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必须走更开放的道路。”文章认为，李光耀对新加坡的统治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个繁荣和与世界联系紧密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追求个人自由。若要维持新加坡的成功，李光耀的继任者就必须扬弃他的遗产。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23日也发表文章称，在离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还有不到5个月的时候，李光耀的去世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怀旧意味的深刻反思。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学副教授尤金·陈（音）说：“今天的新加坡与李光耀在1959年至1990年统治的那个新加坡已经不一样了。”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说：“就新加坡的政治而言，变革已经开始发生了。这并不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放松了其对权力的把持，而是因为由于新媒体的出现，社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开放。”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3月19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新加坡比较年轻的几代人一直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感到不快，许多人对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生活成本的大幅飙升感到愤怒，现在……使命落到了李显龙的肩上，新加坡人将拭目以待的是，人们对李光耀以及他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恐惧，是否将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
曾任国会官委议员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指出：“在适当的时候，新加坡人也会深入反思李光耀先生的许多贡献，并分析其政策的错误。其实，一些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虽然在新加坡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上都可看到不少民众表达对李光耀的敬意，但过去几年，这里的社交网站以及民办网络新闻平台上也开始出现攻击李光耀的言论。新加坡最受欢迎网络新闻媒体之一“网络公民”执行编辑许渊臣已留意到这股情绪在不断酝酿和膨胀，许渊臣指出：“年轻一代，特别是2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是相当明显的。他们把一切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相关联的人与事都当作靶子，而建立该党的李光耀更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
自从2011年国会选举后，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也正因为如此，总理李显龙在选举前夕向人民道歉，指出李光耀的强势作风已不合时宜。许渊臣认为，当更多历史“真相”一一浮现，而执政者又“让人感觉是在阻止人们了解事实”的话，人们对李光耀和官方版本的建国历史的完整性所持的怀疑和敌意就会加深，而对政府的敬意也会进一步削弱。许渊臣认为，国家管制过多导致人们对执政者心生恐惧，而这股害怕的心理最后转化为表现在网络上“仇视李光耀、憎恨政府”的情绪。陈庆文教授分析，过去李光耀政府的威权作风导致新加坡人对政治议题冷淡。他指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政府的要求比上一代的更高，所以李光耀的继承者所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李光耀的建国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将新加坡打造为一个成功的国家，但是成功之后要如何继续维持高素质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事”。
4
不简单的事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事：如果过于强调某种文化的独特性，摒弃乃至于排斥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成果，一个国家的路是走不远的，换一句话说，这个国家是无法“维持高素质发展”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秦二代而亡，不是亡于胡亥无能，而是亡于秦制，亡于残暴的酷法统治；南斯拉夫在铁托之后变色，古巴在卡斯特罗之后也不得不对国家方向进行调整，都是因为僵硬的权威体制不具备延续和调节的活力和功能，它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就耗光了动力，所以我才在本文开头断言：权威体制不可延续，这或许才是我们最应当从李光耀先生逝世这一历史事件中观察到的。
这既是历史的警示，也是现实的观照，更是未来之预期。
2015-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