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不过依然表现出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习式改革如火如荼，获得民众热烈拥护，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建设“法治中国”提上日程；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争再起波澜，继文革、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大讨论之后，中共党媒《红旗文稿》又刊文谈“反右”问题，再次引起广泛争论。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中共政治工作的主要阵地，在此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媒不断发声重提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既与中共高层不久前确立的“毛邓并举”的政治策略一脉相承，也因为有上世纪80年代末疏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车之鉴。

对于官方频繁地抛出意识形态斗争论，在中国国内的自由派人士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改革的保守主义，他们所主张的西方宪政，构成了与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紧张关系。可以预料的是，对照中国社会改革的大背景，意识形态冲突将成为中国社会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因为就历史经验来说，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曾受制于“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争。

当前互联网具有的放大化效应，加剧了 “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趋势同样与当下中国的改革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意识形态之争造成巨大的内耗，使得社会凝聚力分散，生成暴戾之气，极端者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暴力。为何中国每个社会阶段，都深陷意识形态漩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始终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本质上是政治权力之争。19世纪初，当法国人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创立“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时，最初被用作一个哲学术语，用来表示观念的科学。不过自马克思、恩格斯始，意识形态便与政治集团、统治阶层的利益关系结合，意识形态完全成为了一种主观的概念。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里，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其具有神秘化、欺骗性功能。

对于左派来说，与其相对立的右派一直试图利用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蒙蔽性蛊惑民心，动摇社会统治根基；因此掌控了意识形态，就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然而物极必反，当强调意识形态斗争走向极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意识形态之祸极其深重。在右派眼里，左派操控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同时被赋予深厚的政治神秘色彩。因此，意识形态就成了左派与右派角力的政治工具，都企图借助意识形态压制对方，最后造成严重内耗。

这种状况下，意识形态在左派那里被“神圣化”，而在右派那里被“妖魔化”。两者共同的症结在于赋予意识形态严重的政治化色彩。因此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便是中国社会摆脱意识形态漩涡的首要问题。

如何重新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本身？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明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思路：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促使社会个体整合的集体思想。这就把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剥离了出来，放到世俗生活领域去理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指出的：我们可以谈论商业的意识形态、劳动的意识形态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宗教。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更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称作是社会生活中符号的意义与价值的生产过程，它实际探讨的是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如何思考的问题。

既然意识形态在世俗生活中具有多样性，照此逻辑，意识形态就应当具有多样性的主体。在中国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左派与右派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主体，才使得矛盾激化。当意识形态脱下政治的外衣，走向世俗化之后，它就不仅仅属于统治阶级及其对立面，任何群体，甚至社会个体，都能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过去“一统江湖”的地位就变得衰落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变革的杠杆，如此反而更容易达成社会共识。

这正是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所描述的现象：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笼统的共识——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与之相对应的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有其自身的完满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不过贝尔所描述的是西方世界，他同时指出，当西方世界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时，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贝尔特别提到中国）正在形成一些新的意识形态。这些新的意识形态是工具性和地区性的，并且主要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中国又该如何摆脱这历史循环论的宿命？

作者是中国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