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产：财富和包袱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经历汉学、宋学、清代新汉学和“五四”以后现代诗经学等发展时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每个时代的诗经学都是在其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传统学术的继承、革新和发展。

“五四”以前的传统诗经学，主要表现形式是传、序、笺、疏之学，它是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及其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产物，总括地可分为训诂、考证、义理三类内容。

训诂，是训释词语以及疏解章句，以训释为中心，发展了训诂、文字、音韵、校勘之学，称《诗经》小学，名家辈出。

考证，是对名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和有关内容的考据，版本、辑佚等学术也可以归于其中。考证学由宋至清，迄乾嘉学派达于全盛，有许多宝贵的成果，也有一些烦琐无用的考据。

义理，是通过诗旨和内容的阐析发挥伦理道德思想，它们是封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仍可以作为思想史、文化史的资料；也有一些关于诗经学基本问题的论说，如关于《诗经》的编订、流传、时代、地域、诗序、体制等等，至今仍是诗经学的传统课题。

总的来看，《诗经》的艺术研究比较少，在疏讲中有一些点评，而在文学家的其他著作和诗话、文论中有不少论述。

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人诗经学的著述约五百多部，还不包括大量的散见于经、史、子、集和晚清以来各种著述与期刊的论述和资料，这是一大笔十分丰富的遗产。

这一大笔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又是我们的包袱。说它是财富，因为它们是两千多年历代古人精神劳动的结晶，正是一代代人以毕生之力的探索，才使我们今天能够读懂这部古籍；如果没有古人呕心沥血所作出的训诂、考据、论证，《诗经》在我们面前只是一串串难以理解的文字符号；前人的范围广泛的论证，为我们打下了深入研究的基础，准备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说它是包袱，因为前人的研究，毕竟受他们时代社会思潮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难免谬误、不足和伪托。所以，在这一大笔遗产中，金玉和瓦砾、真理和荒谬、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伪冒，错杂在一起，清理精华和糟粕，并加以正确地利用，确实要用很大的力量。如果不加辨析，以伪为真，以误为正，研究就会陷入迷途。

“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首先是继承这样的一大笔遗产，而且，按时代的要求，必然要进行大变革。

二、现代诗经学开拓者的脚步

“五四”先驱者们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批判封建经学，当时几乎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他们提倡科学理论，开展自由研究，解放思想，破旧立新。在《诗经》研究领域，他们胜利地完成了由观念到方法的革新，开拓并发展了现代诗经学。

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时间内，现代诗经学取得以下主要成绩：

一、“五四”先驱者们，基本上在《诗经》研究中批倒了封建经学思想，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这次的大批判针对以附会曲解方式强加给《诗经》的封建说教，解放了思想，开拓了自由研究之路。学者们认识一致地重新确定了它的真正价值，第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第二，《诗经》保留了丰富的上古社会史料、文化史料、博物学史料，真实而可信，具有宝贵的历史学史料价值；第三，《诗经》的语言是先秦规范化的汉语代表，是研究上古汉语词汇、语法、音韵及其发展演变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语言学的价值。这一新观念，为知识界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共识，从而使诗经学发生本质的变化：由宣扬封建教化的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变为现代人文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诗经》研究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研究目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二、在文艺学研究方面，把《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是重新解释一些诗篇的诗义，对一部分诗篇（主要是爱情诗和社会诗）的题旨和内容，作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新解释，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同时，吸取和借鉴西方文艺学理论，首先比较充分地探讨其民间歌谣的艺术特点，音乐性、复沓性、即景即情的起兴、灵活的韵律；三十年代前后，进展到抒情诗的创作经验，研究《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进入四十年代前后，总结《诗经》基本创作经验的《毛诗大序》已经编进大学教材。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对《诗经》的艺术研究发展起来。

三、语言学家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诗经》的语言。这不仅仅是新术语的使用，而是研究内容扩展，分类趋向细密。在虚词、隐语、通假、双声叠韵、词汇演变、语法、修辞、音韵、文字各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进展。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闻一多，他依据文学的特质和民歌的特点，继承朴学的科学成分，借鉴西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结合兴象的研究，解释某些系列的隐语，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不仅影响了国内几代学人，其影响远及日本和欧美。

四、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诗经学领域。这首先表现于古史研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史学家在史学著作中广泛运用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解释《诗经》中的古史资料，用于研究周代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30年代初展开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大论战，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史学。从此以后各家各派的中国上古史著作，无不论引《诗经》的若干资料，连外国学者也如此。

五、现代诗经学并不一概地排斥传统，“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使学术界重新全面地检讨传统文化，开展了对古籍的整理和辨析工作。校点排印、辨伪、辑佚、目录等工作都有成绩，有些被时间淹没的有价值的著作经整理出版（如《诗辨妄》、《诗经通论》）。诗经学的传统课题，包括长期聚讼难决的几大公案（如删诗、毛诗序、《商颂》时代、民歌问题），学者们开始进行梳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解决了一些公案（如诗全入乐、风雅颂按音乐分类），表现了学术界对诗经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处于连续12年的全国性战争动乱之中，学术研究缺乏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因而《诗经》研究未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许多研究开了端尚未来得及深入和扩展。

“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经学是对两千年传统诗经学的继承和革新，它和现代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潮相结合，对传统的学术思想、内容和方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闪耀着时代的理论光辉。它开拓自由研究之路，有取有舍地辨析遗产，西学中用地借鉴外来理论和方法，从总体来看，30年来，其主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要注意到这30年中有12年全国性战争，能够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只有18年，取得这些重大的进步，是很不容易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总结经验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由研究，即思想解放，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一条是有时代理论的光辉，即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民主，就是反封建，这就有思想性、战斗性，科学，就是反迷信、反谬误求真求实。

三、“前十七年”的得与失

1949年以后的《诗经》研究，是“五四”以来现代诗经学的延续，它的行程是艰难地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学者一部分在大陆，一部分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在继续研究《诗经》，并传承给下一代学者。从总体来看，两岸同源，都是“五四”开拓的现代诗经学在各个研究方面的继续深化和扩展。

从50年代起，中国大陆《诗经》研究，就主要方面而言，最显著的特色是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这是起支配作用的方面；另一方面，过去传承下来的资料、课题、方法仍然产生传统的巨大作用。这两个方面，有时结合或相安，有时则撞击或排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人们对它的接受有不同的心理基础，学习的程度有深有浅，领会有正有误，在具体运用时便表现出各种形态，产生各种偏差，仍至难以克服的矛盾。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四十多年的《诗经》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发展阶段，称作“前十七年”，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称作“新时期”。在“前十七年”和“新时期”之中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那是发展停滞乃至大倒退、大破坏的一段人类文化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前十七年的头几年，百废俱兴，学术文化事业曾呈现兴旺繁荣的景象；而随着政治运动频繁起伏，后几年的学苑，百卉萧条，一花独秀。总结“前十七年”现代诗经学的进展，其比较显著的成绩主要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五四”现代诗经学传承的继续，首先最明显地表现在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一大批学者继续他们原来的课题研究，如于省吾《诗经新证》、黄焯《诗疏平议》、张西堂《诗经六论》、陈子展《国风选译》和《雅颂选译》[①a]等专著以及顾颉刚、周予同、朱东润、王力、钱钟书等老专家的论文和著述，他们对传统的传、笺、疏、注有所订正、补充，或对诗经学公案进行梳理和研讨，或对诗学有所发明。即使在后几年逐渐封冻的时期，他们仍闭门潜心研究，如王力撰写《诗经韵读》。他们又传承了下一代学者，使传统的学风绵延不断。

二、50年代初有计划地整理校点古籍，准备全面地清理遗产。这个阶段校点重刊的《诗经》古籍8种，（还有若干种制版未及付印），开始重印的大多是有重要研究价值而未能广泛传布的著述[②a]。同时也开始重印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经学名著9种，如闻一多的3种、朱自清《诗言志辨》以及俞平伯《读诗札记》、郭沫若《卷耳集》、刘大白《白屋说诗》、李长之《诗经试译》等，并建立了闻一多遗稿整理机构，整理发表其《诗经》遗稿。这些工作表明了当时重视清理研究遗产，其方向、总体规划和基本方法都是正确的。

三、确定了在全民普及优秀古典文学的方针，《诗经》被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源头而受到重视，出现了大量比较通俗的《诗经》评价的文章和小册子，普及《诗经》基本知识；同时，多种《诗经》选注、选译、解说也相继出版。依据当时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教育的要求，对选取的作品进行指导阅读的分析，这主要是社会诗、讽刺诗和一部分优美的情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赏析文章，《硕鼠》、《伐檀》编进中学语文教科书。这些工作，大大地促进了《诗经》在社会的普及，提高了人民对《诗经》的认识。例如余冠英的《诗经选注》、《诗经选译》的发行量超过一百万册，其它普及性的读物也大多在一、二十万册以上。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诗经》有这么众多的读者。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对诗经学以后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四、通过对《诗经》作品的鉴赏分析，带动了《诗经》艺术的理论研究。文学理论家运用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分析方法，强调《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讨赋、比、兴的艺术经验。在大学文学理论课程中，“赋比兴”列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章节，表明《诗经》艺术的研究已上升到理论的概括。

五、在历史学领域，《诗经》中的史料在所有的上古史研究著述中被普遍地研究利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因《噫嘻》等诗关键性词语的理解不同，在史学界展开一次大辩论，同时也出现了通过《诗经》研究周代社会形态和民俗的论著；从五十年代起，也出现了研究《诗经》中的农作物资料、天文资料、自然地理资料的论著。尽管这些研究有些迄今未能作出一致认同的结论，有些研究还存在比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学说的弱点，但《诗经》的丰富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它不仅被广泛运用于人文科学领域，也进入自然科学史研究领域。

以上只是《诗经》研究在“前十七年”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我们必须看到同时又存在缺点和不足，有些缺点而且发展成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不能正确解决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过分地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并由此而进行政治干预，而且，政治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在《诗经》中寻找“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东西，的确是太少了，因而许多研究课题取消，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中断，一些课题甚至被列为禁区。

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门学科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的东西都不能存在，而且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党性、人民性、现实主义（包括积极浪漫主义）作为对文艺作品取舍的原则，要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政治标准来分析作品的内容，因而，《颂》和《雅》的一部分被作为“糟粕”而摈弃，全部《诗经》被肯定的已经不多了。

三、因而，形而上学地以偏概全，“《国风》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诗经》是古代民歌总集”之类不科学论断通行无阻，庸俗社会学盛行，出现了《月出》是奴隶主杀害奴隶，《北风》是奴隶大逃亡之类梦呓，而且，堂而皇之登上论坛。它们实际上是以新的谬误代替旧的谬误，以新经学代替旧经学。

尤其严重的是，这种学术上的过左思潮又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相结合，大批学者从学术论坛上相继消失。虽然60年代初曾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而且不久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学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诗经》也被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四、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欢呼着迎接科学复苏的春天。

新时期拨乱反正，学术研究复兴，经过全民性地检讨过左思潮的危害，终于将政治与学术分开。从总体来看，出现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诗经》研究又迅速发展。据统计，从1950年至1992年，大陆出版的有关《诗经》研究的著作和在各种报刊发表的论文?总数约2400目，其中约四分之三产生在1980年以后。

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的发展情况，基本上是良好的，这从以下五个方面可以证明：

一、“前十七年”被中断了的研究课题全面继续，其具体表现是：

第一，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的老专家专著相继出版，如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黄焯《毛诗郑笺平议》、朱东润《诗三百探故》、陈子展《诗经直解》、王力《诗经韵读》、钱钟书《管锥篇》诗经部分，以及徐仁甫《古诗别解》、郭晋稀《诗经蠡测》、张松如《商颂研究》等等。[①b]这些著作以深厚的功力，在训诂、韵、诗义诠释诸方面取得创造性的进展。

第二，在《诗经》史料和周代社会研究、语言学、研究学史、诗经学基本问题等方面，相继出版了一批被评论界认为是代表当代时代水平的专著。[②b]人们较少提及的，我认为赵光贤的史学著作《周代社会辨析》，较多论引《诗经》的史料，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专著。

第三，关于诗经学的基本问题和几大公案，十多年来不断有重新探讨的文章发表。对《诗经》的流传上朔到春秋、战国时代及诸子用《诗》，以董治安的系列论文征引论证最为详赡[①c]。对赋、比、兴的研究，正本清源，与文化学研究相结合，如赵沛霖《兴的起源》达到一定的深度。[②c]对诗经学的四大公案（孔子删诗、毛诗序、《商颂》时代、民歌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也突破前人水平，取得重要的进展。[③c]

二、注释、今译、鉴赏之类著述继续涌现，质量有所提高。

第一，十多年来，新出版的全注本、全译本二十部，代表作除陈子展《诗经直解》，如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④c]各有特色，高著时有新解，袁著征引详赡，资料丰富；王著自成体系，于词义颇多发明。

第二，近几年，《诗经》“鉴赏辞典”出版了五种，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一部分爱情诗和讽刺诗，而是全部进行分析研究。通过研究增进了对三百篇的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以历史的眼光，渐趋一致地也肯定了《颂》诗和《雅》诗的价值，表明在认识上发生了大变化。

第三，不着边际的“新解”、臆说大大减少，庸俗社会学的流弊由盛而衰，逐渐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学风。有的绎释态度较为严谨，博采众说，精心辨析；有的赏析文章质量较高，有所发现。经过这些努力，深化了对诗义的理解，大多题旨的解释可成定论。

三、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正在多方位地展开，主要有三大项内容：

第一，古籍整理，校点排印《诗经》名著十多部，选用好底本影印十多部，其中包括从国外购进流失海外的孤本影印（徐光启《诗经传稿》）、发掘很少流传的著作予以校点重排或影印（《毛诗质疑》、《诗切》），辑佚一部（王安石《诗义钩沉》）。过去我们对明代诗经学的评述，多以其空疏略而不详，经过对明人一批著述的整理研究[⑤c]，充实了我们的认识，补充和修正了某些观点。

第二，编纂《诗经词典》两种、集说集解、索引、目录共七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三，对与《诗经》有关的出土文物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阜阳汉简诗经、吐鲁蕃义熙写本小雅郑笺残卷、东汉鲁诗镜、敦煌文卷、运用殷墟甲骨卜辞，并考察毛苌讲学的河间诗经村。

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中外文化交流，翻译外国的《诗经》研究论著，增强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开阔了视野，引进了新观点、新方法论、新的研究角度，从而扩展了诗经学研究范畴，这些最明显地表现在：

第一，《诗经》研究中引进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民歌学等等相综合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正方兴未艾。

第二，比较文学的方法已较广泛地运用，如与日本古诗、印度古诗的比较研究，以及将《诗经》与楚辞、汉乐府等的比较研究。

综上所述的四个方面，新时期的《诗经》学者，在解放思想、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前进途程中，展开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

我们毕竟曾处于几十年的封闭状态，又从十年动乱中艰难走过来，特别是学术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决不是十几年就能够全部解决的，一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兴盛和实现一个学科质的飞跃，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左的思潮统治学术领域时间长久，渗透到各个方面，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理论上、潜意识上，乃至学术事业的组织管理上，其残余影响尚待进一步肃清。

二、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研究，在方针明确之后，主要是要通过学者的个体精神劳动来实现，学者本身的素养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老专家逐渐凋零，虽然有一批素养较高的学者，诗经学广阔丰富，有些研究项目显然将后继无人。目前还有相当一批研究者的研究起点低，产生低水平的重复，显示出掌握传统资料和关联学科知识的功底浅，论文力度薄弱，缺乏当代理论思维的光辉。因而，培养一代新人，是十分重要的，不然将发生断层的危险。

三、任何精神劳动的产品必须解决它的物质载体问题，推动《诗经》研究的继续发展，必须解决它的论著、论文的出版、发表和促成古籍整理规划的实现。这个问题，现在已成为繁荣诗经和各种人文科学研究的最突出的矛盾。

五、我们所了解的台湾的《诗经》研究

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分隔海峡两岸，其中三十余年音信不通。但是，学者之间是没有政治界限的，我们一直把台湾同行作为共同为弘扬祖先文化而奋斗的兄弟。近年来的互相交往，骨肉重逢，使我们倍感亲切。

据我们的了解，海峡对岸的传统文化研究，一直较为兴盛。据林庆彰主编的《诗经研究目录》，1950—1990年台湾（包括香港）的诗经学著作和论文共约3000余目，其数量超过大陆40%。

从总体来看，海峡对岸的诗经学，也是三、四十年代现代诗经学的延续。落脚于台湾的老一代学者，也带去他们在大陆时所研究的课题、所积累的资料，这些课题和资料，本来与政治并无联系。他们继承科学、民主的精神，继承朴学、现代语言学、现代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诗经学的广阔范畴内探幽索微，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大致地说，台湾朋友对传统继承较多而批判较少，基础研究较多而新理论、新领域的开拓较少。许多学者的研究，精审详当，立论切实。就笔者所知，取得以下显著成绩：

一、首先是在传统文化研究具备自由研究和社会重视的条件下，继承了传统的优良学风。胡适、钱穆等前辈专家，都是国学大师，又具有西学功底，他们倡导尊重传统而不盲目崇拜，注重实证地科学辨析，在搜罗丰富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自由研究，力求有所发明。这种学风成为主流，屈万里、潘重规、裴普贤等诗经学专家不仅有丰硕的成果，而且传承了两代学人，他们的建树是属于全民族的。

二、台湾同行的研究是全方位和多层面的，其中较为重视诗经学基本问题、诗经学史及历代名著评介，而且起步早，范围广、成果多。如对汉今文、古文之争的宏观上的评述和各派代表著的具体研究，对汉、宋之争的梳理，都做到资料丰富，立论有据，有些研究内容在大陆还是空白（如赵制阳《诗经名著评介》、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糜文开、江乾益的齐诗研究等等），对明代诗经学的研究超越了前人“明学空疏”的成说，具体评述了明人著作，诗义诠释，既尊重旧说又不落巢臼，博采众说择善而从，有些说解已为大陆学人引用（朱守亮《诗经评释》）。

三、文献整理、辑佚、辨伪、目录索引，台湾同行做的工作数量比较多，程元敏的王安石《诗经新义》辑佚，较大陆邱汉生辑佚本内容丰富、考据较精确；林庆彰考证《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伪作撰者是王文禄而非丰坊，他主编的《诗经研究目录》，是收罗近百年来研究论著目录较为全备的第一本书目，都很有价值。台湾同行对敦煌诗经卷子的较多的研究，也是大陆基本撂荒了的项目。

四、关于语言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已经形成现代诗经语言学这一学科分支，其特点是把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朴学的传统方法和民俗学理论融汇在一起，陈新雄的言韵研究、竺家宁的句法研究、余培林的《诗经正诂》都给我们有益的启发；季旭升《诗经古义新证》在大陆的《诗经》语言学者中很受赞扬。

由于两岸恢复交住不久，以上所见，当然很不全面，难免挂一漏万。

总起来看，海峡两岸的《诗经》研究同源而并未异流。滔滔大江奔流，因受到阻挠，在前进中分成两股，你在这边走，我在那边走，进入平坦的原野终将合流。上海陈子展和台北潘重规两位先生都研究《毛诗序》，他们辨析相同的资料，都作出“卫宏诗序另为一书”的一致结论，就是明证。两岸的研究都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诗经学的继续，都作出了贡献。若干年后的学术史，是必然合在一起叙述的。林庆彰编的《目录》将它们完全综合合编，是很有见识的大家风范。

六、《诗经》研究的转型期

从90年代初期起我们已经进入《诗经》研究的转型期。

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经学本身矛盾运动的必然发展，这是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深化的必然发展，这是推进学术研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的进步的发展。

正在进行的转型儸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一、《诗经》研究是多元的，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向前发展。

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方法论，不能只提倡一种研究模式。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无疑地，对于认识事物，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各门科学又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和规律。所以，我们又必兴尊重诗经学本身的特质和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诗经》研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诗经》的特质是什么呢？它是用先秦汉语记录的中国上古时代的一部诗歌集，是出自各阶级阶层的作者而比较全面地反映周代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具有文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和文化学的多重价值。在两千余年诗经学独特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例如必须讲究训诂、重视考证、研究历史和文化思想史等），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传统理论和方法，我们都应该予以继承和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代表十九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一百多年来，社会在进步，科学和人类理论思维较马克思时代又大有丰富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也要丰富和发展，不能僵化。我们必须吸取人类理论思维的新成就和科学各学科的新知识，丰富和提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借鉴各种新经验和新方法论。所以，我们的《诗经》研究的方法论必须是多元的。

我们的研究模式也是多元的。从传统的注释型、考据型、点评型到现代的社会学分析型、艺术鉴赏性，又发展了近年的比较研究型、综合研究型等等。这些多样化的研究模式，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内涵和作用，因而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传统的模式可以革新，传统与现代可以结合，新时代的一代学者应该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一切优良经验的集大成者。

二、开展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诗经学的范畴已经大大扩展，它具有多学科的、跨学科的性质，而且在现代，每一学科又分支细密，各学科及其各分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因此，我们必然要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地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当前已经展开，并正在向纵深发展。所谓全方位，指文艺学的、语言学的、历史学和文化学的各分支所包涵的众多课题；所谓多层面，指表层和深层，普及和提高；所谓多角度，指历史和现实，正面和侧面。所有这些内涵，都值得研究。那种认为《诗经》研究已经难找题目，或者认为除了新方法论和新模式，其他方面都已“山穷水尽”的观点，经这几年的研究实践证明是缺乏根据的。

三、借鉴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论，扬长避短。“五四”时代，我们学习外国进步的新观念、新方法论，如现代科学思想、现代民主思想以及文学理论体系、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都有众多的吸取，推动了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变革。成为大陆近半个世纪学术文化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学来的；强调党性、人民性、现实主义、典型性、形象思维等一套文艺批评鉴赏的理论、方法和模式，是从前苏联移植来的。近年流行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等，开始也是从西方引进的。80年现代诗经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对西方新观念、新方法论不断吸取、借鉴、撞击乃至融合的历程。新观念、新方法论的吸取，曾经和正在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推动我们的进步。自我封闭，曾经使我们的观念僵化、研究模式定型化，在世界文化日益丰富和相互交流逐渐扩大的现代进程中，显然违背了学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凡是对《诗经》研究有用的一切新观念、新方法论，我们都应该“拿来”，这已经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

根据现代诗经学80年的发展经验，尤其是1949年以后我们走过的弯路，吸收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论，首先必须与《诗经》研究的实际相结合，只能借鉴，不能生搬硬套；要辨其得失，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囫囵吞枣。50年代以后盛行的文学批评方法，通过对作品时代背景、作者思想和人格的认识，分析作品的思想、艺术各个方面，是可取的研究方法，对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也不失为一种可用的方法，但是脱离《诗经》的时代和许多诗篇的实际内容，按照文艺理论批评的党性、人民性、现实主义原则生搬硬套，便由艺术教条主义发展为庸俗社会学，对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弊害。

新时期以来国外《诗经》研究的一些新观念、新方法论在大陆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研讨它们的得失，是完全必要的。如美国学者王靖献《钟与鼓》，以比较文学方法和帕利—劳德理论来研究《诗经》，注意《诗经》中大量存在的“现成词组”和“现成思路”现象，并由此而探索和发明其“兴义”，有其“得”；但通过《诗经》与欧洲古诗对比，论断《周颂》、二《雅》都是口头词组诗—口头文学创作、《载驰》口头词组率达百分之八十因而产生时代最早等等，并不符合《诗经》的实际和中国诗史；帕利—劳德理论本身有自相矛盾的缺陷，中国上古的《诗经》有不同于欧洲中古诗歌的特点，他的“失”，就在于把不具备普遍性的、尚不完全成熟的理论硬套在《诗经》研究上。再如正在大陆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从本世纪前期的法国的葛兰言到本世纪后期的日本学者，他们以异文化、跨文化的视点比较系统地探索《诗经》的深层内涵，丰富了我们对《诗经》的认识，是其“得”；但是各民族的文化及其发展，有共性，也有个性（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在共性的比较中可以有所发现，不了解差异，也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结论。文化人类学也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而且他们对中国古代史、古代文献、词语理解等几个方面都有疏漏，是其“失”。我们只有辨其得失，才能扬长避短。

四、诗经学的基础研究仍然处于重要地位。

据以上所述，一些传统的研究课题，如基本问题、诗旨、词语训诂、名物考证、异文、辨伪、辑佚以及古籍整理、文献目录等，仍有它们的重要性。这是诗经学的基础研究，它们不是“山穷水尽”了，而是要在新起点上进行。所谓新起点，就不是对过去研究的低水平的重复，而是在我们时代科学文化新水平的基础上，利用各学科发展的新成就，对过去丰富的研究遗产加以审视和辨析，存其正，辨其非，解其疑、补其阙，把基础研究做得结结实实。对诗经学研究遗产的全面清理，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多元的、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层面、多种模式的研究，是《诗经》研究转型期的特征。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位学者，只能在这工程中完成一部分工作。因此，中外学术界必须加强团结合作，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努力协作，把现代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中国是《诗经》的祖国，它产生在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我们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①a于省吾《诗经新证》载《文史》第1、2两辑；黄焯《诗疏平议》撰成于1959年；张西堂《诗经六论》1957年，商务印书馆；陈子展《国风选择》1955、《雅颂选择》1957，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②a如顾颉刚重新校订他校点的《诗疑》（王柏）、《诗经通论》（姚际恒），他主编的《古籍辨伪丛刊》还校点了朱熹《语类》诗经部分、郑樵《诗辨妄》（辑佚）等。此外还有《风雅逸篇》《古今风谣》（明、杨慎）、《诗比兴笺》（清?陈沆）、《诗义会通》（清?吴闿生）《诗广传》（清?王夫之）、《诗经通论》（清?皮锡瑞）等，上各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

①b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1982，中华书局。黄焯《毛诗郑笺平议》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朱东润《三百篇探故》1981，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子展《诗经直解》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王力《诗经韵读》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钱钟书《管锥编》1986年，中华书局。徐仁甫《古诗别解》1984，上海古籍出版社。郭晋稀《诗经蠡测》1993，甘肃人民出版社。张松如《商颂研究》1995，南开大学出版社。

②b见徐志啸《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研究》（《文学遗产》1995，2）：“对《诗经》的专题研究，其中代表著作为：张西堂《诗经六论》、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王力《诗经韵读》、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各有特色，代表了当代《诗经》研究的时代水平。”

①c代表作有董治安的《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均收入其论文集《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5。

②c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c这个问题，见拙文《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讲演稿。1996。

④c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王宗石《诗经分类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⑤c如钟惺、徐光启著作的出版，以及程俊英、费振刚等人对明代诗经著作的研究。见程文《徐光启的诗经研究》（《中华文义论丛》1984.3）、费文《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第一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