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仙”李白那“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的《蜀道难》，以其无穷魅力，吸引着历代读者去索解与寻味。千百年来，人们采用注、疏、分类补注等方式，考察字词句篇，研究创作时地，分析主题理念，鉴赏艺术神韵，衍生诸多韵味深长的《蜀道难》“文字阐释”文献。与之相应的是，明人沈周另辟蹊径，以点线、色彩、构图、布局等手段，将自我对《蜀道难》的理解与认识外化为图像，创作设色山水画《蜀道难图》，实现该诗由“文字阐释”向“图像呈现”的形态嬗变，在后世产生广泛影响。对之进行考察，能形成关于李白《蜀道难》理解阐释传播问题的立体性认知，丰富古代文学的“文—图”观照视域。
据现存文献，沈周于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廿日书写《蜀道难》，并绘制图画，由是生成书画合璧形态的《蜀道难图》，并在士林多有流传。
与沈周同时代的刘珏（1410—1472年），就创作有《题沈石田画蜀道》诗，其文曰：“休文病起酬清兴，漫拟王维《剑阁图》。鸟道入云人不度，雪中惟有冻猿呼。”（刘珏《完庵诗集》卷下）可见沈周所作之“蜀道图”，在当时已有流传。不过，由于此诗对图像内容描绘较少，故难断定其所题咏者，究竟是沈周的《蜀道难图》，还是他的《剑阁图》。
入清后，沈周《蜀道难图》为王时宪（1655—1717年）所收藏，其同年黄越（1653—1727年）、吕谦恒（1653—1728年）以及“瀛州七子”之一的边连宝（1700—1773年），皆有题画诗传世。黄越《题同门王若干藏沈石田〈蜀道难图〉》诗有“初展万峰攒，细玩恣幽赏。危磴半空悬，飞瀑山山响。幞被缘沿上，鸟道人来往”诸语，吕谦恒《为太仓王若干题家藏沈石田所画〈蜀道难图〉》有“栈影微茫入碧空，石痕钩距攒峰锷。下临无极高矗云，行人蜿蜒出丛薄”诸语，边连宝《沈石田〈蜀道图〉》诗有“中央断绝两峰峻，天梯石栈相钩连。竹篾缚桥驾深谷，乘危驭朽寒生栗”“瀎潏砏汃浩呼汹，千岩万壑雷霆动。枫杉槠柏几千株，蒙笼蔽翳何郁蓊”诸语，从中可以想象沈周《蜀道难图》所描绘的崇山攒聚、枫柏翳日、危磴高悬、栈道接天、飞瀑争喧等景致。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有沈周《蜀道难图》，纸本设色，立轴，上方行书李白《蜀道难》，款署“弘治己酉（1489年）秋七月廿日画并书，长洲沈周。”钤“石田”“沈氏启南”白文方印。右下押白文鉴藏印“东吴王莲泾藏书画记”。王闻远（1663—1741年），字声宏，号莲泾居士，吴县（今苏州）人，以善考辨、富藏书有名于时，则沈氏此图，当为王时宪、王闻远等递藏。图画展现蜀道行旅景象：下方一水两岸，左右苍松红枫，高耸挺拔，怪石嶙峋，巉岩欲坠，三人骑驴过栈桥；左下绘依崖横梁立柱木栈，一红衣人骑驴行其上，道旁开阔处设有脚店，数人饮食休息于其中，一童仆店外饲驴；中部一峰特立突兀，苍松丹枫虬曲旁逸，右后为一驿馆，掩映于山间，一着红衣者依楼凭栏凝望，若有所思，左前栈桥凌驾深溪，二旅人骑驴行其上；上方连绵峰峦高耸入云，夹道松枫倒挂绝壁，山间窄径碥道，蜿蜒直通关隘，关楼踞险道而展旌旗，一白衣人立于关前，飞瀑砯崖转石，让人似闻万壑雷声。总体看来，此画构图严谨，布局缜密，用笔沉稳，以“粗沈”之风展示出创作主体对诗意的理解、自然的阐释和自我精神的呈现，几可谓“神品”（唐志契《绘事微言》卷上）。
李白的《蜀道难》与沈周的《蜀道难图》，虽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视觉呈现，却均凝聚作者对同一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情感投射，成为其艺术意旨“凝固”与“外化”的具象符号。然而，两者的载体在本质上却有所区别：诗歌以语言为媒介，其抽象凝练的特性使其能够展现动态的叙述流程，甚至超越视觉限制，深入揭示和表达情感意旨；而画作则依赖于视觉的直观呈现与接收，以线条、色彩、构图等“可视”元素为载体，将主体情感意旨具象化于静态瞬间之中。正是这种媒介的差异性，导致沈周在转换李白《蜀道难》语象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依附与游离。这不仅体现出原诗与衍生图像的内在关联，更在呈现、遮蔽、增殖等维度上，展示两种艺术形式间复杂微妙的“互文”关系。
在《蜀道难》中，“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的李白，以诗意之笔描绘蜀地山川的壮丽画卷：“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写山势之险峻；“天梯石栈相钩连”，生动再现栈道悬空的惊险之景，而伴随着“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的磅礴视听，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深刻感受到蜀道之“危乎高哉”，产生“每读之，剑阁、阴平，如在目前”（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的形象性审美感知。沈周基于李白诗歌语象，运用绘画构图技巧，将诗中语言描绘的巍峨壮阔之景转化为视觉图像，再借重峦叠嶂、栈道绵延、狭谷幽深等景致，从纵向和横向角度构建一个由群山环抱的封闭空间。行旅之人立于谷中仰望，但见高山重叠，遮蔽天际，逼仄低沉之感顿现。这样一来，图像就从整体上展现诗歌所描绘的峥嵘崔嵬之势，传达出蜀道“高”“险”“难”等特征，使得诗意、画像于此交汇，语言符号部分转化为图像符号，实现《蜀道难》主要诗意的图像再现。
诚如赵宪章先生《诗歌的图像修辞及其符号表征》所云：诗语所指对象的“有”“有形”“可见”三大维度共同构成图像再现诗歌的基石——“有”作为肯定性表意核心，确立图像无法描绘否定性存在的基本边界；“有形”强调对象在视觉层面的直接呈现，即形貌的捕捉，且这种形貌的展现须在“光”的允许下方能达到“可见”状态，进而为图像再现提供可能。这三个维度紧密相连，共同决定图像能否成功再现诗歌语象。在沈周《蜀道难图》中，不难发现，由于诗歌中某些语象的特殊性，使得图像难以完全再现其精髓。比如，《蜀道难》开篇即通过神话故事如“蚕丛”“鱼凫”“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极尽渲染蜀山自古即险阻难越之能事。这些语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节和动态性，具有观念上的流动性，远非单一瞬间景象所能囊括。然而，图像作为静态的视觉艺术，难以表现具有连续时间性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的复杂情感与意境，在沈周予以图像呈现的过程中，难免被部分遮蔽。再者，图像无法直接传达听觉、嗅觉等体验，这也是沈周面临的一大挑战。比如，诗歌中“悲鸟号木”“子规啼月”等听觉描绘，为全诗增添丰富的情感色彩；然而，这些声音蕴含的情感在图像中却难以精确表现，即便尝试描绘发声物象，也会因绘画的局限性而无法充分传达声音的悲戚，使得读者在观赏图像时，难以感受到诗歌中那种强烈的听觉冲击。这样一来，沈周在图绘《蜀道难》时，面对诗歌中复杂多变、富含情感的语象，不可避免地会因“画不就”而舍弃呈现相关内容，从而使得图像与诗歌之间构成部分的“遮蔽”关系。
在沈周的艺术创作中，他巧妙地利用图像的构图审美与瞬间视觉性特征，不仅忠实于《蜀道难》的文本精髓，更融入个人的独特理解，使得《蜀道难图》在视觉形象上实现了“增殖”。画面中，骑驴旅人、道店歇息、童仆饲驴、驿馆楼阁等生动细节纷纷涌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世界。沈周为何要如此“无中生有”地增加这些诗歌中原本未有的内容呢？从画卷的整体观感来看，这些新增形象色彩对比鲜明，构图布局精巧多变，不仅丰富了画面的层次感，还凭借“寸马豆人”的细致描绘，巧妙衬托出蜀山的巍峨险峻。这种疏密相间、繁简有致的笔墨运用，使得全卷画面更为“悦目”，令人陶醉。从叙事策略角度看，沈周的这一安排为幽深艰险的深山环境增添几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使得诗中与外界隔绝的蜀地，展现出历史变迁的痕迹。在传说中的古蜀道、李白笔下的蜀道以及沈周想象的蜀道之间，巧妙地建构了微妙的联系，使得“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与琐细的生活世界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这种情感节奏与沈周笔墨的节奏相互共鸣，产生美妙的“和声”。这种“和声”不仅与李白原诗的韵律遥相呼应，更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认同、观念认同特征的“文图互文”的艺术世界。《蜀道难》图像传播史上的经典佳作，亦由此而诞生。
（作者：罗建新，系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