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与严武的交往与关系，是杜甫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史书和笔记小说乃至诗话、古今人的论说均多有记载与议论。为了使读者对此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先简略地叙述典籍所记载的杜、严的交往、关系以及前人的主要议论。
据《旧唐书·杜甫传》：“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1](P5054)所谓的“世旧”，乃如《读杜紥记》引《养一斋诗话》所论：“史称公与武世旧，而武少于公十四岁，则知挺之已与公为交好，公亲见武之成立，故《八哀》诗云：‘昔在童子日，已闻老成名’，明友其父也。”[2](P199)杜、严不仅是世交，而且他们也同朝共事过，关系密切。杜甫至德二载在朝任拾遗时有《奉赠严八阁老》诗，诗称给事中严武“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鳌注引“顾注：武父挺之与公友善，故称武妙年而自称为老夫”。[3](P379)他们间的关系又因房琯而更进一层。房琯任相时，因严武为“名臣子，荐为给事中”。后来因房琯陈涛斜之败及为人所挤等事，房琯罢相，严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4](P4484)而房琯罢相时，作为房琯的知己好友，杜“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1](P5054)因被贬的共同命运，严、杜间更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此后杜甫和严武多有诗作往还，在严武两次镇蜀时，两人酬唱往来不断，严武还亲访杜甫草堂，并力邀杜甫入幕府，推荐为节度参谋，以至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且看其中的几首诗及人们的评说。当严武于代宗宝应元年(762)第一次镇蜀奉调入京时，杜甫亦随其离蜀送行，途中有《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黄生说此诗云：“上半叙送别，已觉声嘶喉哽。下半说到别后情事，彼此悬绝，真欲放声大哭。送别诗至此，使人不忍再读”。[3](P916)两人初别后，杜甫又有《九日奉寄严大夫》，末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即有《巴岭答杜二见忆》，末云：“跋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胜悲。”《杜臆》评云：“读此二诗，见二公交情之厚，形骸不隔，故知欲杀之诬也。”[5](P154)杜甫久有离蜀之想，广德二年(764)春，他欲出峡往荆楚，时闻严武将再镇蜀，遂喜而留待严武，并重回成都投依严武，时有《奉侍严大夫》诗：“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其中洋溢的欣喜与深厚的情谊一读可知。故前人于严、杜交谊多交口称扬，并斥严欲杀杜之说。洪迈《容斋续笔》卷六即谓：“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真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6](P283)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严、杜的交谊情况，但与此相反，还有史籍和笔记小说中也有些关于杜甫酒后失言，忤严武，严武或不以为忤，或中衔之，以致一日欲杀杜甫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并为后人所信的应是《新唐书·杜甫传》的记载：“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4](P5738)《新唐书》之说其实是相信了《云溪友议·严黄门》的有关记载：“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良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7](P14)《云溪友议》所记多有荒谬不实之处，如果比照其前后的有关记载，其小说家言的编造就更为显然。《唐国史补》卷上《母喜严武死》云：“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桉。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乃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8](P22)稍后于《云溪友议》的《唐摭言》卷十二记：“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以上所记《唐国史补》为最早，所说已有不合情理之处。《唐摭言》所记乃本于《唐国史补》，然已去掉明显的不合情理之说，但增添了“武色变”一情。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二书之间的《云溪友议》却又添油加醋，夸大了严、杜间的冲突，使其严重化，其所记的真实性不免大打折扣。更令人诟病的是《新唐书》又在《云溪友议》的基础上坐实了“几不免于虎口”的欲杀杜之说，并编造了戏剧化的情节，以此后人多斥其说之不可信。郭曾炘引刘克庄言：“世传严武欲杀子美，殆未必然”。又引张上若言：“杜入蜀实以依武，野史所载不尽可据……至‘莫倚善题《鹦鹉赋》’，语盖虑少陵恃才傲物，或造祢生江夏之厄，是杜良箴，亦千古才人韦弦之佩，苦心热肠，正英雄本色，岂可反以罪严乎？”[2](P268-269)关于上面提及的“莫倚善题《鹦鹉赋》”句事，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宝应元年(762)严武初镇成都时，即有《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中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着鵕鸃冠。……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句。严武之作本是对杜甫极为友善关心的诗作，却引起有些人“指严为语多刺讥，指公为始终傲岸”。[3](P887)
对于上述杜、严关系的记载，宋以来学者疑、信皆有。《新唐书》的这一记载仍然为杜诗学者所关注，并且至今仍有信严、杜间存在冲突，严确有欲杀杜的所谓“睚眦”之事者。论者还依杜甫的不少诗作，从不同角度力图证实它，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样子。我们认为严、杜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为此，我们拟就论者的若干论说，谈谈我们的看法。
二
有论者认为杜甫《立秋雨院中有作》诗表达自己愧疚之意，“已费清晨谒”指严武清早看望过杜甫；“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一句指严武回去处理军务，而自己获准回家一趟，提出杜甫为什么要表示愧疚？严武为什么要清晨看望杜甫？“礼宽”具体指什么？并引杨伦《杜诗镜铨》中李子德云：“高人入幕落落难堪，触事写之，自有其致”，问：“触事”，触的到底是什么事呢？认为这事就是杜甫酒后失礼，严武怒欲杀之引起的“睚眦”。杜甫愧疚，说明他自知失礼。严武前往宽慰，说明严氏在“睚眦”事发时亦有激烈表现，例如怒至欲杀。
按，论者的上述解读多有误。其实“清晨谒”并不是严武看望杜甫，而是杜甫清晨到幕府上班，想尽其节度参谋之责。“谒”，此处为晋见义，指卑者或下级晋见尊者或上级。杜甫怎会把严武来看望自己说成“谒”呢？论者将其反倒解读，本来通畅的诗意也就阻塞了。论者对杜甫表示愧疚不清楚，其实这也是明白的，这就是杨伦在“那成长者谋”句下所释的：“言无老谋以佐严公也。”[9](P537)“礼宽”句也没有奥妙，并非所释的好像杜甫做了什么对不起严武的事，而得到严武的宽解。所谓“礼宽”，乃指严武对诗人格外的放宽礼节规矩上的要求，如诗中所说的诗人在幕府院中得以“解衣”、“高枕”等。“归调鼎”并不是严武回去处理军务。“调鼎”，即如仇兆鳌引《汉宫仪》所释：“三台助鼎调味。牛弘食举歌：‘盐梅既济鼎铉调’”。[3](P1170)调鼎、盐梅均乃就宰相言。因此，这两句诗是说：如果主将今后回朝任要职，我也就算尽了酬知之份还是要回去“访旧丘”的。可见，论者以这诗的某些句子来论证杜、严间确实有“睚眦”冲突，这是不足信的。
为了证明严、杜之间确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对用于证明这观点的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诗的某些句子的解读，颇有与诗原意不符之处。如论者释“乌鹊愁银汉，驽骀怕锦幪。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中后二句，认为这简直就是哀求，并引张溍“物色，物之本色，谓得全其闲旷之本色也”。[9](P542)认为这“物色”恐怕不只是指“闲旷之本色”，也指性命。因为“倚梧桐”显系化用自《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而众所周知，庄子是讲“保命”“尽天年”的。因此论者又进而说杜甫是担心往后再有所触犯而遭不测。
我们认为这一诠释未免将事态看得过于严重了。宋人赵次公云：“言如乌鹊之微，力不任于填河；驽骀之蹇，不足以被锦幪之饰。则所望于故人知己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于梧桐也。[10](P639)明代王嗣奭云：“且如‘乌鹊愁银汉’之难渡；‘驽骀怕锦幪’之拘绊，幸全体面，放使归家而已。”[5](P204)前人的这些解释基本符合诗意，但绝无将“物色”和“倚梧桐”与性命、“保命”、“尽天年”连在一起的意思，而是从“全其闲旷之本色”上着眼的。论者为了全其“睚眦”之说，却别作新解，可惜却远离了诗的原意。这首诗的中心乃在于表明诗人性喜闲旷自适，身体又残病，难于忍受。因此希望严武全其闲旷本性，格外准许其离开幕府，而得以稍能逍遥自适，祛除身心之疲累。这全与怕杀、“保命”无关，何来“遭不测”之恐慌？杜甫诗中的“倚梧桐”，乃取意于庄子的“倚树而吟，据槁梧而暝”。庄子这两句出于其《德充符》，是庄子对惠子说的，前面还有这么两句：“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王先谦注云：“成云槁梧夹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识，劳苦精灵，故行则倚树而吟咏，坐则隐几而谈说，形劳心倦，疲怠而瞑”。[11](P37)郭庆藩《庄子集释》所注疏也相同。[12](P101)可见庄子所说的“保命”、“尽天年”还是有所不同的。再则，庄子所讲的是养生意义上的“尽天年”、“保身”，而非“保命”。其《养生主》是这样说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1](P18)所说的“保身”与论者改作的“保命”不同，是与生命受到外来的直接严重威胁而需“保命”的意义不同的。庄子与杜甫所说，决非为了“保命”而发出“哀求”之音。设想杜甫果真受到这一威胁，他也不会说“时放”，而应该说“放我倚梧桐”之类的话。所谓“时放”，即时尔放，放后，还是要回来的。如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正是巴不得逃之夭夭，还会仅仅要求“时放”吗？
三
杜甫与严武是“世旧，待遇甚隆”。[1](P5054)但有的论者以杜甫与严武有关的诗中提到礼数问题，如“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礼宽心有适，节爽病微瘳”等，对比杜甫和高适的关系，认为：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一说，因而杜甫对严武屡次言及礼数，说明他们的关系并不轻松，是不正常的，并以此作为确有杜甫当众失礼，严武刹那间动一下杀的念头的“睚眦”之事的佐证。
我们认为即使杜甫跟高适完全没有礼数相隔，那也不能反衬杜甫与严武的礼数相隔为不正常，也不能以此作为俩人存在“睚眦”的佐证。应该承认，杜、严间是有礼数之隔的，这特别在他们为上下级同僚时。但这一礼效相隔在封建官场中，特别在上下级间是通常如此的。在论者所举诗例中，杜甫对年高且官高的高适所以显得亲密与不拘谨，那是因为这些诗作于杜甫上元元年他不在官场，也非时任彭、蜀州刺史的高适的下属或所辖子民，因此关系就较轻松、不拘谨。而上引杜、严间所涉礼数的诗句，都是严武要么是杜甫的父母官，要么是顶头上级时作。在这一处境下，对注重礼法的杜甫来说，他对严武的拘谨与显得“礼数相隔”，实在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不能作为两人存在“睚眦”的佐证，更不必将此夸张到杜甫具有伴严如伴虎隐衷的地步。
杜甫另有《奉赠严八阁老》诗，中有“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句。这首诗作于至德二载(757)杜、严均在朝时，其时严武的官职同样也大于杜甫。正如有的论者引这诗后接着说的：虽说杜甫是前辈口吻，但是“客礼容疏放”一句就透露了二人的礼数之隔。再者，论者所引的另二例显示二人“礼数相隔”拘谨”的“谢安”、“礼宽”等诗句，均写于严武首次镇蜀时，即在论者下文所认为的发生“睚眦”及最后只杀章彝之事前。既然两人在朝时以及在杀章与“睚眦”事件前已有“不正常”的“礼数之隔”，按照论者的逻辑，不是也可以将此作为其时两人已存在“睚眦”的佐证吗？又何必迟到杜甫入严幕后的“睚眦”事件中去追寻“礼数相隔”的原因呢？显然，杜、严之间的礼数关系早就存在，与他们在幕府时是否有矛盾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为了证明严、杜间确实存在“睚眦”险情，论者又举《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诗证明说：“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诗虽写于梓州严武自蜀赴京之后，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此前一段交往中险情的写照。这里所说的“险情”，指的乃是论者所说的杜甫酒后失礼的“睚眦”险情，据论者所考，这一“酒后失礼”乃在广德二年六月杜甫入严武幕之后。那么“失身为杯酒”诗作于何时？据诸家杜甫年谱，此诗乃广德元年(763)冬杜甫在夔州章彝幕府中所作，这时不仅尚未发生传说的章彝被严武所杀、杜甫也险些被杀之事，更未发生所说的再迟些的杜甫与严武“睚眦”之事，既然诗乃写于这两次“险情”之前，那么此诗句又何能成为后来的一段险情的写照？显然，“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与所谓的“睚眦”、“险情”之事无关。
四
有的论者为了论证确有“睚眦”之事，并且“睚眦”事乃杜甫坚决辞幕的原因，极力论证杜甫在代宗登基后，因时局发生新、旧交替变化，杜甫的隐逸心情也一去不返，所以严武再镇蜀，杜甫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于归家兴奋之际在《草堂》诗中说出了“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并有好好干的想法。杜甫《释闷》中的“江边老翁错料事，跟暗不见风尘清”更是明白地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而后来杜甫的突然辞幕，即因发生“睚眦”之事。
我们认为这里对杜甫诗的理解有两处值得商讨。先说“江边老翁”二句。这两句并非论者所说的那样，因为诗中所谓的“错料事”并非指卜居成都的想法之事，而是指自己先前对时局的料想是过于乐观错误的。《释闷》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时距代宗登基的宝应元年(762)已前后三年，此诗正是对这段时局的写照以及诗人的态度。将诗歌与《旧唐书·代宗纪》对这段时局的记载相对照，是颇相符合的。诗中的“不见风尘清”，正是对这段时势乱象的慨叹与不满。故仇兆鳌释云：“吐蕃入寇，逼乘舆，毒生民，祸皆起于程元振。所望一时君臣，翻然悔悟。……岂知嬖孽不除，则兵不得解。兵不能解，则诛求仍不得息。其事之舛谬，真出于意料之外矣。”[3](P1070)可见，这两句诗乃表明诗人对时事的不满与失望，表达此前自己对代宗朝的期望料想乃是“错料事”，这与此前自己隐居成都之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怎能以此诗句说明杜甫对自己卜居成都近两年的想法进行了否定呢？又怎能以此作为杜甫抛弃隐居想法，而“主动请缨”入严武幕府的论据呢？
论者所引《草堂》诗，乃作于广德二年春杜甫结束一年半多的流离生活重回草堂时。论者认为诗中的“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句的意思是诗人大有主动请缨之意。我们以为这种解读需细酌。《草堂》诗乃围绕草堂而作，故于篇首四句概括全诗：“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以此仇兆鳌谓：“以成都治乱为草堂去来，四句领起全意。”[3](P1113)此四句后即叙述诗人前离草堂后成都乱起景象。接着又叙“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复来楚薙榛芜。”意为天下未平，难于东游，又舍不得草堂，故又回来。最后一段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仇兆鳌解释最后这一段云：“此既归之后，慨叹身世也。世乱未休，托身无地，得草堂以养余年，此外更无他望矣。”[3](P1116)《杜臆》亦谓“士既无用于世，则一饮一啄，已愧此残生，而‘食薇’甘之矣。”[5](P190)可见此诗阐明回草堂乃是在“托身无地”时的最后选择，盖草堂尚可养余生，虽食薇亦已足矣。可见，“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两句乃就草堂言，表达在别无托身之地时，只有草堂可托残生。因而这两句又怎能是于“兴奋之际”，表达“大有主动请缨”，期望入严幕的愿望之意呢？
有的论者认为杜甫入幕之初，作出了效力戎幕的决定，他在《扬旗》中说：“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认为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杜甫后来的坚决辞幕，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应该是杜甫与严武发生了酒后的“睚眦”。
我们说杜甫既然已入幕，在意气高扬时暂时打消近期去蜀之想，效力戎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杜甫此时或稍后就不存在以后还是要离开幕府之想，而如有这种想法就是极为突然的转变，就非得有非常严重的“睚眦”事件使然。我们认为通察杜甫的经历、思想，其入蜀后，想离蜀回中原、长安的愿望久存不去，这一根深蒂固的念头就是在入幕后也依然存在，并与初入幕时的效力戎幕，暂时压下去蜀之想是可以并存的，这正如他在初入幕的《立秋雨院中有作》诗中所表明的：“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在稍后的《到村》诗中他还私下打算“稍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既然如此，那么此后又由于其他原因诗人较快地想离开幕府，这不也是自然之事吗？尽管诗人的离幕要求在入幕后不久似乎有点突然，也确是另有理由的。这理由就是诗人所说的身体致病，难于忍受幕府紧张的生活，以及规矩的拘束，与逍遥自适的天性格格不入等原因，而非得有“睚眦”发生才如此，因为入幕后，很快地他那上述的自身原因就让他觉得难于忍受，遂有离幕的要求。退一步说，假如还有其他更为主要的原因，那么也未必非因“睚眦”不可，在多种可能中怎能只认定尚有待于证实其真实性的“睚眦”传说呢？这在论证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五
杜甫有悼念郑虔、苏源明、高适、房琯诗，又有《哭严仆射归榇》的悼严诗。有的论者以为除悼严武诗外，其他诗无不发自肺腑，感人至深。而作这些诗的时候，严武应该还活着，认为对亡友特别的怀念，有时候不妨理解为对活着的朋友的失望。我们且先不管悼严武诗究竟如何，也先置杜甫的为人不论，即从上述的逻辑上讲，也是成问题的。通过对友人哀痛的悼念与特别的怀念，来寄寓对活着友人的失望，不能说绝无可能，但这也是极为罕见的，可能毕竟不等于事实，为什么非要认定这一极为罕见的可能呢？这从概率、逻辑上讲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则，论者认为，将杜甫悼严武和悼高适等人诗相较，可以看出杜甫感情的彼厚此薄。高适死了，他痛惜朝廷失人，严武死了，无一语及此。我们觉得悼诗的写法、内容并无具体规定，即使对于感情相同、评价一样的几个友人，其在内容上不同也不会因此被认为厚彼薄此。那么，为什么悼念严武的诗就非得写及与悼高适的“致君丹槛折，哭友白云长”一样或相似的诗句？论者以此来说明严、杜因确实有“睚眦”之事影响及两人感情，所以才会如此。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诗人对严武的伤悼悲情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基本事实下，即使说与悼诸人诗相较，其感情果有深浅之别，也不能凭此确证严、杜间就一定有“睚眦”存在，这道理在于，感情较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并非仅是可能的“睚眦”。再者，在我们看来杜悼严诗的感情，并非有人所说的那样。此诗云：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风送蛟龙匣，天长骠骑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前人对此诗某些句子的解释尽管有所不同，但多有谓其感情深厚的。赵次公云：“末句盖公言今为之一哀，正当三峡暮色之凄凉，所以遗传于后世，见君有恩德于公之情如此也。”按：此言有校语谓：“末句至暮色之凄凉，《九家注》作：‘言悲哀之极，而江山亦为之动色，’”[10](P647)王嗣奭亦云：“感今追昔，一哀而三峡为之暮，何其痛也！”[5](P217)关于“蛟龙匣”，我们赞同朱鹤龄注的说法：“霍光传，赐璧珠玑玉衣梓宫。则人臣亦可称蛟龙匣也。”[3](P1228)“骠骑营”句，我们取赵次公之解：“言送严公之归者皆恋恩德之兵也。”[10](P674)上述的解读肯定杜甫在诗中对严武的深情和极高评价的说法我们深为认同。这情感与评价，还可从诗人作于此后的《八哀诗》中哀悼严武的诗句得到印证：“郑公瑚琏器，华岳金天晶。……匡汲俄宠辱，卫霍竟哀荣。……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飞旖旐出江汉，孤舟转荆衡。虚无马融笛，怅望龙骧茔。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八哀诗》乃哀悼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严武等八人之作。这些人或以功勋卓著，或以交情深厚，或以文章气节为诗人所敬重，严武之入其中，可见他的功勋、交情在杜甫心中的地位。当然，论者所认定的杜甫对他们的感情高过于严武的房琯、高适却不在其中，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怀疑杜甫对两人的深情。
有的论者认为，杜甫对严武的不满很难明白说出，而严武对杜甫也不无侮慢，故少年同僚对杜甫的侮慢，很可能根源于主将的态度，严武真正尊敬的长者，当不致于受到同僚们的侮慢。由于有这一看法，论者也以悼严诗的“老亲如宿昔，部曲异平生”句来证实它，认为二句表现严武昔日部曲对杜甫的前恭后倨，部曲在严武死后的变态正可活画他们在严武生前趋附的嘴脸，这又可以佐证幕中此辈的轻侮系效法严武本人对杜甫的态度。
我们以为这一论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所谓的“前恭后倨”，是说严武的部曲在严武死前对杜甫恭敬，死后则变为无礼。而论者以后又说此辈的轻侮系效法严武本人对杜甫的态度。这也就是说严武生前对杜甫是轻侮的，所以其部曲在严武生前死后即仿效他而轻侮杜甫。同一段话中就这样自我矛盾，这叫读者相信哪种说法呢？二，“前恭后倨”之说是有所本的，《杜臆》云：“公在幕府，乃严公故交，诸部曲见之，必当起敬；今部曲亦必有送榇者，见公异于平生矣，故不无今昔之感也。若止云老亲无恙、部曲不虔，何足道哉！”[5](P216-217)又，浦起龙云：“三、四，冷暖之慨。……但有‘老亲’，无多‘部曲’”。[14](P489-490)上述二条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后者之“冷”乃就部曲而言，与杜甫无关。所谓“冷”，可能有两种理解：来送行者少，故场面冷清；来送行的部曲无多，实可见部曲对严武感情的冷暖变化，不管浦氏的解读是哪种、对否，均与部曲对杜甫的态度无涉。《杜臆》之说则同某些论者，但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且不管部曲对杜甫的态度如何，试想在哀送友人之榇的悲痛时刻，杜甫哪会有心思耿耿于怀地计较部曲对自己的脸色？更怎会在专为哀悼友人的、又是这么短的悼诗中记恨似地写下别人对自己的冷淡呢？倘若如此，则于情于地于理皆不合，一般的人尚不会如此，更何况是最为通情达理的杜甫呢！其实前人对杜甫这两句诗还有别的解释，并不是都着眼于部曲对杜甫态度的变态的。赵次公释此云：“言严公有老母在，弃之而去，其母之健尚如宿昔耳。公既死，若一旦不能管部曲，为异平生矣。旧注不知何自得别本，为老亲知宿昔，便引《新史》：‘武卒，母哭且曰：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如此则公云老亲知宿昔，不亦成嘲辞乎？”[10](P674)此说可参，唯“部曲”句，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八哀诗》赞严武“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堂上指图画，军中吹玉笙。”赵次公释后二句：“则政治优游可见矣”。[10](P697)因此，因严武善于治军、宽待部曲，故部曲先前优游愉悦；而严武死后，部曲则为之悲哀满容，大异于先前之愉悦矣！如此解读则两句均可表现悲戚之情，正如“刘后村曰：老亲两句，极其凄怆”，[9](P570)正可见部曲对严武的哀悼与感恩。倘上所说不太误，则论者对此二句的解读即不可从。
上面我们对以杜甫的某些诗句的误读来论证杜甫酒后失言，严武欲杀杜甫之事的说法进行辨析，目的在于说明这一传说与论证不可靠。因为这一传说与论证关系到人们对杜甫与严武友谊的误解，也关系到杜甫的思想与人格的问题，不能不辨。当然，我们的理解不一定全对，欢迎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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