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作者参与的合作研究项目。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资助。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在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由于这一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的基本问题，因而使得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重现活力（倪志伟、①马修斯，19981996）。

笔者曾撰文从阶层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即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是其主要的特征；在经济机制发生极大变革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原有的再生产模式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的关系结构在改革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笔者将这种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称之为“双重再生产”过程（李路路，2002）。

但是，在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与相对关系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结构化（阶层化）机制的分析。吉登斯曾特别讨论过“阶级的结构化”过程（Giddens ，1973：105-109）；并且，特别讨论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结构与市场经济社会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机制上的本质差别（Giddens ，1973：228）。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也属于结构化机制的研究范畴。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分配的重要机制，构成了有关争论的主要背景。因此，在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研究中，对于市场机制的出现给社会分层模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和准确的解释。笔者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结构化（阶层化）的机制，或者说，改变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结构化机制的分析主要涉及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机制或“决定性因素”。

与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赋予“经济—技术”理性以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魔力”相类似（Erikson ＆Goldthorpe，1992），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市场转型”理论赋予市场机制的兴起以同样重要的意义，认为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将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或者因为再分配机制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转换被延续下来，或者因为渐进式变革使原有的优势阶层在地位转变中仍占有优势，原有的权力结构或者优势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仍然被延续下来（维克多·尼，19961989，19941991；罗纳-塔斯，19941996；Bian＆Logan ，1996）。本文则以代际关系的分析为基础，希望对于市场机制的兴起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一个恰当的解释，指出在经济机制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并希望从中引申出更多的思考。准确地说，本文讨论的是城市社会的结构化机制问题。

（二）研究假设

有关市场机制对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影响，应充分考虑下述制度和制度变革的特征：

经济机制的变革

毫无疑问，市场机制的发展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社会资源和地位分配的机制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几乎在每一个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都感到了市场的力量。如果说在再分配体制中，由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使得政治身份在社会流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经济机制的变革，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获得的机会结构和机制（维克多·尼，19961989，19941991）。

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但是，考虑市场机制的影响必须同时考虑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征。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国家主导的渐进式变革。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所谓“自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改革伊始，国家在推动变革、塑造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政策，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在这种转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将会对于转型过程的方式、方向和结果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因此有两个值得充分重视的后果：其一，具有制造社会不平等和导致阶层分化的效应。市场所依赖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只不过这种效应是通过一种形式上平等的市场交易形式实现的。即如韦伯和吉登斯曾讨论的阶级阶层是如何建立在所谓“市场能力”基础之上的机制（韦伯，1997，下册：265-269；Giddens ，1973：105-109）。其二，在传统再分配体制中，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政策变动，常常会导致社会资源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因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部分重组（Zhou，Tuma＆Moen，1996）。相对于政治权力，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追求经济合理性逻辑的驱动，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过程。而建立于其基础上的社会分层模式，例如，不同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相对关系，将有可能因减弱了政治权力的干预性而更加稳定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教育与市场机制

教育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曾经在工业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中得到特殊强调，被认为是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开放的基本动力。“市场转型”理论依照同样的逻辑，论证了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在上升，对于社会分层模式重组具有重要意义（维克多·尼，19961989）。但是，这是一个值得更多讨论的预设。一方面，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意义是来自于经济—技术的发展，还是来自于市场的“刺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教育获得是来自于开放性的机会结构（例如公共性的教育体系），还是受到家庭背景的极大影响？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教育是社会地位流动的促进因素，还是维持地位再生产的因素？因此，特别是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不能抽象地讨论教育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教育无论是作为工业化还是市场化的因素，都具有作为一种“中介”以维持阶层地位继承的意义，即父辈地位通过子代的教育，从而影响到子代的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由国家或原来的优势阶层所主导的、从再分配向市场体制的渐进式变迁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将导致与再分配体制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下降，教育的作用将得到维持或延续，而家庭背景的影响将由于经济机制的变化凸现出来。结构化机制变革的结果并非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更有可能导致维持甚至强化社会地位的代际再生产。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原有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位置不同，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再生产的程度也应有所不同。

二、数据、分析策略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市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样本是按照系统抽样原则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取，3个城市设计的抽样总量为7500户，每个城市2500户。考虑到中国现存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分割的结果，为了简化分析的复杂性，本文的分析对象被限定在那些拥有当地城镇户口的样本，符合这一条件的有效样本在3个城市中共为3975个。

（二）社会分层结构

以阶级理论为背景，以权力为核心，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5个阶层的阶层结构框架，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中高层管理人员（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工人（农民），以及自雇佣者。阶层结构本身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题目，而本文的重点是探讨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结构化机制的变化与阶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以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阶层结构用于本文的分析目标。

（三）代际流动

社会成员在阶层位置间的代际流动状况和流动机制，是标识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或封闭性、循环的或是再生产的较好指标，也是测量结构化机制影响的较好对象。因此，本文即以代际关系为一分析的重要基础。

（四）模型

本文对于阶层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分析，将通过建立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模型进行。笔者认为，可能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是复杂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其后，中国社会都具有很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对于结构化机制的变化肯定会产生相应影响。但是，基于以下考虑，本文在建立阶层地位获得模型时遵循了简约化原则，即期望使用尽可能少的解释变量，实现分析的目的。首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进行一种详尽分析。因此，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是分析重点。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是社会分层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中的一些核心变量。其次，相对简约化的模型不仅有助于问题的明确，而且有助于简化分析对象，从而有助于揭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制度变迁与结构化机制的基本过程和趋势。

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受访者接受调查时在上述阶层结构中的位置。自变量基于两个维度确定：第一，先赋性和自致性，或者阶层位置的再生产和循环特征。第二，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在关于结构化或地位获得的分析中，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分析的基础。因此，模型中包括了三个通常被使用的具有上述两种维度意义的变量：

父代地位，指受访者在第一次工作时父亲的阶层地位。依照一种传统的理解，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对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应该下降。

本人教育水平，指本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程度。教育一般被赋予了特定的制度性含义，即现代化和市场体制的需要；由此，教育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可视为是制度结构变化的指标。但是，由于对教育在社会分层模式中的意义存在不同的解释，因而需要慎重对待教育的意义。

本人政治身份，以是否具有党员身份为标志。如果教育有可能从现代化、市场机制和阶层再生产机制等不同角度进行解释的话，党员身份的意义则较少存在争论。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和收入分配研究中，成为标识再分配体制及其向市场转型程度的普遍指标（维克多·尼，19961989；Lin ＆Bian，1991；Walder，1995；许欣欣，2000：300-301）。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是采集数据的3个城市。

为了更直接地凸现制度变迁前后时期结构化机制的变化，本文分别按照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分析，即以1979年为界限，分别构建两个同样的模型以进行对比。

利用上述变量构成的受访者阶层地位获得的多项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以上是一个包含4个方程的连立方程组，其中，pj为子代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概率，下标j （=1，2，3，4，5）分别与子代获得“负责人或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个体或自雇佣者”和“工人或农民”等社会地位的概率相对应。xk是影响子代被调查者地位获得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7，8，9）分别与子代受教育年限、子代党员身份的虚拟变量、“1979年以后”时间控制虚拟变量、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j ，βjk回归系数，下标j （=1，2，3，4）分别与pj中的j 相对应，下标k （=1，2，3，4，5，6，7，8，9）是回归系数的序号。

三、数据分析

（一）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地位获得机制的变化

将调查数据代入上述统计模型，得出如下结果（见表1）。

对比1979年制度转型前后两个时期本人地位获得模型，会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1.在改革开放前，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地位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子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影响要强于对于子代专业人员地位的影响作用，他们的子代获得前一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后一种地位的可能性高出0.86倍。同时分析表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于子代管理人员地位和个体自雇佣者的地位则没有显著关系。

2.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没有任何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子代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则有显著影响。在改革开放后，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显著的代际继承关系依然保持下来；而不同于改革之前的是，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3.在改革开放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和管理人员地位都不具有显著影响。改革开放后，父代的这一地位对子代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依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子代继承管理人员地位则产生了显著性影响。

4.在改革开放前，父代自雇佣者地位对子代成为权力优势阶层有显著影响。这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可用于分析的样本过少。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中的自雇佣者是非常少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受访者理解上的偏误，即将小业主作为了单位负责人。除此之外，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对于子代其他社会地位的获得都不具有显著性影响。

5.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本人的教育水平对于其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而且改革后的影响都强于改革前；对于本人获得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受教育水平在改革前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改革后则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尽管其影响作用低于对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影响。因而可以说，本人教育水平对于其地位获得来说，在改革前后一直是一个具有显著作用的因素；并且，在改革后作用更强于改革前。

6.本人中共党员身份的影响作用情况比较复杂。第一，对于受访者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来说，党员的作用在改革前后都是一个影响显著的因素；但是，其影响强度在改革后要低于改革前，改革前具有党员身份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可能性要比改革后高出018倍。第二，对于受访者获得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在改革前还具有显著影响，但改革后则丧失了显著影响；这种变化表明，政治身份在行政精英的选择过程中的影响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在没有权威的技术精英的选择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沃尔德，19961995）。另外，党员身份对于获得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在改革前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改革后类似于教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因素。

7.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于代际关系方面，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即与那些代际间具有明显继承关系不同的是，在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代际地位间，不仅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关系，并且有些还是反向的关系。

上述分析结果揭示出在制度转型前后的不同时期有关结构化机制变化的基本信息：

改革开放前，在阶层地位的获得中，父代的阶层地位除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外，对于子代的地位获得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特别是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并没有能够直接显著影响到子代获得权力阶层地位，甚至对子代管理人员地位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制度转型之后，不仅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代际影响加大，而且父代地位对于某些子代地位的获得也产生了显著影响。

受访者本人的教育在改革前后都对其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在改革后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有所增加。

政治身份对于不同时期的受访者来说，都是获得权力优势阶层地位的显著机制之一，但是，影响作用在减低。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改革后党员身份已不再是地位获得的机制之一，即丧失了影响力；但是，对于一般管理人员地位来说，党员身份则成为其地位获得的重要机制之一。

上述结果显现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在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父代地位、教育和政治身份的显著影响作用基本上发生在脑力劳动者范畴中，而对于自雇佣者阶层影响很小，或表现出反向特征。上述基本信息显示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变化趋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凸现了父代地位的影响（即凸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再生产特征）；同时，保持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政治身份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我们看到：一方面，制度转型带来的预期变化，即政治身份作用的下降；另一方面，代际继承性在市场机制发展过程中的增长；同时，教育在两种体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厘清上述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于教育、政治身份的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上述分析的结果给出统一的解释，从而回答在本文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二）教育获得

“教育”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在市场体制中，对于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过去和现在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Parkin，1969；Giddens ，1973；Zhou，Moen＆Tuma，1998）。因而，将教育的意义仅仅定位于对市场刺激的反应，是一种简单的做法。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教育作为一个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的机制，与父代地位有什么样的联系？分析这种联系有可能对于地位获得模式的变化提供解释。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教育资源分布、特别是家庭环境对教育机会获得、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影响。无论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还是在再分配经济社会中，相当多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因此，在对教育变量进行解释时，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揭示了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本人的教育将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没有完全消除：一方面，父代地位对子代地位的获得依然保持着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地位获得具有更重要的影响，但子代教育的获得又受到父代地位的强烈影响，从而对子代地位具有间接影响。这意味着，家庭已经没有很大可能将自身地位直接传递给子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致性因素在人们地位获得中已经占有主导地位。但是，父代地位可以对子代的教育水平产生相当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代际间地位的继承性虽然不再是直接的，但可以通过教育为中介在相当程度上传递给子代（Blau＆Duncan，1967）。因此，个人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家庭在子代地位获得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一系列对美国和其他工业化社会的后续研究也证明了，父代地位对于下一代的地位还是保持着较为显著的直接影响的（转自Bian＆Logan ，1996）。

有研究指出，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这些社会的工业化过程，教育业已成为地位获得和代际继承的重要机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Parkin，1969；Giddens ，1973：231-232，236-237）。有关中国的研究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证明，虽然个人教育在地位获得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在家庭背景和子女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显著联系（Lin ＆Bian，1991；李春玲，1997：135；许欣欣，2000：278）。

本文通过一个有关教育获得的简约模型，对于前面分析中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某种解释。当然，一个简约的模型势必会忽略很多可能是有价值的信息，这可以在其他的分析中弥补。有关受访者教育获得的简约模型的自变量包括父代社会地位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受教育年限，这是一个间距变量，因此该模型为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yi为第i 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xik 是影响第i 个子代的受教育年限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分别与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βk 为回归系数，下标k （=1，2，3，4，5，6，7）是回归系数的序号。将有关数据代入这一模型，得到如下结果（见表2）：

对比表2所显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受访者教育获得的模型，可看到：

1.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受访者的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之间都具有显著的联系，父代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保持了一种恒定的正向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合理地进行推论，对改革后的代际再生产和教育的恒定作用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解释。首先，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地位的获得就具有代际再生产的性质，作者以前对于改革前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分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改革前，由于再分配体制中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集中控制，这种代际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进行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还具有代际再生产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代际再生产具有一种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2.改革前后，权力、专业技术和一般管理人员三个阶层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的相对强度有所变化。从标准回归系数看，1979年前，父代一般管理人员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最强，专业技术人员地位影响最弱，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影响居中。1979年后，父代权力优势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变得最强，专业技术人员地位次之，一般管理人员地位的影响变得最弱。由此可见，父代的不同地位对子代教育影响的强弱模式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对于受教育机会保持着较强的干预程度。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特定价值观的考虑，国家在社会成员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以保证那些在权力和资源占有方面不占有优势的阶层的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城乡以及身份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教育机会的分布仍然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当教育机会的分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时，阶层地位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三）政治身份（党员）

在再分配体制中，政治忠诚和政治身份是获得权力以及其他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人，为了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会有更多的动力帮助、支持乃至干预其子代获得党员身份；而那些处于劣势的社会群体为了改变社会地位的状况，也会争取获得党员身份，但与那些优势群体相比较，他们在这种影响力竞争中可能处于劣势。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对于技术精英来说，政治身份常常是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而不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教育可能也是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前面有关的地位获得模型显示出（见表1）：在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政治身份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力下降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应对这种变化的意义给予更清楚的界定。如果说教育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与父代地位有显著的关联性，那么，党员作为影响受访者地位获得的因素，它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主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例如，与父代地位、经济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的重点是探讨这一身份与父代地位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上述分析目的，本文同样建立一个检验父代地位与子代党员身份之间关系的简约模型，其中，解释变量包括父代地位、时间和地点控制变量；因变量为子代是否获得党员身份的二分类变量（dichotomousvariable ），因此该模型为二项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

其中，pi为第i 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概率。xik 是影响第i 个子代获得党员身份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下标k （=1，2，3，4）分别与父亲社会地位为“单位负责人”的虚拟变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虚拟变量、“一般管理人员”的虚拟变量、“个体或自雇佣者”的虚拟变量相对应，下标k （=5，6，7）分别与“79年以后”时间控制虚拟变量、北京城市控制虚拟变量、无锡城市控制虚拟变量相对应。α，βk 回归系数，下标k （=1，2，3，4，5，6，7）是回归系数的序号。有关子代党员身份获得的分析结果如下（见表3）：

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党员身份与父代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联系。政治身份的作用是独立的，更主要地由制度环境所决定。因此，政治身份对于地位获得影响力的下降，更直接的是制度转型的结果。

四、讨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的改变并没有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或更替。市场机制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政治身份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影响下降，另一方面使得社会分层模式的再生产特征凸现出来。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介”。在再分配体制下，由于资源分配的机制和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是“间接”的。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政治的影响呈下降趋势后，教育仍然保持着一种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中介”的作用，而代际间社会地位则显现出“直接再生产”的特征。

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特别是由再分配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规律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有关社会主义研究的新制度主义，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过程进行分析的新的理论视角。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强调的是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强调各种制度性的相互作用、制度转型的特定过程和不同行动主体对制度转型的影响等（大卫·斯塔克、维克多·尼，19961989；孙立平，1996；Zhou，2000a ，2000b ）。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市场机制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正如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一样，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和特定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作用有很大差别（Walder，1996；Szelenyi＆Kostello，1996）。

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资源分配的机制，但这与哪一个阶层在市场体制和转型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或谁输谁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或者功能性关系。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对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选择。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在社会中是一个被建构的结果，而选择的过程和创造的结果取决于不同社会集团参与和控制转型过程的程度。

在一个以再分配体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中，政治权力构成了资源占有的重要基础，政治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因此导致：一方面，政治身份对于人们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作用，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另一方面，教育成为人们获得某些社会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教育的普遍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同时，教育获得与父代地位的紧密联系又使得其具有代际间地位再生产“中介”的性质，导致这种再生产呈现出“间接”的特征。

在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的过程中，人们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别时不应忘记：第一，市场机制所内在蕴涵的权力结构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是运行于市场权力的结构之中的，市场上的垄断和对市场资源的不平等占有，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形成了统治与服从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它是以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的（韦伯，19971976下卷：265-266）。因此，市场关系实质上属于一种“依仗利益”的统治结构。当市场机制的影响局限于再分配体制的边缘或下层时，它并没有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相对于再分配体制来说，它因其新的机会结构而具有某种平等化的效应（Szelenyi＆Kostello，1996）。第二，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重要的资源分配机制时，那些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完全有可能受利益的驱动进入市场，并在其间仍然保持其地位优势。可以说这一转变过程是必然性（市场转型）和主体选择（人们推动和参与）相结合的结果。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那些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其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再生产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可能。市场机制的发展在减低政治因素的“干扰”作用的同时，使得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继承借助于“市场”的平等性形式成为可能。因此，有关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关键问题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及它们是否能够有控制地推进这一转型过程。目前已经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种优势主导地位在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顺利转移（罗纳-塔斯，19961994；Lin ＆Bian，1991；Stark ，1996；林南，19961995；Parith＆Michkelson，1996；Zhou，2000a ，2000b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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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排版原因，英文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①倪志伟（VictorNee ）又译维克多·尼、维克托·倪。本文行文用倪志伟译名，但标注参考文献时将根据所引文献的原译名。

来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