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逐渐成为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84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有所谓“世界工场”之称。尽管英国具有强大的国力，但它对欧洲大陆却没有扩张的野心。其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同时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需要广阔的海外市场和殖民地。为此，英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英国长期以来奉行所谓“均势外交”。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英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反对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政治上的独裁”。 均势政策使英国的外交带上了一种经验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色彩。通过离强合弱、扶弱抑强、孤立、干涉等手段的交替应用，英国维持着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大陆均势，并成为这种均势的操纵者。
第一节：霍布斯的外交思想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西方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传统的代表者。
霍布斯1588年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郡。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没有什么学识。但霍布斯却从小聪明好学，加之作为商人和市政议员的伯父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教育条件，当他还不到15岁的时候就已经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于是他被送到牛津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哈德威克担任了很多年的卡文迪什家族的家庭教师和秘书。他与该家族的交往一直持续到去世前。从1610年起，霍布斯曾经数次周游欧洲大陆，结识了笛卡尔、高斯、伽里略等杰出的科学家。1637年，他曾写过一篇《法律的自然性与政治性》的文章，反对国会与国王分权，主张绝对君权，表现出保守的政治倾向。而且他与王党关系密切。所以在1640年英国革命一开始便跟随一些旧贵族逃亡法国。在法期间，他一方面从事科学与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参与英国在法的王党分子的活动，并曾担任当时逃亡法国的威尔斯亲王（即后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他在巴黎一呆11年。在他来到法国之初，就制定了广泛的哲学写作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三部主要著作，分别论述物体、人性和社会。1643年他开始写作《利维坦》一书。1651年，在他返回英国的这一年，发表了这部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力大无穷。霍布斯以此来命名《利维坦》，意在用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借此论证君权至上，反对"君权神授"，这在客观上为克伦威尔的独裁专政进行了辩护，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这表明霍布斯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也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人物。他一方面与旧的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鼓吹绝对君权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曾支持国会派，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权人授。 他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论公民》（1642）、《论物体》（1655）和《论人性》（1658）。晚年，他撰写了一部自传，翻译出版了著名史诗《奥德赛》、《伊里亚特》。1679年12月4日，他逝世于哈德威克，终年91岁。
霍布斯的主要外交思想有以下3个方面：
1．"自然状态"与国家主权学说。 霍布斯深入考察了人性。他认为人的每一个行动，不管表面看起来是多么慈善和仁爱，其本质的动机都是利己的。而且我们对于人的行为的任何评判，包括道德，都必须与我们的这种利己本性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具体来说就是为有限的物质财富而竞争、相互间的不信任导致的猜疑和因追求和保持荣耀而相互敌视。竞争、猜疑和荣誉使人人互相为敌，彼此如同豺狼一般，与此相适应的"自然状态"便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同时，霍布斯认为有三种动力促使人们去结束这种战争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的渴望和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取得舒适生活的愿望。于是理智便提示给人---------们一些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这些和平条件就被称为自然法。它用来限制每个人基于本性与本能的自然权利，以便维护和平与秩序。自然法的内容有14条之多，概括起来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三条法则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确立了结束自然状态的基本条件。霍布斯认为，脱离自然状态以保存自我的渴望决定了我们必须寻求和平。这就是自然法的第一条："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 由第一条自然法所反映的人类寻求和平的理念，就导致了第二条自然法："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己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 就是说，为了和平就必须对等地放弃一些特定的权利，如夺取他人生命的权力等。放弃权利的目的在于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和平，达到自保；而放弃权利又必须是对等的，是一种相互的转让。霍布斯进一步指出，权利的互相转让或交换也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而所有的契约都是权利的相互转让与交换。所以为了和平必须缔结契约。第三条自然法是"所订信约必须履行"。 如果没有这一条自然法，所订信约就毫无意义。然而有了自然法人们还不能摆脱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虽有自然法起调整作用，但没有一种使人们足以遵从的权威。人类要摆脱人与人的敌对状况，必须寻求能使大家畏惧并指导其行动以谋求共同利益的公共权力。社会契约是人类订立一种约定并共同遵守，以共同脱离险恶的战争状态。最重要的是，它拥有一个人造灵魂--主权。主权是国家得到生命和活力的关键所在。主权是绝对和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它是国内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源泉。主权依凭其自身的强制力量，使契约各方都平等地履行义务。 在霍布斯看来，这就是缔约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他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外御强敌，内求和平的集中权力。国家的本质就是某种威慑的力量，是某种武力。没有这种武力，契约便只是一纸空文，完全没有力量使人们得到安全保障。霍布斯认为，这种武力是某种超越于任何个人之上的权力，"这样一种社会契约就需要人们把个人的所有权利都转交给一个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统治所有的人，同时也保护所有的人。摆脱了自然状态后，人们就创立了有组织的社会以及绝对的主权。为了履行保护被统治者免遭其自身低劣的的本能的侵害的这一基本职能，政府必须拥有无限的权力。" 恩格斯说过："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霍布斯生活的时代，这一趋向无疑是非常明显和自觉了。霍布斯对主权国家的肯定和赞扬，无疑是与这一趋向相辅相成的。
2．国际无政府状态与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霍布斯的《利维坦》一直被当作国际关系学或外交学的经典之作。 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当代国际关系学核心理论之一--国际无政府状态理论的萌芽，包括了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对于西方外交思想的影响主要在于把"自然状态"理论延伸到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之中。他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就是说，他把主权国家看作是国际层次意义上的个人。根据霍布斯的理论，在主权国家内部人们以契约和创立政府的形式结束了战争状态，但这就导致在国际社会出现了相互竞争、互相猜疑和争夺荣誉的各个主体，从而使国际社会出现了人类社会初期出现的那种"自然状态"--即"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个阶段，国际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订立契约建立某种公共权威的程度，或者国家间最多可能达成某些十分有限的契约，但这无法根本改变国际无政府状态。因为要结束自然状态，不仅要有契约，还要有保证契约执行的公共权威。否则，契约就形同废纸，或者只起非常有限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中缺乏这样一种公共权威，那么有限的契约也就无法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主权内部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或战争状态）的结束，就是国际社会中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或战争状态）的开始。霍布斯甚至认为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敌对和战争状况比起人与人之间更加严重。他说："单个的人之间并不总是处于彼此敌对的状态。然而，拥有主权权威的国王和个人之间却并非如此。在所有时代，因为彼此的独立，它们始终彼此猜忌，始终象古罗马的角斗士那样彼此敌对。他们的武器始终对准对方，他们的目光始终相互敌视。堡垒、要塞和炮台遍布在他们王国的疆界线上，他们还始终不断地相互刺探。这就是战争态势。" 为什么会这样呢？霍布斯分析道：即使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社会也是分为各个很小的氏族的。"在任何地方，如果人们分为小的氏族生活着，则互相抢劫，掠夺就成为职业，根本不被认为违反自然律，而是说掠夺的越多，谁的荣誉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遵守一些很有限的契约，比如不伤害被俘者的性命等。他进而指出："像小氏族以前所做的那样，现在城邦和王国也是这样做。城邦、王国不过是较大的氏族，它们（为了自己安全）扩大领土。他们借口有危险和恐怕敌人侵入或者有可能使侵略者得到帮助，于是尽量设法用公开的武力或秘密的谋略征服或削弱邻邦，因为没有别的预防方法，这种做法就被认为是公正的，并且为后代当作荣誉来纪念。" 霍布斯的这段话不仅揭示了当时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而且揭示了此后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直到今天我们所见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因此，在霍布斯之后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然状态"就成为"国际无政府主义"同义语，"自然权利"则被当成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恰当表述。
这就是说，"霍布斯提供了对世界政治进行分析的一种核心思想，即无政府状态。" 对于霍布斯来说，由于人的本性就是"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和至死不息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便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那么消除战争的途径就在于把权力交给一个绝对的主权，并完全服从于这个主权。在国际的层次上，这种途径就是创立世界政府。因此，霍布斯的贡献不仅他深入阐释了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理论，而且在于深入阐释了政府的必要性。 依照这种观点，只要世界政府不存在，国际社会中的各国之间斗争和冲突就是永远不变的状态，可以称之为"一切国家反对一切国家"的状态。因为"如同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每个国家都平等地拥有主权，即拥有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权势成为国家不变的追求目标，权势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恒常模式。"而"权势竞争与安全两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权势竞争越是继续，各国就越是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就越是要加强对权势的争夺。在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有限的国际合作无法改变国际关系的普遍冲突性质。在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也就不存在任何道义。国际关系中就充满暴力与欺诈。因此，国际关系中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或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不难理解，这些思想后来成为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基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霍布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理论与当代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对于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实际上并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具有共同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即约翰·洛克认为的那种的自然状态。虽然不存在一个国际层次上的公共权威，战争也不时成为国家的一种政策选择，但国际关系中仍存在着秩序。国家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共同运作机制，从而构成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也因此具有一定的有序性甚至合作性。还如，对于国家和个人对无政府状态承受能力的差别，有的研究者指出，国家对无政府状态的承受能力与个人不同。国家是由众多个人和团体组成的一个实体，可以为自己提供防御手段，在遭受外部武装攻击时不一定会被置于死地。自然状态中能力平等的个人易受伤害的程度是相同的，所以无政府状态不可容忍，但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国家强弱的区别，强弱的不同导致易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均势就是在这一条件下运作，并且往往有助于较弱国家的安全。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也享有个人远不能及的自给程度，经济上总的来说它们依然相对独立。因此，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不同，国家一般能容忍无政府状态而不是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3．霍布斯的外交策略主张。 第一、霍布斯主张，应该把国家间的合作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国家间最初的合作都是因为安全的目的。由于受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在长期的国际合作中，必然是有的国家受益较多，有的国家受益较少。受益较少的国家从长远来看，安全必然受到威胁。其次，霍布斯认为，善妒的人类并不具有长期的理性，他们时时注意对手的实力消长，当对手因为合作而变的更强大时，合作的基础就动摇了。霍布斯的哲学就是，为了安全的需要，一国可以背弃承诺，不择手段。暴力和欺诈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国家的生存手段。第二、霍布斯主张采取均势政策。他一方面意识到，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以结成同盟，这就如同个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权宜利益而遵循自然律一样。但是“没有利剑的和约，根本无法保护个人安全。”因此在另一方面，从事实上和感情上说，国家应该做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联盟，也不能经常背弃协议。经常背弃协议会使国家处于孤立。即使是大联盟，最终也会因为共同敌人的消失而解体，联盟成员又回复到自然状态中去。
霍布斯主要生活在17世纪。这是个变化和动荡的时期。 霍布斯出生之年（1588年），正是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预示了英国将要崛起为海上强国的那一年。他有生之年，又经历了英国内战和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主权国家确立的初期，各国的边界十分模糊，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也特别突出，加之当时还不可能产生对国际关系的详细规范，这就使得当时的国际关系中战争和冲突频仍。这种国际关系的现实当然对霍布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尽管霍布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说明和大力强调，揭示和突出了国际体系的根本结构特征" ， 我们还是应该历史地看待其外交思想。他对于人性、社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国际关系现实的反映。正如主权国家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过程，人类为追求世界持久和平而建立全球性的公共权力过程也将是漫长而复杂的。人们只是从霍布斯的外交思想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为结束一个区域社会内部之间的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必须建立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要结束国际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也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然而，霍布斯却并没有对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予以注意。四百年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大师摩根索从理论上探讨了这种可能性， 而欧洲共同体的创立则从实践上探讨着这一可能性。这就使得霍布斯外交思想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了。
第二节：英国的均势外交思想
均势，就是主要大国保持一种权力大致相等的状态，或者是小国集团与大国保持大致相等的权力。纵观英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均势在这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英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色。
均势外交思想的出现同西方外交的“宪制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宪制传统”体现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有内在连贯性的观念，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督教的普世主义。这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它使西欧人有一种集体认同感，，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对上帝的信仰都是一致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昔日罗马帝国的影响。直到中世纪，西欧人仍自觉不自觉把自己视为罗马人。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把本民族的历史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其内在含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社会”的存在，这个“国际社会”的各共同体之间的习惯性互动始于西欧基督教传统，表现在外交体系中，表现在有意识地维持权利平衡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在国际法的日常运作中（其约束力遍及许多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在经济的、社会的和技术的互相依存以及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中。第二个叫“秩序的维护”，它演化衍生出权力的平衡甚至分配过程，以及一种共同标准（如抵御侵略的原则和用道义平衡秩序的原则等）的要素，用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存在。第三是“干涉主义学说”，它一方面反映出国际关系仍然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独立基础上，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内部的重大事件和事态，与其他成员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在政治考虑中，保持势力的平衡是实行干涉的一个比较好的理由，但在道德层面，展现文明准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最后一点，是所谓“国际道义”，它把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和对少数民族的保护纳入到国际政治中，这是“国际社会”之主要生存保障之一。
英国外交中的均势传统，同英国本身的历史发展也息息相关。在英国主权国家形成之前，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罗马教廷左右，受宗教意识影响。当时王室在政治中还起着主导作用。王室的外交传统就是为维持和扩大在欧陆的领地不惜进行唐.吉科德式的战争。随着英国主权国家的形成，英国的外交传统改变了。议会成为主权国家的象征，要求王室推行符合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从伊丽莎白一世起，英国王室的外交政策抛弃了个人和王朝的野心，而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英国外交政策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政策，均势外交也就应运而生。此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均势政策在近代英国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同当时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治路线也有很紧密的联系。如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皮尔任外交大臣期间，一反前任帕麦斯顿的强硬的外交路线，将国内的自由主义统治方法推广到外交活动中，具体的做法就是以经济渗透为主，武装行动为辅。收到了既扩大英国殖民地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目的。
从现实层面说，英国采取均势政策的原因也同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权是分不开。英国是当时欧洲各国中唯一不需要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维持均势、创造均势对英国是很有利的。英国不希望欧陆被一个最强国的霸权所统治，否则整个欧陆的资源就会在一个国家的统治下被集中起来，英国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英国从来不会加入任何一个独大势力的组合，简而言之，英国不希望欧陆出现强权。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那一个国家。”丘吉尔的这段话是对英国均势外交传统的最好概括。
英国均势外交思想从实践来说，虽因时间、地点而异，但归纳起来，其途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1）干预和战争。打着建立或维持均势的旗号，真实意图则无不是为了确立有利于己的均势，这实际上不是均势而是优势；（2）联盟。指各国为了保障本身的安全，通过与别国的结盟、协定和互相保证来增加自身实力和维持均势。实际上，维护和保持均势并不总是结盟的动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为了自我扩张和制造不均衡。对于以联盟求均势的本质，培根曾在《论帝国》一书中说：“……各国君主务须保持相当的警觉，不让他们的邻邦过于强大，……以致比以往更有可能给他们添麻烦……。在英国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也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三雄政治时期，保持着这样一种警惕：三者之中谁也不能赢得一掌之地，否则另外两者将通过结盟或必要时通过战争立即与之平衡，而且无论如何不会见利而善罢甘休……” ；（3）赔偿和瓜分。前者指给予一国相当于它失去的或别国所得到的东西，后者指若一国获得领土打破了均势，则别国必须得到相当份额作为补偿。（4）建立缓冲地带，即处于争夺权力的两个国家或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具有缓冲作用的中立地区；（5）分而治之。主要是使用策略分裂竞争对手，或使它们保持分裂状态，借以削弱竞争对手或使它处于软弱状态。
(6）军备竞赛和裁军。一国为了确立有利于己的均势与他国进行军备竞赛，或者跟其他进行军备竞赛的国家达成协议，按比例裁减军备以稳定均势。这些手段自近代以来，在英国外交实践中屡见不鲜。
英国均势外交思想的影子，早在亨利八世时期就出现了。
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英国国力尚弱，，国际地位不高，英国无力打进欧洲大陆。于是在外交中拉这个，打那个，不使任何一方强大无敌。如：亨利八世曾经援助西班牙与法国作战，但1525年帕维亚战役之后，当西班牙占优势的时候，英国又转而反对西班牙。但与他的前任亨利七世相比，亨利八世受英国中世纪外交传统的影响更大，终其一生，都为恢复在法国的古老权力而孜孜以求，多次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到伊丽莎白统治期间，随着西欧国家纷纷兴起，为了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大陆战争，伊丽莎白政府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了对大陆领地的野心，把实现不列颠的独立和稳定放在外交活动的首要位置。为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大力发展海军，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建立均势来。在此基础上，伺机向海外发展。当时英国小而弱，这种外交决策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伊丽莎白政府虽然放弃了谋求大陆领地的企图，又不得不关注干预大陆事务，把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伊丽莎白统治早期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把不列颠作为一个防御整体，不过问欧洲大陆事务，以强大的海军抵御来自大陆的侵略。为保证英国更安全，英国 采取大陆均衡政策。早期法国对英国构成威胁，伊丽莎白利用传统的英西友谊抑制法国，后来法国由于内战而衰弱，西班牙对英国的威胁增大。英国又帮助法国复兴，同西班牙抗衡，大陆均势得到维持。
克伦威尔时期，随着英国实力增强和外交经验的日渐丰富，更自觉运用均势战略。克伦威尔已注意区分哪个是其外交主要针对的国家(当时是荷兰),注重采取结盟和战争的手段,突显打破旧均势,建立自身优势的目的。这个时期英国外交中的均势思想初具雏形。当时荷兰是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荷兰挑拨离间英俄关系，同丹麦、瑞士新教各洲、汉撒同盟各城市以及德意志某些新教诸侯结成了同盟，造成相对于英国更有利的均势。英国则在外交上对荷兰表示虚伪的友好，同时却同北欧最强大的瑞典结为与国，对抗荷兰，使原有均势发生改变，接着便在1652－1654年间的英荷战争中打败荷兰，之后继续与瑞典结成同盟，确立起自己占优势的均势。
英国在处理同欧陆强国法国、西班牙的外交关系中采取了形式不同，实质一样的均势外交策略。利用法西矛盾及法国和西班牙都有求于英国的有利形势，克伦威尔联合法国打击西班牙，抢夺西班牙的殖民地。法西两国是宿敌，法西两国在斗争中，都努力争取联合英国以制服对方，因此英国得以利用法西矛盾，从中渔利。
早在1650年，西班牙就试图借英国人之手打击其竞争对手法国，为此最先承认了克伦威尔共和国政权。英国和西班牙的接近，使法国深感不安，法国决定调整同英国的关系。1652年，法国通过中间人同克伦威尔谈判，克伦威尔表示，共和国只要求法国国王承认它，并立即派遣驻英大使。法国马上作出了实际行动；同年12月法国派遣戴·波尔多携带法王信件来到英国，法国表示英国可以改变其原来的面貌，可以以君主国变为共和国，但英法两国人民照旧是好邻居。法国实际上承认了共和国。这样，在英法西三角关系中，克伦威尔使英国占扰了有利地位。
护国主政府建立后，法西对英的外交活动更加积极，两国使节频繁出入克伦威尔馆 邸，以种种许诺引诱他。西班牙使节卡尔狄尼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向克伦威尔保证：西班牙方面确保护国主政权，拒绝给查理二世认任何支持，作为交换条件，英国要与西班牙结成同盟反对法国。法国政府也极力争取克伦威尔，法王准备以“国王”的名义称呼克伦威尔为“兄弟”，但克伦威尔转告法国说，他只接受护国主称号。法国又暗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准备把已被处死的查理一世的家属“请”出法国，并向克伦威尔提供金钱接助，条件是，英国要同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对西班牙。
究竟同谁结盟，国务会议内部意见不一。以兰伯特为首的一部分成员主张同西班牙结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西班牙是英国的传统敌人，应该联合法国打击西班牙。
在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与法国因后者庇护斯图亚特王室后嗣的矛盾，通过外交途径基本上缓和了。而西班牙表面上虽作出承认克伦威尔共和国，以及希望与英国结盟的外交表示，但西班牙却与英国在争夺海上霸权问题上积累着矛盾。英国提出的要求西班牙开放西印度群岛的船行自由等建议遭到了拒绝，西班牙不许英国分享其在美洲的经济和殖民利益。当时，西班牙正在走向衰落，若同法国结盟，一方面以打击西班牙，及其手里夺得更多“战利品”——殖民地，抢劫西班牙运输金、银的船队；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法国放弃对查理二世的军事援助，这有利于防止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巩固护国主统治。
在此情况下，克伦威尔力排众议，在派遣代表和法国商谈结盟的同时，已着手针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1654年，克伦威尔派布莱克率舰队在西班牙海岸活动，并派潘诺率舰队向西班牙占领的大安弟列斯群岛进攻。西班牙立即采取报复行动，扣留停在西班牙港口的英国商船和英人财产，召回卡尔狄尼启程回国时，护国主政府同法国签订了盟约，英西大战一触即发。1656年，英国以西班牙手里夺取了牙买回。1657年，护国主政府又和法国签订条约，规定英法两国在大陆上共同行动。法国答应帮助英国夺取敦刻尔克。1658年，英军大陆上获得法国做助手，同西班牙军队作战，夺取了敦刻尔克和其外港玛尔基，使英商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重要的贸易据点。
对于北欧的瑞典和丹麦，采用和平的方式与双方谈判，签约后，又在两国之间玩弄平衡，取得在波罗的海的优势地位。
为了打通波罗的海的贸易，克伦威尔政府同瑞典、丹麦进行谈判。同瑞典谈判始于1653年，克伦威尔派遣怀特洛克出使斯德哥尔摩。瑞典当时对英国人的印象不怎么好，瑞典女王克列斯娜在同怀特洛克的谈话中说：“你们英国人喜欢弄虚作假，口是心非，我不是说你们的将军，也不是您自己，不过我感到有许多英国人是这样”。 克伦威尔解散“长期国会”建立了独裁的护国主政府后，瑞典一些贵族的反感情绪更是大增。在此种情况下，怀特洛克不辱使命，千方百计，用巨大的努力消除了他们对护国主制度的偏见，在1654年4月同瑞典签订了和平条约。9月，克伦威尔政府又同丹麦签订条约，使英国取得自由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并享受与荷兰人相当的优惠待遇。
随着英国取得联合法国共同打击西班牙等一系列外交和军事胜利，英国国际地位和克伦威尔声望大大提高。瑞典女王克列斯提娜急于交好英国，效仿法国同护国主政府结成同盟打击丹麦，以便把波罗的海变成自己的内海。但是克伦威尔却没回应瑞典女王的献媚，而是用均势外交的策略在瑞典和丹麦间充当中间人，继持波罗的海的现状，以而在这一地区取得更有利的贸易。
威廉三世为制衡当时欧陆强国——法国，与其他国家组成了不同的同盟。威廉对当时有“太阳王”美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深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来自他对太阳王的权势及野心的冷静评估的结果。他曾经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
路易十四1667年开始发动对外战争，在比利时取得了康布雷、瓦朗西延两个据点，占领了法兰斯孔太，夺取了斯特拉斯堡、卢森堡等地，以而打破了欧洲大陆上的均势。为了恢复均势，英国参加了防止法国在欧陆称霸的奥格斯堡同盟，共同对付法国，迫使法国于1697年接受《立兹威克和约》，根据此约，法国兼并的土地，许多物归原主。1701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病逝，法王路易十四不遵守法、西永不合并的西王遗嘱，一方面宣布其孙菲利普五世有继承法国的权利。并扬言：“比利牛斯山脉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派大军开往西属尼德兰，命令西班牙总督和副王服从他。推行均势外交的英国当然不希望路易十四之孙也继承西班牙王位，于是联合荷兰等国组成反法同盟，同法国开战，迫使法接受了《乌德勒支和约》。英国通过跟各方谈判后，在和约中塞进这样的内容：分割法国的殖民地、分割西班牙，以此削弱法国、西班牙两个竞争对手（在这里，分割西班牙便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均势政策）。
在近现代，英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维护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外交中的均势传统依然彰显。因为维持欧陆的势力均衡是保障英国安全，进行海外扩张的前提。在整个18世纪，对英国的均势战略的最大威胁来自法国，英国也就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法同盟来削弱法国，维持均势。到了19世纪，均势作为英国的一种重要的外交战略，被设计的越来越精妙。
坎宁任英国首相期间，英国根本改变追随神圣同盟的政策，而同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 此时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是她大致可以保持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当时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绝对优势。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遭到破坏，才会插手干预。由此在整个19世纪，英国外交的着重点主要集中在殖民地问题上，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法俄。法国是因为在海外殖民野心上同英国有冲突，而俄国是由于向黑海两海峡，波斯及印度，中国的侵略意图。两者都是因为殖民地问题。
迪斯累里19世纪后半期两次组阁出任首相，主持英国的对外政策。 迪斯累里是现实政治的信徒， 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交。从1876年到1878年，迪斯累里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外政策上。那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各族基督教臣民，不堪忍受土耳其政府的暴虐统治起而反抗，遭到镇压。俄国为了控制巴尔干各小国，便以保护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名义出面干涉，结果造成了俄土关系的紧张。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1月，俄军打到君士坦丁堡城下。俄国人的胜利使英国为印度的安全极为担心。迪斯累里料到俄军虽然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但已精疲力尽，只要英国态度强硬出面干涉，它就会让步。于是英国派出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在马尔马拉海峡同俄军对峙，但未交锋。俄国无力同英国作战，便急忙结束战争，迫使土耳其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条约实际上使俄国控制了巴尔干诸小国。英国认为这种局面的存在，不仅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也破坏了欧陆的均势。在英国的强烈要求下，1878年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迪斯累里迫使英国修订了条约，英国还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塞浦路斯岛。
格莱斯顿在1880年在大选中胜出并出任首相。他扭转了迪斯累里的巴尔干政策。同迪斯累里相比，格莱斯顿更多的是以道德而不是地缘政治标准来评断外交决策。在格莱斯顿当权期间，英国确实不再介入巴尔干和欧洲的均势。
索尔兹伯里是继迪斯累里之后最有名望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又回复到“光辉孤立”的传统中去。索尔兹伯里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采取了支持三国同盟对抗法、俄的政策，并竭力挫败德国首相俾斯麦挑其英俄战争的阴谋。当时英国最关心的还是在海外扩张殖民地。到了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盟，“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终于成为历史，说明英国对充当均势的维持者越来越力不从心。此时欧陆风云际会，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一战的隆隆炮声似乎就要在人们耳畔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