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诗经》研究，经历着由传统诗经学到现代诗经学的重大变革和划时代的进步。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中国诗经学的进步变革就具有世界意义，世界各国的诗经学也在变革和进步。
在中国，尽管在艰难的发展过程中曲折前进，中国学术界战胜了封建传统观念、“全盘西化”思潮，克服了庸俗社会学和狭隘保守的自我封闭状态，确立了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民族的、大众的现代诗经学。只要把20世纪初国学大师们的《诗经》著述与当代学者的论著相比较，就会明显地看到这巨大变革的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中国现代诗经学进入兴旺发展的新时期，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在90年代中期左右的时间，又进入新的转型期。
我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会议的开幕词中，对这个刚开始的转型期基本特征，概括地提出如下的认识：
这个转型期的基本特征，现在看得非常明显了。简略地说，就是多元化，即以多种多样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向前发展，开展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多文化和跨文化的研究；既继承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优良的传统，又借鉴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论及其优秀的成果；既注意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又重视加强基础研究。
任何学术研究，必然是对传统研究的继承、革新和创造性发展。21世纪的诗经学必然首先是20世纪末开始的这个转型期的延续、深入和拓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诗经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的《诗经》学者也承担着这个使命。
《诗经》不单纯是一部古老的诗集，更重要的，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诗经学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是文学作品，需要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它是历史资料，需要进行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研究；它是先秦汉语的主要代表，需要进行文字、词汇、音韵及探讨其演变的汉语史研究；它的博物记载，又可以进行博物史的研究；它记录的社会生活属于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已经引起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潮。这样多学科的研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其优良的成分，对于促进多学科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承认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也就是承认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方法论。在当前，这首先关系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理论，几十年来为我们真诚地接受，并且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了中国的面貌，在学术研究中指导了科学的进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人类理论思维一切优秀成果在19世纪中叶的科学总结和创造性的发展，它的基本原理是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确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不能因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曾经泛滥一时，而怀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因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恰恰都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正是维护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一般原理，即认识的共同规律，而各门学科又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有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资料、课题和发展的具体规律。我们必须尊重各门学科的特质及其具体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未对各个实际中的具体问题作出现成的结论，把它生搬硬套到研究具体的问题上来，只能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不能不引以为戒。
新世纪的《诗经》研究，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诗经学的具体材料，解决具体问题。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的指导理论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19世纪人类理论思维所达到的高度，一百多年来，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继续进步，较马克思主义时代都有丰富和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要丰富和发展，防止僵化。对有关《诗经》研究来说，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历史语言考证、实证主义、比较文学研究、意象研究、原型研究、帕利——劳德理论、文化人类学研究等新观念、新方法论，也传入中国，进入中国现代诗经学。认为只有这些新方法论才能发展现代诗经学，当然是错误的；视之为“旁门左道”，予以排斥，也与多元化的格局不合。其实，古今中外每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和内容，对其研究对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正确或接近正确的认识，有其科学价值。台湾学者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论，在诗经学的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考证以及辨伪、辑佚、文献整理等领域，也取得重要的、乃至突破性的成果。西方学者的各种新方法论，都拓展了诗经学领域，丰富了对《诗经》的认识。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无矛盾，其科学原理是相通的。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借鉴各具体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有何不好？
多方法论、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必然要求研究模式多样化。模式是表现形式，首先由所要表达的内容来决定。从传统的注疏型、考据型、点评型、问答型、辨说型，到现代的译注型、分析鉴赏型、专题论说型、综合评述型、札记随笔型，等等，每种模式都有其研究的层面和内涵，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些年到处是长篇大论，文章越做越长，于是，把本来单薄的内容加水稀释，迫使读者读许多早已熟知的叙述，得到的新见解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文风源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主张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价值不在长短，一字一词的正诂、言之确凿的一得之见，都是学术贡献，写好一篇有科学性和可读性的鉴赏分析，又谈何容易？现代化加快了生活和工作节奏，时间更加珍贵，我们继续提倡实事求是的文风，新世纪将更加欢迎提出新见的短小精悍的文章。让作者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选择表现的模式吧！当然，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原有的模式可以革新，传统与现代化结合，也会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
多方法论、多层面、多学科的研究，拓展了诗经学研究领域，也将更加突出诗经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诗经学的词语训诂、诗旨、名物考证、韵读、异文、辨伪、辑佚以及诗经学基本问题、学术史和古籍文献整理，都存在许多难题、公案和空阙。有人说诗经学基础研究已被前人做完，是一种无知的误解。即使只从诗经小学而言，乾嘉学派及其继承者也还留下一些他们争论难决和未曾发现的问题，20世纪学者又继续做了一百年，能说完全搞清楚了吗？随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展，文本研究更加重要，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试想一下，如果误解文本，以此为材料而构筑的华厦怎能牢靠？外国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所常常发生的失误，就在于他们对《诗经》文本的误读和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误解。现在，大家的认识已经一致：没有基础研究，便没有后劲，没有开拓和创新。
20世纪的古文字研究领域硕果累累，解读了清代学者见不到的许多金文、甲骨文资料，考古发掘还提供了古代残简、残本、敦煌卷子、实物等新材料，以后还会出现。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材料应用于诗经学。我们解读的古文字和获得的新资料都会增多，在21世纪中必将继续研究。
就以上而言，21世纪的诗经学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学者们通力合作，分工协作，通过学会组织、年会、通讯和出版会刊，把研究工作组织起来，加强学术交流，沟通研究信息，实行学术民主，开展百家争鸣，当前，整个学术环境很好。孙行者头上的紧箍咒拿掉了，任凭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这个孙行者做了“万斗胜佛”。让我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通过学术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把21世纪诗经学向前推进。
《诗经》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从中古时期开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诗经学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历代不衰。从18世纪开始，诗经学又是西方各国汉学的热点，迄今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世界各国都有众多《诗经》的译本、论著和名家。他们对《诗经》进行的异文化、跨文化研究，确有不少创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学者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和相互交往。中国诗经学会与日本诗经学会、韩国诗经学会以及越南、蒙古、新加坡、澳大利亚、南洋和欧美各国的学者建立了经常联系和良好的友谊；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建立了同胞兄弟的情谊。学术无国界，学术无政治界限，任何学者的科学成果都属于全世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全世界范围内的诗经学将趋向一体。从这个实际出发，中国学者应该面向世界。
面向世界，就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扩大友好联系，译介他们创造性的成果，借鉴他们有科学价值的观念和方法，取长补短，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促进研究的深化。同时，也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推向世界，在全世界的诗经学进展中发挥《诗经》祖国的学者的积极作用。在相互交往交流中，我们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平等友好的态度与他们共同研讨问题。
面向世界，就要研究《诗经》在各国传播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人家的情况不了解，如何深入地交流呢？进一步还要与他们一起，总结各国诗经学的发展过程，推进诗经学在世界的发展。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只是刚刚起步，确实有许多工作在21世纪要做。面向世界，还要加强与各国学者的合作。1997年在桂林举行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中国诗经学会和日本诗经学会共同发起并成功举行的。各国的学会会刊、文集也互相发表论文，双向译介出版论著。中国诗经学者组织的首次研究成果评奖，有几个国家的学者参评并获奖；这个活动得到新加坡学者的经济支持。在中国诗经学会支持下，山西大学出资出人建立了诗经研究资料中心，面向国内外服务。我们计划与各国合作，继续组织国际性的阶段性的学术评奖，并规划和组织各国学者参加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些活动将在21世纪逐步展开。
面向世界，又必须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一句很好的名言。我们是向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所以必须尊重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传统，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世界多元化的文化中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1世纪的科学仍将飞速发展，中国学者不能总在后面追赶。尖端科技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史，在资料上，在对《诗经》内涵的了解上，较之别国学者都有优越条件，起跑线是不同的。面向未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应该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面向未来，首先要看到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和人们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使《诗经》的精神财富，更普遍地为广大人民所有，运用各种手段如电视、电子图书、普及性出版物、讲座、音乐等，使之广泛传播。这是诗经学术持续兴盛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创造性地编撰《诗经》文本的各种选本、全本、译本。作为新世纪的读本，它应该在词语注释、解析和译文各方面，集中吸取古今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科学性、艺术性并重，创造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诗经》的传播。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新世纪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外，要进行的大型工程至少要包括以下项目：
一、与普及型的《诗经》读本不同，需要编纂以《诗经》文本为基础的三百篇逐篇注释与题解的“资料长编”，供研究者使用。从历代文献资料中选择、比较、验证，求其正，黜其非，存其疑，既不是“有闻必录”，又把具有科学价值的和可备一说的成果汇集起来，作为继续研究的起点。
二、《诗经》资料浩若烟海，分散各地，世界上哪个大图书馆也藏不全，哪个学者也找不齐、读不完，所以有必要编选《诗经要籍集成》，附各书的提要，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这项工程，中国诗经学会本来已与出版社签约，现在一半稿子还压在出版社，进度因出版费用而搁浅。
三、在第四届国际会议上，几位学者建立编纂《诗经研究全书》，汇总历代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就各学科、各课题，分门别类重印。这也是总结过去、着眼未来的有远见的举措。
四、学术史研究是学术发展过程的分析和总结，目的是继往开来。《诗经学史稿》的编撰是不可少的工程。时间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末，广涉各个学科，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探讨规律，明确存在的问题，并包括《诗经》在国外的传扬和研究，这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多卷本巨著。
所有这些21世纪的工程，都不是某位大师、几位专家所能独自完成的，也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全部完成的，需要21世纪的学者长期分工合作。
中国学者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现代化，首先是投入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进军，以学术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当然，不能把人文科学和基础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简单化，它的作用从来不是直接的。我们肩负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我们的科学性的研究成果，将作用于有关的各级学校的课程，推动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作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文艺的进步发展；而我们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可以推进改革开放；通过两岸学术的一体化也可以促进祖国统一。
现代科技手段已经进入人们工作的操作过程。《诗经》研究网站的建立和向全球开放，已不是遥想的未来，大约在新世纪的前期就可以实施完成。为此，中国和各国学者又要进行网络内容的编制、输入和管理。
现代科技毕竟只是提供科学研究手段，研究仍然是研究者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只能产生于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依靠的是研究者的学养和勤奋。网络上的内容都是智力结晶，例如输入《诗经》古籍，就要进行版本学、校勘学研究以及细致的标点、注释等工作，输入几千种著作就必须分工合作；输入研究文献，首先要有目录索引，只就现代诗经学来说，编制这一百年来的中外目录，并按目把它们一一输入网络，又要许多人合作做多年工作。
现代科技向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手段，促进科学研究快速发展，同时也促进自由竞争。科学总是在比较、辩论和新陈代谢的竞争中向前发展的，每个研究者的学养、意志，都要经过这个考验。面对优胜劣汰的进化法则，唯一的出路是自强不息。
面向现代化，不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人的素质的相应提高。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首先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认清人类历史和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认清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为建设新时代文化发挥作用。面向现代化，就是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发展和提高世界诗经学的水平，为世界和平、民主、繁荣和进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落后于这个时代要求，那么，纵使有全新的现代化研究手段，仍将一事无成。
21世纪科学殿堂已经敞开大门，闪耀着万丈光芒，向我们招手，呼唤我们挽手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