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者作出重大的区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被激进主义纠缠

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的演变一直处在激进的变革过程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到今天，始终有一股激进化的思想和民情在涌荡。审视这个民族意识，我们发现胡适之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现场，无论是在开端之际，适之先生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代言者，开启了现代中国新生的思想传统，还是当现代思想的意识按照自身的逻辑，偏离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传统，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激进化、革命化和左倾化，他都没有离开这个现场。

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激进主义的革命逻辑在古今中西思想的碰撞中，其自我演进的逻辑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中国百余年来的思想进程，可以说是得于此，也败于此。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某种程度上被这场激进主义的逻辑所纠缠，一种正常的现代伦理生活，一个优良的现代政治构架，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现代文明形态，并没有通过这场持续经久的激进革命而形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重新审视、思考胡适先生的原因所在。

一种古典的现代性

中国思想界对胡适先生在百年中国的思想影响一直存在着某种误读。我认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误读。保守主义认为胡适是挖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激进主义认为胡适没能继续革命，变成了进步思想的叛徒。其实，我以为左右两个方面的认识都是大大地误读了胡适。现在回头看胡适先生，用一个学术上的词汇来说，就是一种“古典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现代世界离不开的一个起点，但是在这个起点上，人类文明过程实际上展开了两种逻辑。一种逻辑就是激进主义的现代性，即不断革命，不断破坏，不断要与过去决裂，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逻辑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历史的虚无或终极的乌托邦，以传统文化的彻底埋葬作为祭奠，其代价是非常可怕的。西方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实践可为例证，中国则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例证。即便在今天，中国也还有这一现代性的激进逻辑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那里盛行。这是我们要予以警惕的。

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性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即古典的现代性逻辑。在西方世界，这个古典的现代性就是英美的现代性道路。当然二战之后，欧陆诸国也重返这个现代性道路。这股现代性是在赓续传统的过程中开辟现代性生活。我们看到，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文明演进的过程，其现代性与传统一直是血脉相融的，虽然也经历过18世纪的光荣革命，也有19世纪的进步主义运动，美国在建国以后则有一系列的南北分裂、族群矛盾，但是，他们的传统一直在现代性中富有生机地活着的。

在中国，我以为胡适先生所追求的，其实也是这种英美的现代性道路，推崇的也是这种古典的现代性生活。胡适一生追求自由，是一个以个人自由安身立命的现代中国人，这一点是他有别于所谓儒家学人的地方，也是新儒家最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胡适的自由主义精神并没有拒斥儒家传统，他的一生乃至他的灵魂，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的古典性。

中国思想的正道：传统的现代性转变

在此，我想说一个问题，即我们要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者做出重大的区别，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新文化运动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的，他们所开启的是“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他们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

胡适所开辟的古典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新传统，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可以说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抗拒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想意识的坐标系：第一，拒绝苏俄的现代性，那是一种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性逻辑。而胡适先生不媚于权贵，自由人格，坦坦荡荡，这是做人的基本风范。第二，对那些企图在旧伦理中义理的原教旨主义，也是一个警醒，传统中的有些东西死掉了，因为它们没有生命力。古典的现代性所发扬的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是活出的传统，对于这个传统，我们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且它们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与共的。

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于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思想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