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模式”的逐渐成功，“中国式民主”也成为被热议的话题。综合来看，“中国式民主”处在评价漩涡中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中国式民主”的认知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二元对立观念，这使得“中国式民主”陷入了某种困境。只有破解迷思，“中国式民主”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认同性与合法性。
“中国式民主”之所以成为被争议的对象，首先源于概念上的模糊性。反对者认为：“中国式民主”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纵观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的历史，并无哪个国家明确提出过“某某式民主”之称的，而高调地抛出“中国式民主”的称谓，恰恰是粉饰了中国现阶段的“非民主”特征，反而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因此“中国式民主”不是好概念，而毋宁称为“中国民主的特色”或“中国的民主”。支持者则认为，“中国式民主”成立的前提并不是从民主结果来衡量，而是基于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和框架下，通过政治改革，扩大公民参与，不断向“民主治理”方向努力的过程。
这便是当下关于“中国式民主”争论的核心问题所在：“中国式民主”作为一种结果与过程的对立。导致这种对立的根源同样需要回到概念本身，即关于什么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新论》的作者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认为，这是一个“民主观混乱”的时代。二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这使得民主概念本身出现了边界不清的问题。
在中国思想界，同样存在对民主内涵认识的偏差。自由派坚持民主概念“实质性定义”，即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统治”，在这个大的前提下，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化版本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化程度，这些指标包括：多党竞争、分权制衡、言论自由、自由参选等。很显然，这种强调西方“宪政”理念的民主观念，与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构成了紧张关系，难以达成政治共识。
在一些保守派人士看来，西方“宪政”理念的民主观念过于激进，并且在现代世界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这种激进的民主实践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引发了对“人民的统治”民主观的质疑：如果说在雅典政治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下实行直接民主具有可操作性，现代国家大多数规模庞大，国内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和价值观分化，“人民”难以进行直接的统治，倒不如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精英更适合国家治理。
这种认识民主的观念最早源于柏拉图。1942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当中提出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
民主的“实质性定义”和“程序性定义”的对立，构成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寻求结果还是寻求一种过程的争论根源。沿着这种进路，对“中国式民主”的认知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片面的“经济－文化决定论”怪圈。这一度是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民主政治的普遍观念，如今却被中国的思想界移植用来对“中国式民主”进行判断。
民主发展的“经济－文化决定论”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程度存在正相关性，即经济水平越高，民主化程度越高；第二，民主化程度还受到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决定性影响，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这种观念的强有力支持者。他认为，文化是解释政治经济发展不同模式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民主在以伊斯兰、佛教和儒教为主的国家尤其少见。
到了中国语境下，民主发展的“经济－文化决定论”演变为民主的“国情论”与“普世论”：支持“中国式民主”的一方认为，“中国式民主”是“中国模式”框架下结出的一枚十分喜人的果实，是经济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制度自信”。西方的民主宪政根本不适合中国土壤，如果照搬照抄，则有“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后果。反对“中国式民主”的一方认为，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极其压制个人自由，根本不具有民主的因素，因此必须以西方宪政的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改革。
民主的“国情论”与“普世论”存在各自的硬伤，前者表现在对全盘照搬西方民主的担忧，这大可不必，因为任何国家在选择民主道路时，都不可能全盘照搬某种固定模式。以19世纪末日本为例，即便当年高喊“脱亚入欧”，最后还是选择性的“脱亚入欧”，并且保留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因此有观点认为：亚洲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也是民族传统保留较好的国家。民主“普世论”看似与“国情论”对立，其实某种程度上与“国情论”殊途同归，它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实施民主的个人自由主义，显然有妄自菲薄之意，中国文化传统从来不缺少个人主义。
上述关于对“中国式民主”的认知和判断，所产生的分歧，在于割裂了民主的完整性。从广义上来看，民主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体：民主既是一种理念宣扬，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具体操作上，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将之命名为“双重民主化”，这是当代民主要想实现自治和繁荣的具有可行性的操作策略：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公民社会的重新建构。
只有认识到民主的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中国式民主”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认同。从国家权力改造来说，“习式改革”已经在中国现有政治框架内，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其成果有目共睹；从公民社会的建构来说，当然也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改造——政府要学会在某些方面放松管制。从这一层面来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对中国同样具有普适性。在此基础上，成立以公民自治为主体的社团，是民主国家壮大社会力量、监督政府以及维护个人权益的重要途径。这或许是“中国式民主”需要努力的另一个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