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六十年代前期曾见过邓广铭先生。那时我在中华书局编辑部，本在文学编辑室，后因中华书局拟加快“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63年下半年，当时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对编辑部人员作了部分调整，并把我调到古代史编辑室，担任《宋史》的点校和编辑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就有时到北大向邓先生请教。但不久就掀起了政治运动，1965年秋，我随大流到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接着1966年“文革”风暴起，一切正常的文化事业也就停止。但想不到1967-68年间，忽然说要恢复“二十四史”整理，于是除了中华书局编辑部本身外，还请来了几所大学的专家学者，那时邓广铭先生也被邀请作《宋史》的点校。这几位学者（还有如高亨、唐长孺、王仲荦等）都住在中华书局旧址翠微路二号的西北楼宿舍。邓先生刚来，我到他房间去看他，他还兴致很高。食堂离住处还有一段路，他也每天三餐自己拿着碗到食堂，与我们一起排队，领取饭菜。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大约一年左右，后因1969年去“五七”干校，工作中止），但处在那一时期总的动乱中，总算也是乱中偷闲，忙中作乐，我时常向邓先生讨教点校中的一些问题，过得相当愉快。
邓先生的几部著作，我是很早读过的。我于1955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作浦江清先生助教。浦先生那时教宋元明清文学史，我一边担任教学辅导，一边研读宋代的几个大家文集。1958年夏我调到中华书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我不便于写文章，就重点搞资料工作，于1959年至1962年，先后编成《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两书，并作范成大佚文的辑集。在此期间，我就抽时间读邓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辛稼轩词编年校注》、《辛稼轩年谱》，以及他所作的王安石、岳飞、陈亮等人传记，邓先生在文献资料上所下的工夫，其搜集之广博、考析之深入，对我启示极大。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我觉得我此后的治学道路，邓先生著作的影响是不可没的。
后来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几篇文章。陈寅恪先生一生也多坎坷曲折，但他始终坚持以学术自守，“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于友朋”（《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他非常看不惯做学问的人中那种只求声誉、到处挂名的“夸诞之人”，他讽刺这种学风为“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因此他在抗战时期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极力赞扬邓先生摈弃世务，“庶几得专一于校史之工事”，并且极为郑重地说：“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正因为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对邓先生人品、学品的认识。前一时期读了邓先生的《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邓先生在自序中曾引用清人章学诚对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评论，并说“章学诚所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邓先生用较重的笔调写道：“我以为，对于今天从事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这些话作为写作规范”，并且再次强调：“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们深恶痛绝”。这几句话，确实体现了邓广铭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令人钦敬的学术风范。邓先生那种独立不阿的人品和沉潜考索的学风，是很值得当今学界研思的。由此我想起了两件事，都与书有关。
1986年，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得到高校古委会的经费资助，开始编纂《全宋诗》。我当时被邀为主编之一，经常参与编纂工作。邓广铭先生则受聘为全书的学术顾问。1989年，前五册编成，编委会请邓先生题写几句话，下面是邓先生于那年2月7日的题词：
这部《全宋诗》，搜采广博，涵容繁富，名家钜制，散篇佚作，全部荟萃于斯。而考订之精审，比勘之是当，亦远非《全唐诗》所可比拟。不唯两宋诗坛之各流派各家数均可借此而探索其源流，而三百余年之社会风貌，学士文人之思想感情，亦均借此而得以反映。因此，这部书不仅是攻治宋诗以及宋代文学史者之所必须披读，亦为攻治宋史者所必须备置案头的参考读物。
《全宋诗》前五册出版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于1991年12月28日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在京一些学者对此书作一些评论。许多先生是肯定这一成果的，当然也提了一些意见。在我印象中，邓先生的意见提得最实在、最见工力。如邓先生提到，此书第三册1835页所收李宸妃《卜钗》，出于清人所编《历代名媛杂咏》，应是清人之作，非宋李宸妃诗。这确是我们编纂中的疏失，但一般人如不细心察看，是查不出来的，由此可证邓先生在《治史丛稿》自序中所提到的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两句话：“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邓先生确实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
邓先生对《全宋诗》中范仲淹诗的整理颇致不满，他认为小传中将范的仕宦经历不分先后堆在一起，看不出升迁贬谪。又说小传的版本说明中提及的宋本《范文正公集》作参校本，但整理者是否真正看过这宋本，值得怀疑，如宋本末首是《落星寺》，但现在这《落星寺》诗却据方志补入（按整理者依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邓先生又提到北宋夏竦两首诗，一是《奉和御制读隋书》，诗中有夏竦自注，几次提到杨玄感，四库本因避康熙名讳，改作杨感，现在整理本未予补正；二是《奉和御制读五代汉史》，注中有“杜重威引契丹，临城谕之”，应作“杜重威引契丹主临城谕之”，当据《五代史》补“主”字。邓先生的这些意见，使我想起钱鍾书先生。在《全宋诗》编纂工作刚开始，我曾与北大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孙钦善同志去钱鍾书先生家，敦请他出任主编，钱先生谦和地谢绝了，但表示支持这项规模较大的文化工程。前五册出版后，钱先生给我一信，具体开列书中的问题（此事我已写一文，题《钱鍾书先生的几封书信》，刊于《人民政协报》1998年10月11日，又转载于《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这些，都可见出我们这一时代真正有学问的前辈，一方面对有意义的事业出于真心支持，同时又对学术负责，不惮烦地自己动手翻检书籍，提出严格要求（按邓先生的意见，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全宋诗》第二次印刷时已作了相应的改正）。
另一本书是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此书是邓广铭先生与张希清合作整理，于1989年9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有一年北京市要评选优秀图书奖，北大拟申报这部书，但需有校外一个人写推荐意见。当时邓先生提出：这份意见请傅璇琮同志写。我当时听了的确受宠若惊，因我自知我的学力实为不配。但既受此嘱咐，我就仔细阅看了全书。这部书我过去在搜辑宋人诗文时曾看过，但看的是丛书本（大约是《学津讨原》或《学海类编》本）。现在的新整理本，邓先生特地在书前写了一篇《略论有关〈涑水纪闻〉的几个问题》长文，把《涑水纪闻》当初的撰写，及后来的收藏、流传、印刻作了系统考述，并联系南宋初期的政治情况，及与南宋时几部史书（如江少虞《事实类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相比较，具体论述这部司马光生前尚未定稿的书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我觉得，邓先生这篇文章，作为此书的前言，不单可为宋人史料笔记的整理，也可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一个既是高水平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范本。
《涑水纪闻》的校勘确实化了不少工夫，用以参校的书，除了现存的几种主要抄本、刻本及《续通鉴长编》、《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外，据我初步统计，仅第一卷，就用了下列十种书：《锦绣万花谷》、《宋朝事实类苑》、《类说》、《宋会要辑稿》、《宋史》、《古今事文类聚》、《太平治迹统类》、《三朝圣政录》，以及《说郛》中所收书。其他卷中还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赵清献公文集》及《永乐大典》那样的大书。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邓先生对张希清同志于此书所付出的劳力，所作出的贡献，一再提及。在点校说明中，他明确地说，这部《涑水纪闻》的校勘工作是张希清同志做的，说“他在接手之后，首先把《纪闻》的各种抄本和刻本都进行了一番对比”。又说，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温公琐语》一书，为宋代其他书目所不载，现在尚有明人的一个抄本，这次即以此为底本，并与《三朝名臣言行录》及《说郛》所引录的加以对勘，附于整理本《纪闻》之后，“这项辑校工作也是由张希清同志作的”。又说，《涑水纪闻》、《温公日记》和《温公琐语》三书，原来全无标目，而《宋朝事实类苑》从《涑水纪闻》引录近二百条，则加了标题，现在整理时，即参照此例，将这三书全部拟制标题，并依先后次第编为序列号码，这也“一律由张希清同志”作的。最后还说，由张希清同志编制全书《人名索引》，“以求对参考此书的人提供一些方便”。我们知道，张希清原是邓先生的研究生，一直在北大历史系任教，他们的师生情谊很深，而邓先生在与张希清合作搞这一项目，一是共同署名，二是邓先生具体叙明张希清所做的工作，绝不掩人之功，掠人之美。这与时下有些名人动辄以主编自居，自己并不动手，却不提他人，名利全归己，比较起来，邓先生这样做，真可有针砭之力。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的是，1991年，匡亚明同志接受国务院任命为第三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并于1992年5月在北京香山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邓广铭先生以古籍小组顾问参加了这次全国性会议，并作了重点发言。今据这次规划会议《辑要》（1992年9月编印），录邓先生的发言如下，于此可以见出邓先生对我们传统文化研究所作的理论阐述与宏观审视，借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们是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唐代玄奘的唯识宗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因为没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失去了生根开花的基础。毛主席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对中国文化作了很高的评价，我们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研究好，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决不可妄自菲薄。我们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前途是光明的。
1998年5月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