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全年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双目标”、“双结合”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等，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日前上证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他表示，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的新提法，是政府基于准确判断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基础，开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局面的战略部署；全年GDP增长7%左右完全符合经济增长需求，是政府基于稳定经济增长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的考虑，同时也包括了充分就业、民生改善的要求而做出的。
连平认为，“走走看看”是当前政策操作的主要特点。出于维持市场流动性、配合降息、促进市场利率下行的考虑，降准有较大概率发生在上半年。
新常态下需要新的发展理念
上证报记者：您怎样看待“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
连平：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双”，即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双目标、双结合、双引擎的新提法，是政府基于准确判断现阶段发展形势的基础，开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局面的战略部署。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资源环境承受力都不允许盲目追求高速度。将增速目标放缓至“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关乎亿万群众福祉的现实举措。但作为发展中大国，发展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经济要由中低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未来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投资增长空间和消费提升能力等多方面看，未来5-10年继续保持7%-7.5%的增长，仍拥有可持续的潜在能力。尤其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分关键的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水平有助于我国经济平稳跨越这一过程，顺利走向高收入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未来中高速增长将会保持较长时期，从而使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
新常态下需要新的发展理念。过去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低水平的数量扩张，粗放型发展方式长期推行带来了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的难以承受，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和提质增效，将迈向中高端水平作为平行目标之一，突出说明了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重要性。未来的重要任务是要推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可见，迈向中高端水平和中高速增长同样重要。只有保持平稳的中高速增长，才能为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和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而只有迈向中高端水平，才能使中高速增长更有质量。
“双结合”与“双目标”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稳政策稳预期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摇摆的政策和不稳定的预期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有针对性的、力度适宜的政策将有助于经济保持平稳的运行。促改革和调结构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唯有通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成功地将中国经济推向中高端水平。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将有力地推动“双目标”的实现。
“双引擎”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牵引力和推动力。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只有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让整个经济体充满生机，才能真正引领中国经济迈上提质增效的新台阶。另一方面，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竞争领域，打造服务型政府，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可见，“双引擎”的打造离不开改革创新驱动。而“双引擎”的形成必将为“双目标”的实现提供新的有效动力。
7%左右增长目标
考虑了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需要
上证报记者：您觉得GDP增长7%左右是否符合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什么？
连平：这一年度增长目标应该是考虑了稳定经济增长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同时也考虑了充分就业、民生改善的要求。根据相关的测算，要达到与2014年相应的就业增量，实现保就业，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至少要保持7%左右的增速。就业底线是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只有守住这个下限，才能为稳增长、调结构创造基础和腾出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区间，面临着跨越这一陷阱的艰巨任务。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通过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迅速跨越这一区域应是明智之举。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房地产行业面临困境，金融风险若隐若现。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降至7%以下，则上述领域的问题将会趋向严重，局部还可能形成市场较大的波动，从而迟缓或干扰改革和调结构。因此，从控风险的角度看，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7%以上的增长是十分有必要的。
事实上，不仅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需求角度看，我国经济仍具有较好的潜在增长能力，而且从结构优化、成本下降、要素改善、效率提升等供给角度看，在改革和创新推动下会有更大的增长潜力。未来我国经济会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化转变中获得新的推动力。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实现7%-8%的潜在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现阶段，由于房地产行业进入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同步进行的过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因此增大，但这并不说明我国经济不具有维持7%-8%区间的增长能力。在国际市场需求平稳增长和房地产市场调整触底企稳的条件下，潜在增长能力应该能使我国经济增长回稳到7%-8%区间。这也符合双目标的要求。
“走走看看”是当前政策操作的主要特点
上证报记者：您认为，政府将如何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连平：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将会加强。一方面，财政支出进度将有所加快。2015年1、2月新增财政存款新增2295亿元，同比少增3470亿元，财政投放已有加快迹象。预计今年我国财政预算赤字规模将从2014年的1.35万亿元扩大至1.62万亿元左右，赤字占GDP的比例也将从2.1%提高到2.3%左右。由于制度性原因，往年财政支出在一季度都很少，年末突击花钱现象突出。结合新预算法的实施，今年这一现象有望明显改观，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能力和平衡作用将明显加强。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的力度有望加强，对居民消费、战略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将加力，微观主体的活力将得到增强。
“不强刺激、底线思维、随势而动、适可而止、松紧适度”是“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不强刺激”意味着不会出现如2008年下半年那种迅速、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既是出于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考虑，也是调结构、转方式的要求。但“不强刺激”不是“不刺激”，“底线思维”要求一旦经济运行滑落到区间下限之下，政策“该出手时就出手”。“随势而动”指政策出台主要看经济走势，比如年初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GDP增速面临下降到7%以下的危险，降息等政策随即出台；当1月M2增速回落幅度很大、以至可能影响全年目标时，立即降准。“适可而止”指如果有确定迹象表面经济运行已经“稳住”，托底成功，则政策操作也会随之停步，不会继续加码。这也就体现了“松紧适度”的要求。
尽管近期降准、降息频现，但未来货币政策仍属稳健中性范畴，央行对政策进一步放松仍较为谨慎，未来是否降息取决于经济运行态势。“走走看看”是当前政策操作的主要特点。当前实际贷款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减去PPI同比涨幅，下同）和实际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减去CPI同比涨幅，下同）分别为9.7%和1.7%，即便存款利率上浮到顶也显著低于历史最高值。因此，尽管降息似有必要，但也不是必须大幅、快速调整。具体来看，若在政策刺激下住房成交量回升、房地产市场企稳，同时出口回升态势也较为明朗，则再次降息的可能性就小；若3月后经济不见好转，甚至继续恶化，则很可能再次降息，时间窗口可能在3月底4月初、一季度经济结果出来时。鉴于下半年我国经济企稳的可能性较大，而彼时美国可能启动加息进程，则不大可能进一步降息。
在外汇占款持续低迷、资本流出压力较大、基础货币有缺口的情况下，出于维持平稳的市场流动性、配合降息、促进市场利率下行的考虑，降准有较大概率发生在上半年。同时还应考虑的是，若存贷比监管取消，银行存贷比压力有所缓解，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降准形成替代，这是不大可能出现连续、大幅降准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
上证报记者：政府将如何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连平：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保持平衡，必须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相互矛盾，更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从短期来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阵痛，增加了经济下行压力；然而从长期来看，稳增长需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速，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为长期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两者关系，稳增长为调结构创造基础条件和调整空间，而调结构则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效动力和发展效益。
未来应在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的同时，加快调结构进程。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把稳增长放在政策重要位置。加强政策对稳增长的调控作用，采取有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货币政策则进一步稳中偏松，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增长，大力发展债券融资、新股发行等直接融资。另一方面，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化解产能过剩，激发市场的竞争力与活力；优化经济结构，逐步提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推进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
当下，还应注意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之间的平衡。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经济与金融运行中的风险也在增大。从经济增长动能看，内需不振叠加通缩压力导致增长动能减弱。产能过剩依然严峻，内需疲弱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PPI已连续36个月负增长，拖累整个经济增长。从房地产市场看，过去的房价持续高涨掩盖了产能过剩问题，投资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带来挤出效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拉低了经济增速。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集中爆发，需要分别采取针对性措施。
未来应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形成新增长点和新动力源。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升第三产业占比，以缓冲投资增速下降的负面影响。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东部带头改革，实现在升级中发展；西部加速发展，实现在发展中升级。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提高创新因素对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创业创新创造条件，扶持小微企业创新发展，为经济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培养经济增长动力新源泉的三条途径
上证报记者：在您看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应该如何培育和催生？
连平：新常态下原有的经济增长动能减弱，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促进动能转换，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从中长期看，培养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主要有全面深化改革、新型城镇化战略、开放的对外战略等途径。
首先，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力。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改革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一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一系列改革将稳步推进，如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价格改革；推进土地市场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要素资源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能够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效率；二是释放技术进步动能。我国研发人员比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科研机构实力有很大提升空间，在技术进步与创新方面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和加大科研投入将促进技术进步，释放新的增长动能；三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方面有很大空间。未来在加大教育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及提升教育质量与回报等方面潜力巨大。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如果能够成功地推进各项市场化改革，将释放新的全要素动力，使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中高水平。
其次，新型城镇化将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能源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新机遇。一是我国城镇化提升空间很大。2014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4.77%，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提供大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未来近十年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二是城乡一体化带来新的人口红利。虽然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必然放缓，传统人口红利已告结束，但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未来将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由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人口红利（农民工，提供廉价劳动力，综合素质不高，劳动附加值低，对消费拉动有限）转向户籍改革释放体制创新的新人口红利（新市民，综合素质显著改善，劳动附加值提升，刺激消费市场扩大）。
第三，开放的对外战略将创造经济新活力。通过开放的对外战略深化内外联动效应，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长期动力。未来服务贸易有较大提升空间。虽然我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较高，但主要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则持续数年逆差。过去我们主要重视货物贸易，随着近年来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快速增长，对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以“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改革为核心的新对外开放战略将提升经济活力。“一带一路”主打开放型经济，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更多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在拓展新的外部空间、实现互联互通的同时，盘活我国部分的过剩产能。自贸区建设是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要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试点、粤港澳自贸区对外经贸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新设一批自贸园区；中韩自贸区已草签协议、中澳、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将有望完成，并将引入负面清单和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走出去”战略将助推经济发展提升到新的层次。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支持装备出口，都会促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未来中资企业可实现对全球资源更为有效的利用，进一步获得全球化红利。把“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与“走出去”战略相互配套，有机结合，能够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后WTO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催生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