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众经常读到官方对“中国梦”的长篇大论，但实事求是而言，做好梦难，做好“中国梦”更难。
在北京中央政府高度宣扬的“中国梦”里面，有一部分特别难做；“特别难做”不是指无法沉浸在“梦”的美好境界里，而是指特别难以将这部分的“梦”变成现实——这就是如何让大中国框架里“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走向良性互动。
不一样的“边缘”，不一样的冲击
对于当今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说，他们的“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是把现有的理论上和原则上的“统一的大中国”，变成铁板一块的现实。因此，大中国版图的边缘地区发生的严重紧张事件，始终是北京最高领导层的一个噩梦。
在《香港进入“新常态”》中提到的是，在那些经常令北京头痛的边缘区域中，比西藏和新疆更难处理的是香港和台湾，尽管地幅辽阔的两个西北边缘区域动辄会发生游行示威、自焚抗议、有组织的团体越境外逃、直至规模相当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据新疆南部的负责官员说，目前他们那里的“维稳开支占到公共财政的四分之一”，还不够。（参阅《凤凰周刊》2月5日报道）
香港和台湾这样处于版图东南部的边缘地区更难办，源头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在此处最重要的含义，是世界发展大潮对中国边境某一区域的冲击力度和影响深度。而其他的影响因素均与地缘政治相连接，即便这些因素初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地缘政治的显著特征。有必要解释的是，这里所使用的与“中心”对应的“边缘”一词，是就这些边境地区在大中国版图上的位置而言，并非就它们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边缘”意译自periphery，而不是marginal。
自工业革命带动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亚洲大陆的两百多年来，西藏和新疆从来没有在一个长时期内，受到过在国际社会被普遍视为属于先进的外来势力的管治，而香港和台湾却有此类直接和全方位的经历。
正是这一根本的区别，使代表中国的政府在两地回归以后，对香港（1997年）和台湾（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施行主权和治权并行的监管，但这种监管方式遭遇过、并且还在遭遇着多种明明暗暗、硬硬软软的反弹。
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刚进入2015年，不久前高票当选为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就殖民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华人几个区域的功过发表的评论，立刻在两岸三地引发火爆反响；所幸的是，也有不少理性和持平的反应。
根据几家国际主流媒体的核实报道，柯文哲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时表示（原文摘要刊登在1月29日Foreign Policy杂志的网络版），在全球四个华语地区，殖民历史越久，这个地方就越进步。他同时以殖民史为标准将华人社会文化排序：“不好意思的讲，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中国大陆好”。柯文哲还称越南文化要比中国大陆的文化更加优越，因为虽然越南人很穷，但他们总是在红灯面前停下脚步。在这番说法引起激烈争议之际，柯文哲于2月1日回应解释说，他阐述的是（几个华人地区）接触近代（即modern的日本式译法，中国大陆译成“现代”）文明愈久，社会文明化程度愈深。
台湾各界对柯文哲讲话的几种反响很值得细究。台湾的“老统派”（一贯推动两岸统一）、大学中文教授王晓波评论说：台湾人是被殖民者。日本殖民期间的种种建设，并不完全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好，也是为了方便统治和掠夺资源，评价殖民主义时应注意“主体性”。台湾反对激进台独派的青年团体“抗独史阵线”发起人林明正批评说，柯文哲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教育和建设，却忽略了被殖民者所遭到的歧视和暴行。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林鹤明替市长解答：华人地区接受殖民越久越进步的说法，“非柯文哲独创”；柯所说的是“殖民现代性”，即“开放门户势必有伤痕……但也有正面评价影响”。
依据我受到的中西教育和几十年的实地观察来看，柯文哲的评价只点明了殖民主义在亚洲造成的积极正面的影响，而没有点明殖民主义者及背后给予支持的母邦政府促成这些积极影响的主要目的，其目的并非他们当年宣传的那样，是“为了给殖民地原住民多办好事”。柯的评价也忽视了亚洲殖民地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诸多负面、虚伪、直至可憎的成本代价。
相较而言，台湾学者对柯讲话的反应，则不仅肯定了殖民主义为亚洲带来发展进步的客观后果，也明确指出殖民主义者的利己动机主体，阐明了殖民地社会进步的最初被迫性，伴随着发展和进步也存在歧视和压榨。
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功过的评价
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至今，我仍然认为马克思当年对西方殖民主义的评价，经得起历史的多维度检验。马克思的观点发表在19世纪中期，当时他已被迫离开祖国多年，在几个殖民主义宗主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头号大国的首都伦敦。他得评论基于多元的信息和近距离的观察，堪称是宏观、客观、平衡的综合；他既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雾霾，也没有落入道德主义的火锅，而是兼顾了西方和东方的漫长历史维度。
马克思高度关注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首要目的地印度和中国，他对殖民主义造成的深刻变迁评价说：“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印度）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143-150页）。而这更是理解当今香港问题的源头。
东方专制制度延续许多世代，并非该制度本身有优越性，而是依赖于其与外部世界的隔离。英国船坚炮利带来的海陆现代化交通，“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显著发展，同时是政治、文化多领域的显著进步：“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 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252页）。
马克思描述的英国殖民主义下的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发生在英国殖民主义下的中国香港，也是被同一种全球化浪潮驱动：“清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英国大炮）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离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页）。
香港于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多方面现代化洪流的地区，而不仅仅是经济贸易上进入现代化。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最后四十年（1957-1997），在经济生活、产权保障、交通通讯、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行政治理、基本人权保障、言论媒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同种族共存相处等关键指标上，香港虽然比不上伦敦，但都比中国内地的水平高，而且许多方面高出很多。这四十年期间出生和成长的香港居民绝大多数都还健在，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并且他们是目前香港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
但必须澄清，上述的绝大多数香港居民跟“港独”不可混同。虽然近来媒体上常有关于“港独”的惊人报道，任何一个长期在香港的冷静观察家，都不会头昏眼花到把这类抢眼球的行为视为社会演变趋势。如今生活在香港而把所谓“香港独立”当作政治前途理智考虑和推动的港人数量，不会比把“沪独”作为政治前途理智考虑的上海居民高出很多。英国政界头脑正常的人士，也不会把今天在香港街头挥舞“米字旗”（象征英国主权）的极少数示威者，当作制定英国对港政策考量的要素。
欧洲殖民主义在东亚已经是世界历史翻过去的一页，如同早先的“直立智人”一样，尽管它在人类进化史上极其重要。
也许某些极端主义者要反驳说，马克思也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巨大功过的评价，反映了他是鼓吹“西方价值”和“普世主义”的自由派，具有“白人种族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这些极端主义者却需要面对另一个事实：自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内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国殖民主义下的香港，从事他们理想的事业。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很多都得益于当时香港宽容进步的大环境。这个名单实在太长，不胜枚举，我们只能选极少数：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邓中夏、廖承志、乔冠华、潘汉年、夏衍、刘晓。当然还包括此前的孙中山，就连鲁迅也曾在香港的大学任职。
台湾是日本仿效英国殖民主义的先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各界精英于19世纪尾期开始，对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步步开拓取得的各项功利和影响，实在羡慕得口水直淌（参照章炳麟的说法）。日本殖民主义者中，很多人具有“亚洲至上”的抱负，相信亚洲民族的素质不比欧洲民族的素质低，于是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把白种人殖民主义驱赶走（参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里丰富的历史阐述，尤其是第一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假如他们一直坚持这个一视同仁的“亚洲至上”主义，也许他们真的能够如他们自己宣传的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亚洲民族解放事业先驱”的美名。可是他们接着做的实事，却是亚洲人殖民亚洲人的“肥水不流外人家”的野心勃勃项目。
远离大陆的中国台湾就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最早要做给世界看的“试验田”：他们力求向世界显示，亚洲人自己经营的殖民地，不逊于白种人经营的亚洲殖民地。“1895年中日战争清廷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官民哀求反对无效，乃宣告独立[于清廷]以冀望获得国际干预救援，并进行武装抗日”（张茂桂“省籍问题与民族主义”，引自《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第239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
镇压了敢于武装抗争的台湾义士后，日本就做长期发展的规划。因台湾是个大岛，主持台湾的殖民主义势力以日本海军部门为主——日本海军高官很多是留学西方的海归派，相对开明进步，不像日本陆军军官多数那么封闭守旧。所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比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大的方针和细的做法要开化通达很多。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长远目标，是要让更多亚洲区域的居民，能从原属中国的台湾在日本管治下的发展成果中“受启发”，不去抵抗日本下一步殖民主义扩张，当时东南亚也是日本的目标。
我多年困惑的几件大事中，有一件便是“为什么台湾本省人大多数至今对日本殖民主义不那么仇恨、不彻底否定？”
1980年代末我去台湾实地调研，当时距日本战败撤走已四十多年，其后台湾一直处于中国国民党的军政管治之下，不许进口日本殖民主义的宣传品，通过各级教育和文化事业高扬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打击曾跟日本联手治台的骨干。假如台湾本省居民大多数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温和态度乃至正面的记忆，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而是早年受日本的宣传而上当受骗，那么，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反复“消毒”，也该消得差不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同台湾本省的几代人的交谈中，我得到的回应是：“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业，台湾社会的开发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义尾期，台湾省的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在当时全中国各省份里面，名列前茅（详细资料可参阅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 edited by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台湾各界人士对上述柯文哲有关殖民主义的评价，虽然多有批评，但并没有全盘否定日本占领期间台湾“近代化”（即中国大陆所言“现代化”）的多种成果。
相对而言，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客观进步效果比荷兰等其它欧洲殖民主者更多一些；比较在全世界由英国开拓的殖民地中，香港的治理属于最好的一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就整体而言远比不上英国的开明，不过在日本占领的殖民地里面，台湾算是经营得最好的。如果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1850年代的十年里）对多国殖民主义的评论，他们抨击最严厉的，其实是俄罗斯在亚洲的行为，认为其野蛮和掠夺的性质特别恶劣。
所以，对于殖民主义历史，我们要仔细分析，而不能简单脸谱化视之。
“中国梦”与马克思肯定的普世主义价值
香港和台湾，得益于地缘优势，比中国内地更早、更快地卷入了现代化的世界大潮，在全球化的历史维度上，先走了好几步。邓小平具有大历史眼光，他当年鼓励习仲勋、任仲夷等人要领导广东省“先走一步”，比内地更早地通过参与全球化来推动现代化，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东南边缘跟大中国版图上的西北边缘正好相反，在比较现代化的大尺度上，新疆和西藏是“后走了好几步”。这个关键的区别使得北京的政治中心无法把对待西北边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运用到东南边缘，因为如果那样做，就那好比是把管治草原牛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用来管治海洋鱼群。
香港和台湾的几代人都得益于先行几步的现代化成果，其中也包括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成分，尽管在起始点上他们的前辈是被大炮逼迫的。时到如今，绝大多数人不会抛弃这些，也不会忘记这些，任何“爱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宣传，都无法让他们做到全盘否定被西方和东方最发达的强权长期统治取得的客观成果。
这里多讲了一点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比较现代化的历史，用意并不纯粹是作学术探讨，而要通过这些看似抽象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引出一个道理：北京的中央政府对待香港（这是紧迫任务）和随后对待台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应该置于这样的“大叙事”背景之上，因为此类大叙事是经过世界史检验的，基于大量的事实考证。否则，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批判大师，不会在很多年里反复阐述：我们对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拓展的巨大功过，不可抹杀（对此大题目愿意进一步探讨的读者，可详阅Umberto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中文译本最早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内部发行《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以及资料汇编辑：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Anne Bailey and Josep Llobera）。
北京政治中心对待香港和台湾这两个先进的边缘地区的政策，其大方向若不是与上述的“大叙事”接轨，一定难以做好。“中国梦”里面，一定要有足够开放的空间，容纳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赞赏的那些普世主义价值——那乃是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不可以跟它“对着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