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发展依赖于对具有共享意义文化符号的接受和认同，文化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表征和载体，能够形成民族向心力；文化符号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能够形成民族凝聚力；文化符号还能推动中华民族自觉的文化反思，展现民族创造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文化符号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而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我们整个世界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符号就是人类社会维系情感交流和意义认知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情感—心理结构并非是一种抽象性的存在，而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不同形态的文化符号共同建构和孕育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它们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凝聚了民族情感，并且推动了民族自觉的文化反思。
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表征和载体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记忆除了具有神经属性之外，还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群体成员在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会将社会秩序和结构引入到内心世界中，并且将社会个体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意义和文化的交流，因此，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一种“交往记忆”。著名的集体记忆研究学者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会形成对某种秩序和价值的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民族就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民族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非“虚假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很显然，这种“社会事实”就表征为外在的文化符号。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说：“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2]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不计其数、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符号，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场”。集体记忆研究的著名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产生于集体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中，集体记忆具有超个体性特征，因此，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集合，而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对某一文化符号的意义认知。文化符号表达了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身份认同，使得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流传具有牢固的意义根基。从纵向的时间范畴上而言，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即便遭遇各种列强入侵和战乱纷争，都没有泯灭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身份属性；从横向的空间范畴上而言，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不论身处何方，生活方式有何差异，都在潜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龙的传人”。
黑格尔说，意义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通过感性存在或形象表现出来。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表达共同体意识的感性存在或形象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意义体系，通过中华民族群体的劳动生产和审美活动，将日常生活或者艺术想象中的材料进行选择、抽取或完善，对其进行符号化处理，赋予其特定的意义，经过世代相传储存在民族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借助特定的仪式、媒介进行再现或重构。这个符号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首先，通过社会交往，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集体记忆储存于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中，成为一种“心理实在”；其次，这种“心理实在”在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中不断转化为经验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将民族群体的思维意识带入到过去的真实历史和经验空间中，从而在心理和情感意识中不断建构超越个体的、具有独特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体人格。
文化符号是维系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根据克莱夫·贝尔的观点，文化符号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化符号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苏珊·朗格以“情感”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情感分为个人情感和普遍情感，而普遍情感即是在人类共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是人类的个体意识之外的“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3]情感不仅仅指向我们日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心理体验，它包含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想象和理性觉知，向内心主观世界的回归，对自身存在的探索和思考，因此，情感本质上属于“人类的生命活动”范畴。
由此可见，情感是在人类生命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言，民族情感的形成和凝聚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维度和观念维度基础之上。利益维度层面通过民族群体间经济互惠和利益平衡，观念维度层面通过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获得群体归属感。如果说利益维度还停留在民族共同体的物质表征层面，那么观念维度则上升到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层面，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群体在利益平衡和互惠的基础上，对民族共同体怀有普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来自生产关系、传播媒介和语言的互动，毫无疑问，拥有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共同体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首要因素，安德森将语言称之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胚胎”。语言通过给物质世界命名，将其标记为不同表意的符号，对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民族群体来说，语言以及通过语言标记的符号具有共享的意义，当民族个体在运用这些语言和符号进行交流时，在思维意识中产生共通的意义，由此确立共通的文化身份。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兰塞姆·罗杰斯将思维意识中共同的情感称之为共情能力，即能够站在他人立场、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但是，只有在群体中，并且这个群体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这种共情能力才能培植出来。共情能力建立在“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他者如何区别”这一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体意识之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自“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来，这种民族集体意识在某些历史时刻不断地闪现并且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文化身份认知。例如，在面临外族或帝国列强入侵时，中华民族各群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保卫家园；当出现社会灾难时，中华民族各群体精诚团结、上下一心，共同战胜磨难、共渡难关；而一年一度的春晚又将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在一起，沉浸在欢乐与自豪的激情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中，正是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充当了维系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符号能推动中华民族自觉的文化反思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自在”和“自觉”概念来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进行表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4]儒家文化中的礼法规约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民族实体孕育形成的思想根基，《荀子·王制》曰：“礼义者，治之始也。”依靠礼法规约，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形成了中华民族早期的共同体意识。而作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现则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家天下”观念开始瓦解，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进入到人们的思维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断强化和升华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思，思考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建构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身份。
从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的“自在”和“自觉”阐述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存在，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警醒的反思意识。费孝通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在文化生成演化过程中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知之明”，需要理解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性，挖掘其内在价值，探索其未来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就是文化反思的起点。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尤其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个体或群体的思维和行为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符号辨识度，这是确立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表征。
不仅如此，在当今的全球竞争格局中，文化软实力之争的本质就是国家文化符号之间的竞争，因此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而言，“文化强国”的核心就在于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外文化符号的冲击，如何使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重新焕发生命力，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借助互联网平台等新媒介开发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魅力和底蕴，同时向世界展现了既有民族文化特色，又容纳现代文化价值，站在文化自觉立场上彰显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建构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研究”（2020-GMB-002）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冯月季，燕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迎泽，燕山大学法学院讲师
来源：《中国民族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