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或唐代文学，一般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盛、中、晚，其间的起讫年限，当今唐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但初唐，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止于中宗景龙四年(710)——睿宗景云元年(711)，则看法大致相同，因第二年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后年开元元年(713)，就开始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也就是进入盛唐之世了。
这初唐94年，又可分为若干阶段，有分为三个阶段，或两个阶段的，各有不同说法，当然也各有一定依据。我个人认为，这初唐90余年中，唐高祖武德九年(618-626)、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27-649)，是自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无论就政治、文化与文学来说，其中心人物即为唐太宗李世民，其起辅佐与纽带作用的是魏征。第二个阶段则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起，至701-711年。当然这60余年中还可分前后两期，如有些文学通史或断代史、分体史所论述的，但这所谓的前后两期实不易截然划分，因在这60余年中对文学起政治上支配作用因而在诗歌发展中起明显消极影响的是一个武则天，这也是唐诗的盛唐之音在贞观之后迟迟至60年之后才得以起响的重要因素（此当另文详述）。
我很同意罗宗强先生的看法：“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文风的变化上，而且他们的文学思想，还深远地影响着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注：《隋唐五代文学史》（上），第3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
唐武德9年、贞观23年，这32年，在初唐文学上所占的时间比例为三分之一，在整个唐代的历史上也仅占九分之一，但这32年是很不平常的，它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起新一朝代的兴起、奠基作用，而且在文学上有开拓、创新意义。这一点，过去三四十年前的论点是截然相反的，那时不少论著认为这唐初30年不过是袭齐梁的余风，受宫体诗的浸染。近20年来渐有变化，有新的认识。但比较起来，这30年的文学过程的研究，比起唐代的其他时期来，则相对薄弱，涉及的文献材料甚少，所论的作家不过寥寥几个，总之所下的工夫不多。可能有人认为这30余年时间毕竟太短，一闪而过，算不得什么。但我们如果把这32年放在当代的时间流程，作一比喻，如从建国1949年起，32年，则为1949-1980，对我们来说，即相当于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十年，“文革”后的四五年。这段时期无论从政治运动或文学活动来说，经历是很不平常的。由此可以设想，这一千多年前的32年，也当有其值得探讨的历程。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文学历史所探索的，归根到底是具体人的文学活动。人的文学活动，在不同年份里，有不同的景象，有几年，似乎像是平静淡泊的细流曲涧，有几年，却可能突然出现浩瀚奔腾的巨波大浪。我们今天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学活动，最好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实景，而再现当时的实景，一个办法是整体展现社会的全景，即当时的政治、经济、风尚、习俗，以及多种文化景象，一个办法是按时间的自然流程展现当时的文学和人一年一年、一月一月的行程和痕迹。
20年前，也就是1978年11月，我在《唐代诗人丛考》的自序中曾对文学史写作表述过一些想法，我想借此引录一段，以作为本文构思的一个意向：“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注：《唐代诗人丛考》，第3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
当时我想到的，是用一种编年体的方式，首先是把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区作家的不同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环境中，然后又把这一文学整体，按时间流程，一年一年地往前推移，好似电视屏幕上，有些消失了，有些出现了，很可能这些变动的实景会引发我们原先意想不到的思考。
本文就试着大体按这种方式，来描画这唐初30年文学的具体流程。
二
唐开国的第一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怎样的一种文学图景呢？
在这一年的前一年，隋炀帝杨广还在扬州行宫行乐，而这时天下实际已四分五裂，农民武装，以及地方豪强，都纷纷割据一方。就在这年(617)七月，李渊起兵于太原，西图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而自封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并进封唐王，以长子建成为唐国世子，次子世民为秦公，三子元吉为齐公。这时北方中原一带，则王世充奉隋越王侗据洛阳，李密率领一支农民劲军据洛北，互相对峙。
李渊占据关中的帝王之州，有一种政治地理的优势，自然抱统一宇内的意图，于是就在618年正月，命长子建成为左元帅，次子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东进以与王世充争夺洛阳及山东之地。这是唐帝国开国之初的头一个进军出击举措。
就在这时，扬州发生震惊朝野的军事政变，即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联合一些武将，把炀帝杀死，名义上立秦王浩为帝，实际上由他控制军政大权，并随即率兵北上。
就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几个有影响的文士即遭难而死，未能进入新的朝代。一个是虞世基，也就是贞观时文坛领袖之一虞世南之兄。虞世基在陈时已官至尚书左丞，博学有高才，善草隶，为陈朝首屈一指的诗人徐陵赏识，徐陵以其弟之女嫁给他。虞世基入隋历官内史舍人、内史侍郎，中传称其五言诗“情理凄切，作者莫不吟咏”（注：《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另一个被宇文化及杀害的为许善心，也就是贞观及高宗时称名一时的许敬宗之父。他也是由陈入隋的，在陈时15岁即被徐陵称为神童，隋时仕至礼部侍郎，著有《灵异记》10卷，并仿阮孝绪《七录》作《七林》，著作多种（注：《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另在宇文化及北上途中死去的有庾自直和崔赜。庾自直在隋时官起居舍人，曾编有总集类著作《类文》377卷（注：《隋书》卷七六《庾自直传》，及《旧唐书·经籍志》下。）。崔赜则素与当时名学者姚察、刘炫等相善，史传称其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及《洽闻志》7卷、《八代四科志》30卷，可惜未及施行，都因“江都倾覆，咸为煨烬”（注：《隋书》卷七七《崔赜传》。）。
约在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著有著名传奇著作《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年约38岁。（注：见王绩《王无功文集》卷四《与江公重借随纪书》，《全唐文》卷五二八顾况《戴氏广异记》，及今人孙望先生《蜗庐杂考·王度考》。）。
因为炀帝被杀，天下无主，国内形势更加动荡，李渊就于这年五月即皇帝位，国号唐，纪元武德，定都长安。李世民也于六月任尚书令，封秦王。这时他还只有21岁，即开始“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政治、军事生涯。
唐朝开国，随着军事形势的进展，渐渐地吸引了周围地区的文人。如陈宣帝第十七子陈叔达，自幼能诗，为徐陵称赏，仕隋为绛郡通守，这时就在长安由丞相府主簿为黄门侍郎，年四十五（注：《旧唐书》卷六一、《新唐书》卷一○○《陈叔达传》，又参见《陈书·高宗二十九王传》。）。颜之推之孙颜师古，在隋时薛道衡曾赏悦其才，后十年间居长安，唐军入城，即在李世民府第为敦煌公文学，唐开国，任起居舍人，时年三十八（注：《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九一《颜师古传》。）。另一个由陈入隋的文士孔绍安，李渊即位时，马上由洛阳奔赴长安，还赋诗以石榴为喻，说：“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这年42岁（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新唐书》卷一九九《孔绍安传》。）。褚亮在陈，年十八时徐陵曾与他商榷文章，深为惊异，他的诗也受到江总的赞赏。陈亡入隋，唐开国时，他与其子遂良正好在陇西薛举幕府。武德元年十一月，李世民进军西北，破灭薛举子仁杲，褚亮、褚遂良就入李世民的府第，任文学、参军等职，这时褚亮年五十九，褚遂良年二十三（注：《陈书》卷三四、《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旧唐书》卷八○、《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与此同时，也另有一些文士分别进入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府第，如贺德仁年六十二，萧德言年六十一，陈子良年四十四，都为东宫学士，他们也都是由陈入隋的。另一个在江南时曾受江总器重，以《月赋》一文见称于时的袁朗，则入李元吉幕，为齐王府文学。庾抱虽不久即卒，但开国初也在李建成府为太子舍人，“时军国多务，公府文檄皆出于抱”（注：《旧唐书》卷一九○上、《新唐书》卷二○一《庾抱传》，又参见《续高僧传》卷三《慧净传》。）。
另外，还有散处于其他地区的。如李百药曾被隋炀帝贬为桂州司马，后吴兴郡守沈法兴在炀帝被杀后起兵攻占毗陵，即辟李百药为府掾，这时李百药年五十四（注：《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二《李百药传》，又《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八月。）。唐初的两大文化名人，虞世南和欧阳询，本随炀帝在扬州，三月之后，被迫随宇文化及北上至山东境内。这时虞为61岁，欧阳为62岁。虞世南为越州余姚人，属文祖述徐陵，学书师事智永。欧阳询则为潭州临湘人，初学王羲之书，后变其体，笔力坚劲（注：虞世南，《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二有传；欧阳询，《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新唐书》卷一八九有传，又参见《法书要录》卷八。）。
由此可见，这时的大部分文士，都奔赴长安，其他则因受地理、政治等条件所拘，还散处于南北各地（又如孔颖达、陆德明这时还在洛阳王世充军中）。而在这之中，有才气，有名望的，大多出自于南朝的陈（这点很值得研究）。就在这一年，脱颖而出的，则是魏征。
据《旧唐书·魏征传》，魏征为钜鹿曲城人，没有门第背景，少孤贫，但落拓有大志。后出家为道士，但却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就属意于纵横之说。李密率瓦岗寨农民军进据洛阳北面，魏征即应征为其元帅府记室，与许敬宗共掌文翰。本年十月，李密为王世充所击溃，即西降于唐，魏征也随李密入关。但魏征不甘心于作一般官吏，他向唐朝廷上言，愿再出关，招抚山东豪杰。就在十一月，他就慷慨出马，并在出潼关时，写了《述怀》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行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此诗阔大的胸怀，非凡的抱负，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刚毅气质。清人沈德潜认为《述怀》诗“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卷一）。唐开国的第一年，有这样的诗出现，确实预示唐诗“潮平两岩阔，风正一帆悬”的广阔前途。
三
以上就是初唐第一年的文学形势图，也就是当时的文人分布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图形又有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与当时的战争情势密切相关的，其中心人物，则是李世民，特别是武德四年(621)十月开设文学馆，形成在那一动乱时期的一个文化小高潮。
武德二年(619)闰二月，盘旋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军首领窦建德，于聊城击灭宇文化及部队，原在宇文化及幕中的虞世南、欧阳询即转入窦的军中。“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注：《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同年十一月，窦建德又西进，攻陷黎阳，原在徐勣军中的魏征也为所俘。这样，在窦建德军中，虞世南任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丞，魏征为起居舍人。有意思的是，唐初以隐逸著称的诗人王绩却于此时也一度往依窦建德中书侍郎凌敬门下。贞观时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云：“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君依之数月。”窦建德于武德三年正月称夏王。可见武德二年、三年，窦建德不仅军事势力强，而且也有一定文化影响。
但这种情况马上起了变化。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东进围攻王世充，王世充困居洛阳，势不能敌，即求救于窦建德，双方联合，与唐军对垒。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乘窦军轻敌，用计策先加击灭，王世充也就被迫出降。这是唐军在中原作战的一个关键性战役，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故于这年七月下诏，“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注：《通鉴》卷一八九。）。
李世民不但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为唐王朝造成文化上的吸引力。这时，虞世南即入为秦府参军；魏征入关，李建成马上把他引为太子洗马。王世充平，则孔颖达、陆德明也就西入长安，而曾与虞世南、庾抱等结为文友的荆州人刘孝孙，也自洛阳入唐为虞州录事参军，他后来于贞观中曾为《续古今诗苑英华》一书撰序，在初唐诗歌思想上颇有建树。
这时，上文提过，曾任窦建德中书侍郎的凌敬，在窦军败后，也拟西入长安。这年秋，他先游历洛阳，“洛城聊顾步，长想遂留连”，目睹战后故都“平原悴秋草，乔木敛寒烟”，不免有所感慨，“彷徨不能去，杖策屡回邅”（《游隋故都》）（注：《全唐诗》卷三三。但《全唐诗》题作陆敬诗，“陆”当为“凌”之误，见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这可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文士的心绪。在这之前，他曾与王绩议论天下大势，王绩对他说：“以星推之，关中福地也。”后来王绩也来长安，见到凌敬，对他说：“曩时之言，何其神验也。”（注：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见北京图书馆藏清陈氏晚晴轩抄本。）屡次想归隐的王绩这时也有如此看法，这也可见一般文士对新王朝的依附心理。
就在被誉为“福地”的长安，李世民即于武德四年十月，以秦王府的名义，于长安宫城之西开设文学馆：“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注：《唐会要》卷六四。）这时列于文学馆的，有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后来还补收杜淹、刘孝孙，差不多都是一流文士。李世民以秦王的名义而下的《置文馆学士教》，着重提出：
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适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词而咏风雅。（注：《全唐文》卷四。）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李世民当时聚集文士，确无地域、门户之见。这十八学士，除了一部分著籍关中外，不少是南方来的（“背淮而至千里”），也有从河北来的（“适赵以欣三见”），这为他在贞观时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开了一个良好的头。李世民在贞观时好几次说过：“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朕）少从戎旅，不暇读书”（注：《贞观政要》六《悔过》，一○《慎终》。）。但就在这种“躬亲戎事”的环境中，他还能设立文学馆，而这时他不过是一位24岁的青年，就能吸引、聚集当时相当数量的知名之士，确实不易。后来他于武德八年因事至泾州，还特地召见被唐高祖李渊因听人谗言，在江南平后被贬为泾州司户的李百药，并赠以诗：“项弃范增善，纣妒比干才。嗟此二贤没，余喜得卿来。”（注：《册府元龟》卷九七。）可见他对文才的爱惜之情。
唐高祖李渊是一个平庸之主，军事上主要依靠其子李世民，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文化上除了武德七年由欧阳询、令狐德棻、袁朗等编撰一部《艺文类聚》外，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提。武德五年十二月，曾命萧瑀、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修撰魏、周、梁、齐、陈、隋史，终因未有明确的修史主旨，“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注：《唐会要》卷六三。）。怪不得王绩虽在齐王李元吉府中住了一些时日，最终还是“病归言志”（注：《王无功文集》卷三《久客斋府病归言志》。按此诗题中“斋”字当作“齐”字，即李元吉齐王府。）。武德的后几年，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四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对唐代政治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对唐代文学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与其兄太子建成、其弟元吉火并，取得胜利；同年八月，几年来一直支持建成、元吉的唐高祖李渊不得不让位，李世民正式登基即位，开启了唐帝国的新的局面。
就在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二个月，即九月，他就命令于门下省的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在弘文殿殿侧专门设立一个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而罢”（注：《唐会要》卷六四。）。这一举动比武德四年的开设文学馆，意义更大，当时文学馆的建立还只是以秦王府的名义，而现在的弘文馆则是堂堂正正的中央机关，更有影响力；另外，当时的文学馆难免有与李建成、李元吉抗争的政治策略作用，如《新唐书·袁朗传》所说的：“武德初，隐太子（建成）与秦王、齐王相倾，争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纲、窦轨……，秦王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房玄龄……，齐王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现在则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就需要有一个对国家政事（包括文治）统筹规划的参谋班子，也即“讲论文义，商量政事”，其作用与地位明显不同，无怪当时一位诗人孔绍安对蔡允恭之能入弘文馆，甚为羡艳，写诗赞颂云：“畴昔同幽谷，伊尔迁乔木。赫奕盛青紫，讨论穷简牍。”（注：《全唐诗》卷三八孔绍安《赠蔡君》。）
唐太宗李世民一上来对文化思想即采取宽松的作法，他一方面于即位那年十二月，诏立孔子后人孔德伦为褒圣侯，命虞世南特地撰写《孔子庙堂碑》（注：《金石萃编》卷四一《孔子庙堂之碑》。），以示尊重儒家；同时对佛道采取放松政策：武德九年二月，李渊曾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长安只留佛寺三所，道观二所，诸州首府各留一所；玄武门之变后，这一命令作罢。在这样的环境中，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即西行赴印度求法（注：见《广弘明集》卷二二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关于玄奘生年及西行之年，记载多歧，今从杨廷福《玄奘年谱》，并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也在这一年，于阗国以“丹青奇妙”著称的画僧尉迟乙僧也来到长安，据说后来长安城中慈恩寺塔前功德，光泽寺七宝台后面所画降魔像，都出自他的手笔，“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当时人就认为“尉迟僧，阎立本之比也”（注：《唐朝名画录·神品》下，又《续高僧传》卷三。）。这都给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带来良好的影响。
贞观二年(628)，又发生了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大家知道，李世民是很注意于隋朝亡国的历史教训的，他几次提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考虑文风，考虑诗艺，首先注重于政教的作用。但他对此并不绝对化。贞观二年六月在制订雅乐时所发表的音乐见解，是很好的例子。贞观初李世民命祖孝孙、吕才等整理隋化传下来的乐调，注意于合南北之长，即“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平其散滥，为之折衷”（注：《通典》卷一四。）。二年六月，乐成奏上，御史大夫杜淹就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杜淹认为，陈之将亡，有《玉树后庭花》，齐之将亡，有《伴侣曲》，这就是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李世民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不然。夫音声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闻之则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他这里强调完美主体的主导作用，认为声音之于人，其悲其悦，主要取决于人处于何种具体环境。他进一步阐释说：“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这样，人对于乐调的反应，取决于政治兴亡的大环境。他最后开玩笑地说：“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注：此事见《贞观政要·礼乐》，《唐会要》卷三二及《通典》卷一四。）李世民这里承认乐在一定条件下是能起感染作用的，但主要决定于政治大环境及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导作用，不能把政治得失甚至亡国罪责单纯归因于音乐。这是31岁的李世民在开国之初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纲要式论断，不止是对研究贞观时期的文治政策，就是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宽松的文治，对贞观时期的文风是有相当影响的，后来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就说：“贞观年中，太宗……留思政涂，内兴文事。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将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变风变雅，立体不拘于一涂；既博且精，为学遍游于百氏。”（注：《卢照邻集》卷六。）
就在这前后几年，也恰好是作家自然交替的时刻。“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约生于武德六年(623)，贞观三年(629)，他7岁，即传说作了那首有名的七言咏鹅诗。贞观七年(633)左右，另一位“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出生。可见骆、卢二人的青少年是在贞观时期度过的，这当有助于了解他们文学思想形成的环境。而在这几年，开国初由隋入唐的几位名家，如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朗、杜淹，及《经典释文》撰者陆德明，都相继去世。王绩原先在长安，与吕才交往，后来又以疾罢归龙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此后比较突出的，即以虞世南、许敬宗、李百药、褚遂良等为主体、以长安为文学环境的宫廷诗风。
当时唐太宗君臣，及大臣与文士，宴游唱和之风是很盛的。除了散见于《全唐诗》之外，日本还保存有唐写卷子本《翰林学士集》一卷，清季由陈矩影写携归。此集共收太宗君臣唱和诗51首，其中许敬宗最多，凡12首，其次为太宗9首，其余为上官仪、杨师道、褚遂良、长孙无忌等15人，各存四五首或一二首。《全唐诗》所收者仅为其中的12首，其余皆为中国长期失传，这对于研究唐初宫廷唱和的盛况，很有参考价值（注：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傅璇琮编）中陈尚君校辑《翰林学士集》前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
过去一般对这些上层唱和之作多持否定态度，而且还认为这就是沿袭南朝梁陈时靡艳诗风。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似应结合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来看。譬如《翰林学士集》中《四言曲池酺饮座铭》，现在可以考知即作于贞观四年二月，作者除给事中许敬宗外，署名者有沛公郑元璹、武康公沈叔安、酆王友张文琮、兵部侍郎于志宁、燕王友张后胤、越王文学陆搢（注：按越王泰、燕王祐于贞观二年二月徙封，贞观四年二月甲寅大赦，赐酺五日，而酆王元亨则卒于贞观六年六月，均见于《旧唐书·太宗纪》，从诸人所署官职，此一诗题当作于贞观四年二月。）。其中沈叔安诗有云：“天地开泰，日月贞明。政教弘阐，至治隆平。”张后胤诗有云：“公侯盛集，酺醼梁园。莺多谷响，树密花繁。”许敬宗诗有云：“日月扬彩，爟烽撤候。赐饮平郊，列筵春岫。”这看似只为一片颂扬之声，但仍有其实际内容。就在这一月，唐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颉利突厥于阴山，唐朝所占地自阴山至大漠，这是唐开国以来在西北的一次大胜仗，因此朝廷特地“露布以闻”，“赦天下”，自此，西北诸族皆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注：见两《唐书·太宗纪》，《通鉴》卷一九三。）。许敬宗诗所谓“日月扬彩，爟烽撤候”，很可能即为此而发的。又贞观初唐朝廷即大力发展中央国学、太学、四门学等，增加学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唐会要》卷三六。）。于此可见沈叔安诗所谓“政教弘阐，至治隆平”，也非空泛之言。这些，与梁陈时君臣一味以歌伎陪饮、咏声色之好，无论内容与格调是完全不同的。
从大的空间来说，当时的诗歌创作，也并非只是长安城中一些上层大臣，还有其他地区的一般诗人。除了大家所知的居住于山西龙门的王绩外，我们还可举出几个。如曾在齐王元吉府中的陈子良，后因事贬官入蜀，任相如县令，卒于贞观六年（注：参见《唐诗纪事》卷四，《法苑珠林》卷六五引《冥报记》。）。他有几首诗很有特色，如《于塞北春日思归》：“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旅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伤别》：“落叶聚还散，征禽去不归。以我穷途泣，沾君出塞衣。”
还有崔信明、郑世翼，《唐诗纪事》卷三曾记有：“有崔信明者，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世翼遇之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这是一段诗歌佳话，“枫落吴江冷”即因此而传世。崔信明于贞观六年应诏举及第，曾作几任地方官。他的诗传世的虽仅《送金竟陵入蜀》五律一首，但这首五律中的“猿声出峡断，月彩落江寒”及“枫落吴江冷”单句，是确有诗情的。郑世翼为人倨傲，他于贞观十年左右因“坐怨谤，配流巂州，卒”（《旧唐书》本传）。《全唐诗》卷三八载其诗五首，都是五言，其中《巫山高》一首颇有格调：“巫山凌太清，岧峣类削成。霏霏暮雨合，霭霭朝云生。危峰入鸟道，深谷写猿声。别有幽栖客，淹留攀桂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贞观前期，就全国范围而言，有长安上层人士的赞颂升平之音，有山西、塞北、江淮、蜀江等普通文人抒怀写景之作，贞观的诗坛也确非单调一色的。
五
既云文学流程，最好是一年一年地记录作家的文学活动及当时朝廷的文化措施，但这样做就非一篇论文所能容纳。近些年来我与几位友人在作整个唐五代文学的编年史，已将定稿的初盛唐文学卷，即618-755（天宝十四年），就将近六十万字，则平均以每年五千字计算，唐初32年就有十六万字。因此本文只能大体按时间顺序，择其重要的文学事件，加以论列。
我们在唐开国第一年即武德元年，已介绍被誉为开盛唐之音的魏征《咏怀》诗，但在此后整个武德年间，魏征却未有特别的表现，原因是他从窦建德军归唐，为李建成引入其太子府第；李世民开设文学馆，当然不可能有魏征，因此魏征未被认为是李世民政策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但李世民登上帝位后，魏征却以其卓识与直气受到器重，被授为秘书监。秘书监虽未有政治实权，却能起典籍整理的文化建树作用，其历史意义是一般的行政长官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
贞观五年九月，以魏征领衔，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参预，受太宗之命，编成《群书治要》50卷，上奏。此书的编撰，是唐太宗立国的一贯主张，就是“欲览前王得失”，吸取教训，巩固政权。他在贞观二年就对房玄龄说过：“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面墙，莅事惟烦，不徒言也。”（《贞观政要·悔过》）后几年又曾说：“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已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贞观政要·慎终》）这种在即帝位后立即自觉进行文化补课，在中国封建帝王中，是极为少见的。《群书治要》所采，“爰自立经，讫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注：《唐会要》卷三六。）。正如魏征在序言中所说：“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魏征《群书治要序》、《全唐文》卷一四一。）此书受到清中叶著名汉学家阮元的重视，被誉为“洵初唐古籍也”（注：见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二。按《群书治要》，《宋史·艺文志》未著录，则至宋元之际已失传，阮元所见是日本影本，已缺三卷（卷四、一三、二三）。阮元在提要中说：“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与近刊多有不同。如《晋书》二卷，尚为未收《晋书》以前十八家中之旧本。又桓谭《新论》、崔寔《政要论》、仲长统《昌言》、袁准《正书》、蒋济《万济论》、桓范《政要论》，近多不传，亦借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规模更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即修唐以前的梁、陈、北周、北齐与隋五朝历史，《梁书》、《陈书》由姚思廉撰，《周书》由令狐德棻撰，《北周书》由李百药撰，魏征为“总加撰定”，并亲自主持与现政权关系更密切的隋朝国史的编撰——《隋书》。如果与稍后进行并于贞观二十二年完成的《晋书》合计，则中国历史上史籍巨著“二十四史”，有四分之一是在唐贞观时期不到二十年间撰成的。
修这几部史书，不仅仅是从探索政治得失着眼，书中还从文学创作的兴衰及历史变迁总结经验教训。魏征与令狐德棻、李百药都共同对梁陈宫体诗加以严厉抨击，但他们对南北朝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还是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如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四中说：“宋齐之世，下逮梁初，（谢）灵运高致之奇，（颜）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丽藻，沈休文之富溢，辉焕炳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南北融合的主张，即：“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这点，已有不少论著叙及，本文不再多述。我这里想补充的是，这种对南北文风取长补短之见，是一种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这在唐代立国不到二十年就提出来，确实表现出一种远见，极为难得。又譬如，天宝时殷璠编选盛唐人诗，其叙中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而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标准，其中之一即是“其调也尚远”。一百年前后，其文思相合如此，也可见出唐初这些上层大臣的文化涵养。
在此之后，连续有好几部与文学有关的书编撰。如贞观十五年十月，由尚书左仆射高士廉主持，魏征、许敬宗、吕才、房玄龄等参预的《文思博要》1200卷完成（注：《唐会要》卷三五。）。高士廉在该书序中说：“帝听朝之暇，属意斯文。……以为观书贵要，则十家并驰；观要贵博，则七略殊致。”（注：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全唐文》卷一三四。）则此书之修撰，也出于唐太宗的旨意。本年左右，曾为秦王文学馆学士的刘孝孙，请长安纪国寺僧人慧净编纂一部近现代诗选：《续古今诗苑英华》10卷。所谓续，即续《古今诗苑英华》，此书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其幕府文士刘孝绰共同编集的。慧净这部书，辑梁至唐初154人诗548首，是唐初规模最大的一部诗选，也是当时开唐人选唐诗的先例。刘孝孙为此书写了一篇长序，对南北朝后期作者温子昇、邢劭、徐陵、庾信、王褒、沈炯，评价都很高。可见唐初的诗评家，对前朝诗歌，并不一概否定，他们是抱公允、开放的态度的，这点也值得注意。
与此同时，弘文馆学士褚亮与其他学士一起还编选了诗歌摘句《古文章巧言语》一卷。高宗时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序》曾提及此书，说“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一卷”（注：见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可见此书也是奉太宗之命而编的。元兢在序中虽对此书所选诗句不甚恰当有所评议，但仍可看出此书所选有不少南朝诗人的佳句（可惜书已不传）。
另外，贞观十六年，又有两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书编成，一是太宗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50卷（注：见《唐会要》卷三六，又《唐大诏令集》卷四○《魏王泰上括地志赐物诏》。），始修于贞观十二年，是一部当代地理志。可惜书已不传，现在只有辑本。另外，也在这一年，孔颖达奏上其奉敕复审之《五经正义》180卷。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对汉以后儒家经书作整理校注的一次阶段性成果。
贞观后期，文坛上的人物，又有较大的变化。如：贞观十五年，欧阳询卒；十六年，刘孝孙卒；十七年，魏征卒，曾以作赋著称的谢偃卒；十八年，王绩卒；十九年，岑文本、颜师古、慧净卒；二十一年，高士廉、褚亮、杨师道卒；二十二年，孔颖达、房玄龄、李百药卒。而在此之前，虞世南已于贞观十二年卒。这样，由隋入唐，在唐30年文学舞台上曾活跃一时的人物，逐渐离开人世。而与此同时，贞观十二年或稍后，乔知之生；十六年，骆宾王19岁，赴京洛应举，行前曾上书兖州长史求荐，表示自己即将走上“迁乔之路”，而卢照邻也已10岁，正在扬州向《选》学大师曹宪求学；十九年，李峤生；二十一年，《书谱》作者孙虔礼生；二十二年，苏味道生。而时隔两年，即太宗卒后第一年，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王勃与杨炯出生；永徽二年(651)，刘希夷生。——这样一个简表，表明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前后交替中，李世民还坚持其对文学、书法以及佛学等的爱好之情，这是较为难得的。如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他宴群臣于玄武门，乘兴作飞白书（注：《唐会要》卷三五：“十八年二月十七日，臣五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同年五月，又为飞白书写于扇上，赐长孙无忌、杨师道等（注：《墨薮》卷二：“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笔势惊绝。”）。八月，作五言组诗《帝京篇》十首（注：《玉海》卷二九：“《帝京篇》五言，太宗制，褚遂良行书，贞观十八年八月。”），其“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之句向为后世所称。就在这一年，相传他又命萧翼到越州设法赚取王羲之《兰亭》真迹（注：见《法书要录》卷三何延之《兰亭记》。）。贞观十九年，玄奘自印度返回，携回经论六百余部，二月，太宗特地于洛阳接见玄奘，并命于弘福寺译经（注：《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二十二年八月，又为玄奘所译经论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颇称颂玄奘取经译经之功，谓“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注：见《全唐文》卷一○。又参《全唐文》卷七四二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塔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同年，《晋书》修成，太宗为撰其中的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传四论，在《王羲之传》论中，表露了他对王氏书法艺术的向往追慕之情：“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种充满感情的艺术评价，正好为唐初30年文学划上一个完好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