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的是2005年—2015年间中国大众社会态度总体倾向的变迁和影响机制。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个体、社会和规范三个层次、七个指标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十年间社会态度变迁的趋势，同时分析了这些变迁趋势形成的机制：涓滴效应，即某些特定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对社会变迁的感知率先引发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最终导致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上述结果为人们认识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和影响机制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社会态度变迁,总体倾向,影响机制,涓滴效应

社会态度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21世纪初的十年间（2005年—2015年），中国大众的社会态度在涉及个人、社会和价值规范层面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热点问题上，其倾向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趋势和过程与机制是怎样的？

一、 背景与问题

态度的一个经典定义是：“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是一个整体反应系统。①据此，有学者将社会态度（social attitudes）定义为社会大众对某一事物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等三个心理层面上的整体反应；②一些学者在形式上将社会态度变化的趋势大致总结为一致、非均衡和极化三种基本模式。③本文则从社会态度的实质性内容出发，将社会态度的分析凝聚到社会大众在总体水平上对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热点议题的评价倾向性④，更强调这些热点议题在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众所周知，我国社会变迁中出现了很多基本的、深刻的变革，社会大众对这些重大变革及其引发的社会议题的评价倾向性或态度，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指导社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态度是社会变迁的现实结果和社会表征，具有“社会晴雨表”的作用，分析民众对于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及其变化，对理解和把握社会变迁趋势、了解社会矛盾状况具有重要意义；⑤另一方面，社会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也具有潜在影响，民众对重大社会议题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多种心理进程，而且与其社会实践行为也具有紧密的联系。⑥

近十多年来，社会态度的研究在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形成了很多成果，对社会态度的概念结构、学科谱系、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⑦深入探讨了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结构对社会态度的影响，⑧同时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⑨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激励和研究灵感。但这些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与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或缺乏系统的实证基础，或主要针对特定群体而缺乏对社会整体的统合，因而无法更好地对我国民众社会态度变迁的总体倾向性做出系统性、预测性的审视。

国外对社会态度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在西方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热点”或“焦点”问题上，例如，自我感知和评价（如自尊⑩、自我决定和幸福感等11）、种族身份、性与性别、堕胎、分层意识等；第二，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和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宽容或苛刻等12，以及变迁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特别是在当前西方社会同样面临众多问题和重大转型时，这一特点尤为明显。问题在于，国际研究中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十分契合，在中国社会中迫切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际研究中较少被涉及。同时，由于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中外之间存在诸多差别，因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形成机制上也会存在巨大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拟聚焦于21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总体态度倾向性，重点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第二，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机制。本文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5年、2015年数据，值得指出的是，CGSS2015年数据专门设计了基于2005年数据的十年回顾板块，使得其总体态度倾向性的相关测量指标保持基本一致，为研究者进行十年的对比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大大提升了变迁研究的质量。

二、 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完成本文研究目标的基本前提，是建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结构性的态度分析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既要能够反映社会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又要能够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往往通过考察社会成员对重大社会议题或自我生活状况的态度来归纳社会态度的整体倾向。托马斯（W. I. Thomas）和兹纳尼茨基（F. Znaniecki）曾将社会态度分为对个人、社会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态度13，昆考特（K. J. Kiecolt）14将已有的态度研究划分为社会设置（如分层态度和宽容）、社会规范（如公共问题）、社会关系（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综合现有研究，本文拟从个人、社会、规范等三个层次上分析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三个不同层次属于社会态度的三个重要对象领域，虽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社会态度的全貌，但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个人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个人层面对生活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大众对个人社会状况态度的测量可以包括很多方面，本文采用了两个综合性指标：生活幸福感和自我地位评价。生活幸福感作为测量个人生活综合状况的经典指标，已被大量研究所使用，15本文之所以还采用了“个人社会地位评价”作为测量指标，是因为该指标一方面相对于生活幸福感是一个面向客观的综合性指标，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变迁也是个人生活状况变迁的综合反映，因此，两个指标相得益彰。这两个指标在总体倾向性上可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取向：个人维度的总体态度倾向性愈加积极意味着大众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呈现着较为乐观的情绪氛围，对于社会变革为个人生活带来的改善整体上较为满意。

社会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基于社会结构层面对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态度。社会层次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变迁过程中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状况的感知和评价，对于评估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之严重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地位的分化和变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是分析社会资源分配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收入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果，机会分配更多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取资源优势的机会。收入差距长期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所感受到的最基本的变化，也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用以衡量社会稳定性、理解和预测其他社会状况与个体行为的核心变量；16而机会公平则是关乎民众个人发展和整体社会流动的基本社会过程，分析民众的机会公平感对于了解社会紧张与阶层固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与人文关怀之所在。17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将社会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为包容或排斥两种取向，包容的取向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于社会差距与社会矛盾的感知渐渐缓和，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更加认可。

规范层次是指社会大众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态度。基于价值观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体现了社会大众对蕴含在个人行为与社会运行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认知和倾向。相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属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次，不仅如帕森斯所说，是广义社会系统的最高层次18，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的最终层次19。就总体倾向性而言，无论从国际价值观念交流与冲突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我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经验出发，当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规范冲突便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碰撞，二者也是国际社会态度研究中的常见议题。20自由主义是对个人价值和自由意志的文化认可，它强调自治、自由和差异，重视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21保守主义则与之相反。正因如此，本文涉及价值观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可以分为自由或保守两种取向，自由取向意味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民众更加认可强调自由的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追求更加热切。

本文选取了三个指标从不同侧面衡量价值观层面上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状况，即性与性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如上所述，包容差异、尊重自由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性与性别是一个非常具体，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的问题，对开放性行为和同性恋的认可程度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人们对差异的宽容程度。个人自由指标选取了一组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渐体现出争议性的“越轨”行为，通过评判该行为是个人自由还是应受指责，反映人们对于社会规范的基本态度。国家与个人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之一，相对于上述两个指标，它是更为具体、实际的不同价值观念碰撞的焦点。测量民众对政府再分配、提供社会福利等作用的依赖性，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民众对自由主义所派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倾向的认可程度。

（二）研究假设

1. 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全球化等进程日益加剧，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应的，我国民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变迁趋势呢？

（1） 个人层次

传统上，人们认为态度会受到基本动机或需求的影响，个体对某一事物的态度基于其在需求基础上所感知到的奖励或惩罚。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相对落后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在这十年间，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整体水平上基本实现了满足。据此，可提出假设1.1：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个人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呈现积极化的趋势。

（2）社会层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中，我国一直奉行集中化、平等化的经济社会政策，尽管仍然存在诸多社会差别，但总体上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伴随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的过程，原有的社会群体结构开始逐渐分化，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脑体倒挂”、贪污腐败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加显著，人们对于市场机制及其带来的分化结果也逐渐适应。因此，与其他转型国家类似22，由“大锅饭”和“平等主义”时代衍生而来的，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实所激化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将有所回落，特别是对于各种社会分化的宽容和包容程度将有所增加。据此，可提出假设1.2：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越来越趋向于对分化的包容。

（3）规范层次

早年如英格尔斯，晚近如英格尔哈特，都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化带来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得该社会的人格特征趋于现代性，推动该社会的价值观由注重生存转变为注重自我发展，特别是对自我选择、个人自由的追求。23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现代化是伴随深刻的体制改革和广泛的全球化而发展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现代化、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等过程的叠加，这种变迁将会推动大众的价值观念的相应变革。据此，可提出假设1.3：2005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规范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将越来越趋向自由。

2. 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关于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主要存在两个理论路线及相应的解释，即文化论和结构论。它们均关注宏观社会变迁对民众社会态度倾向性变迁的重要影响，但强调的影响机制不同：结构论更加注重社会结构力量的作用，文化论则注重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1）文化论

文化论认为态度是群体价值观中固有的成分，并在社会化过程中传播，24信仰和价值观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给社会的所有成员。25因此，文化论往往将社会态度变迁的过程解释为一个大众社会中跨阶层的同时性、全面性的变化26。例如，史密斯（A. W. Smith）27发现，1958年—1978年间美国社会中白人对种族态度的变迁大多是跨越所有教育和代际群体的。据此，可提出假设2.1：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是由我国的整体文化价值观念变迁所造成的。

（2）结构论

与文化论相反，在结构论看来，社会结构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情境和机会，从而约束或促进了个体特定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对社会态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8因此，在解释社会态度变迁的过程时，结构论强调社会中的子群体和人口结构对社会态度形成和演变趋势的影响，认为社会态度的变化趋势往往与特定的人口群体（如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年轻的群体）密切相关。29

从研究脉络来看，因为一些经验研究表明社会态度与社会结构位置之间仅存在较低的相关性，所以国外一些学者更加偏向文化论的解释。30但本文认为，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看，短短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导致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相对地位和利益基础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这意味着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可能蕴含着更加复杂的结构变动。

本文强调的是，结构因素对社会态度变迁趋势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结构化机制实现的，即结构替换和涓滴效应。

结构替换理论由施托费尔（S. A. Stouffer）31提出，是该领域中最著名的结构性解释之一。该理论认为，宏观水平上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影响社会态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例如，随着更自由、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群体取代年长群体，总体的社会态度倾向性便会趋向自由和宽容。在我国，不同户籍类型、所有制、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出生世代者，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明显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享有不同的生活情境和机会，因而其社会态度自然可能不同。伴随着城市化、市场改革、大学扩招、产业结构调整、互联网普及等一系列宏观社会变迁进程，社会的人口结构相应发生了重要变化，城镇人口、体制外人员、高等教育人口、脑力劳动者和“80后”“90后”群体在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态度倾向性对于总人口态度倾向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进而影响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据此，可提出假设2.2：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是由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替换所造成的。

涓滴效应是对结构替换理论的修改和补充。该理论认为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不仅与宏观水平上人口结构的替换有关，更与个体水平上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变迁的感知差异有关。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率先发生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导致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倾向性也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32例如，施莱伯（E. M. Schreiber）33发现，愿意投票给女性总统候选人的比例是随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首先更支持女性候选人而增大的。具体而言，涓滴效应认为社会态度变迁过程呈现“涓滴”状，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主导群体和社会意义不同：前半程是优势群体的态度倾向率先提高，在改变总体态度倾向的同时，逐步拉开与弱势群体的差距，隐含着生活机遇的不平等和社会态度两极化的风险；后半程是弱势群体的态度倾向增长幅度超过优势群体，在提高总体态度倾向的同时，弥合不同群体间的态度差距，意味着潜在的不平等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在我国，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获益和感知差异明显。具体而言，在个人层面上，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率先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并将优势保持到今天。因此，他们既拥有纵向的相对满足感，也拥有横向的相对满足感。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获得了社会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但由于自我归因偏差34，成功者往往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努力，失败者往往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在规范层面上，处于社会结构中优势地位的群体，其生活情境与现代化、全球化等进程融入的程度更加深刻，对现代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也较高。总体而言，优势群体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可能会更早、更深入地发生变迁，从而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据此，可提出假设2.3：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是由优势群体的态度倾向性变迁所造成的。

上述两个结构性假设的具体变量和关系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得到阐释。

如上所述，文化论与结构论构成了解释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形成机制的两种基本范式，而结构论又存在结构替换效应与涓滴效应等两种结构化影响机制。在此意义上，对于总体态度倾向性形成机制的不同解释，指向不同的社会实践方向。例如，以民众总体幸福感的提高为例，文化论认为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在同步提高，体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普惠性结果；结构论则认为总体幸福感的提高可能是“粉饰太平”。具体而言，结构替换效应认为是总体幸福感的提高是源于城市人口、脑力劳动者等优势群体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增加，而优势群体的幸福感本就较高，实际上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感甚至可能均未提高，因此提高总体幸福感的理想方式是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例如，让更多人农村人变成城市人）。涓滴效应则认为，总体幸福感的提高是因为优势群体的幸福感提高更加明显，但存在短期内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的隐患，因此提高总体幸福感的理想方式是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缩小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距（例如，让农村人过得更幸福）。不同的结构化机制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揭示了不同的态度变迁过程。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CGSS2005年和2015年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采用严谨科学的抽样方式，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

（二）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从个人、社会和规范等三个层次探究总体态度倾向性。在个人层次上，本文以生活幸福感和自我地位评价35为测量指标，可转化为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表示个人层面的总体态度倾向性越积极。在社会层次上，本文以收入不均合理性、机会公平感36等变量为测量指标，也均可视为连续变量。指标数值越高表示社会层面的总体态度倾向性越偏向包容取向。在规范层面，本文以性与性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等变量为测量指标。37上述三个变量皆可视为连续变量，前两项得分越高、第三项得分越低，表示规范层面的总体态度倾向性越偏向自由取向。

2. 自变量

本文既要描述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也要探讨这一趋势的形成机制，而无论是文化论还是结构论的分析，其实都是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态度倾向性差异及其变化情况为基础的。因此，本文按照研究惯例选择了若干具有显著异质性的结构性因素来区分社会群体，包括户籍类型（0 = 农村，1 = 城市）、单位所有制（0 = 体制外，1 = 体制内）、受教育年限、职业社会地位（1 = 无业失业人员，2 = 农民，3 = 工人，5 = 办事人员，5 = 自雇佣者，6 = 专业技术人员，7 = 管理人员）和出生世代（1 = 1960年以前，2 = “60后”，3 = “70后”，4 = “80”后，5 = “90后”）。

四、 研究发现

（一）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总体趋势

表2体现了2005年至2015年我国居民社会态度倾向性的总体变化趋势。从个人层面来看，我国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在十年间有了明显的提升，自我地位评价也同步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对自我生活状况的综合评价有所上升。

从社会层面来看，我国居民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认可度有所提高，但机会公平感出现了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在分配领域，我国居民对社会资源分配结果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有所上升，但对资源分配机会不平等的意见正在加大，体现了转型期中国人“患不均，更患不公”的特点。38

从规范层面看，我国居民对性与性别问题、个人自由的态度均有显著上升，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这意味着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在规范层面上的社会态度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由趋向，整体上更加认可崇尚自由、包容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价值体系。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显著增强，对收入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对性与性别、个人自由的认可明显增强，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在减少。据此可证实本文的研究假设1.1、1.2和1.3，即我国居民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在个人层次上更加积极，在社会层次上趋向包容，在规范层次上趋向个体和自由。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居民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有所增强。

（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

1. 文化论或结构论

2005年—2015年，中国大众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过程是更符合文化论的预测，还是更符合结构论的预测？具体而言，文化论强调整体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认为社会态度变迁是全面性、同时性的；结构论则更强调社会结构力量的作用，认为社会态度变迁是差异化、结构性的。由于整体价值观的影响无法直接检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通过检测不同社会群体社会态度相对差距的变迁情况来验证文化论与结构论在我国社会变迁环境中的解释力。换言之，在社会态度的变迁过程中，变迁是超越社会群体的全面性、同时性变迁，还是更多地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39，本文首先使用OLS模型拟合2005年、2015年各层次社会态度的回归模型，然后将两年数据合并，并加入时期虚拟变量（0 = 2005年，1 = 2015年）、时期虚拟变量与其他自变量的交互项，形成时期交互模型以验证不同年份之间变量系数差异的显著性，从而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态度倾向性差异的变动对文化论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表3.1—3.4所示，从2005年到2015年，在各个层次的社会态度指标中，均有若干社会群体的相应社会态度差距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社会态度变迁并非是全面性、同时性的过程。据此，可拒绝假设2.1（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是由我国的整体文化价值观念变迁所造成的）。

2. 结构影响机制：替换效应或涓滴效应

由上文可知，相较于文化论，中国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过程更符合结构论的理论范式，但仍需面对新的问题：结构替换效应和涓滴效应哪一个是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形成机制？

“Oaxaca-Blinder”分解法是分解工资均值差异的经典方法，由瓦哈卡（Ronald Oaxaca）和布兰德（Alan S. Blinder）几乎同时提出，最初是运用于性别间或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能够将工资均值差异分解为特征差异和价格差异（例如，男女之间在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率上的差异），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本文使用“Oaxaca- Blinder”分解法，以调查年份作为群组差异变量，将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分解为若干社会结构要素的结构差异和系数差异，验证了不同社会结构要素的结构替代效应和涓滴效应对社会态度变迁的影响，如表4.1—4.3所示，我们将各变量结构差异贡献视为社会结构因素在总人口中的分布特征变动所带来的结构替代效应，将变量系数差异贡献视为各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系数变动所带来的涓滴效应。若某变量的结构差异贡献率较高，则可认为该变量的结构替换效应，即在总体人口结构中的分布变化（例如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水平）是造成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若某变量的系数差异贡献率较高，则可认为是该变量的涓滴效应，即该变量内部的态度倾向性差异变动（例如城镇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在性与性别观念上的优势增加）是造成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

（1）个人层面

就生活幸福感而言，出生世代的变动（包括结构变动和系数变动）对生活幸福感提高的解释性最强（-24.91%）。具体而言，其结构变动（即结构替换效应）贡献了9.21%的生活幸福感增长，但其系数变动（即涓滴效应）减少了34.12%的生活幸福感增长。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是生活幸福感变迁的主要影响机制。尽管人口结构的年轻化40推动了生活幸福感的提升，但年轻人口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幅度已然被老年人口所超越，从而抑制了总体幸福感的提升幅度。这意味着社会态度涓滴化变迁的后半程开始显现，如表5变迁图示A所示，社会弱势群体格外明显的社会态度变迁主导了总体社会态度变迁。

同理，就自我地位评价而言，户籍类型对自我地位评价提高的解释性最强（223.5%），其结构效应贡献了37.7%的自我地位评价提升，而涓滴效应贡献了185.8%的自我地位评价提升。可见，户籍类型的涓滴效应是自我地位评价提升的主要影响机制。城镇化进程推动了自我地位评价的提升，但城市人口格外明显的自我地位评价提升才是造成总体自我地位评价提升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意味着自我地位评价的变动仍属于涓滴化变迁的前半程，如表5变迁图示B所示，社会优势群体格外明显的社会态度变迁主导着总体社会态度变迁。

（2）社会层面

就收入不均合理性而言，出生世代对人们关于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提高的解释性最强（160.38%），且主要源于其涓滴效应（贡献了149.94%的增长），这种溢出性的贡献率意味着一旦控制了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人们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有所下降。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是导致收入不均合理性接纳程度提高的主要机制，且同样表现为前半程（表5变迁图示B）——年轻人口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的提高格外明显，从而主导了整体接纳程度的提高。

就机会公平感而言，教育对机会公平感下降的解释性最强（60.45%），且主要来源于其涓滴效应（59.50%）。可见，教育的涓滴效应是导致机会公平感下降的主要机制，且同样表现为前半程（表5变迁图示C），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格外明显的机会公平感下降主导了总体机会公平感的下降。

（3） 规范层面

就性与性别观念而言，出生世代对于性与性别观念开放化的解释性最强（51.55%），且主要来自其涓滴效应（42.50%）。可见，出生世代的涓滴效应是导致性与性别观念开放化的主要机制，且表现为前半段（表5变迁图示B），年轻人口格外明显的性与性别观念开放化变动主导了总体性与性别观念的开放化。

就个人自由而言，户籍类型对于个人自由观念增强的解释性最强（-17.69%），其主要来自其涓滴效应（-12.83%）。可见，户籍类型的涓滴效应是影响个人自由观念增强的主要机制，城市人口个人自由观念的增强幅度被农村人口超越，从而限制了个人自由观念增强的幅度。这意味着个人自由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涓滴化变迁的后半程（表5变迁图示A），农村人口格外明显的个人自由观念增强主导了总体个人自由观念变迁。

就政府作用而言，职业地位对政府作用依赖度降低的贡献率最高（-38.69%），且主要源于其涓滴效应（-42.67%）。这意味着职业地位的涓滴效应是影响政府作用依赖度的主要机制。如上所述，对政府作用依赖度越低表示民众在规范层面的社会态度越趋向于自由。我们发现，作为弱势群体的职业地位较低者对于政府作用的依赖度下降更加明显，从而主导了总体上对政府作用依赖度的下降。可见，该项社会态度的变迁已处于涓滴效应的后半程（表5变迁图示D）。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并不符合文化论的理论预设，而更加符合结构论的预设，出生世代、户籍类型、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地位是推动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在解释具体的影响机制时，结构论包含结构替换效应和涓滴效应两种机制，前者强调结构要素本身的变动（如城市人口比重），后者则强调结构要素影响程度的变动（如城乡之间的幸福感差距）。不同的结构机制意味着不同的现实意义：结构替换效应将塑造良好社会态度的希望寄于改变“结构的结构”，即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教育扩张等；涓滴效应则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在宏观社会变迁中差异化、不平等的微观生活感受，通过引导“结构的影响”，即改善弱势者的生活状况，缩小群体间的社会态度差异，从而塑造良好的社会态度。

如表5所示，本文发现涓滴效应是各结构要素影响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证实了假设2.3。具体而言，生活幸福感、个人自由观念、政府作用的变迁已经处于涓滴效应的后半程，但自我地位评价、收入不均合理性、机会公平感和性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仍处于涓滴效应的前半程，即由城市人、年轻人和高受教育程度者等优势群体格外明显的社会态度变迁所主导。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CGSS2005年与2015年数据，从个人-社会-规范等三个层面出发，探究了我国居民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趋势。2005 年—2015年，我国居民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日趋积极，具体表现为生活幸福感和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明显提升；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看似相反，实则内在相关的总体包容倾向，一方面，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对机会不平等的感知则有所增强；在规范层面上的总体态度倾向性上趋向自由，具体表现为在性与性别、个人自由问题上的观念愈加开放，个人主义价值倾向愈加明显。

第二，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趋势的形成机制。本文发现，首先，2005年—2015年不同社会群体在总体态度倾向性指标上的组间差距发生了明显的变迁，这意味着我国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并非文化论所假定的同时性、全面性变迁，而更加符合结构论的假设，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是矛盾的、不平等的。

其次，出生世代、受教育年限、户籍类型和职业地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涓滴效应是影响各项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这意味着，尽管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结构升级等社会进程明显改变了我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使得大量人口的社会结构位置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一过程并未主导我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相反，不同群体之间经济社会环境差距的变动，或者说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即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的变动，才是推动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主要机制。特别是当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处于涓滴效应前半程时，主导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的不是“富者愈多”，而是“富者愈富”。

具体而言，生活幸福感、个人自由观念和政府作用的变迁已经进入总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变迁的后半程，如表5变迁图示A、D所示，老年人口、农村人口和职业地位较低者等弱势群体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已经赶上了优势群体的步伐，在总体态度倾向性良性变迁的同时缩小了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

尽管如此，自我地位评价、收入不均合理性、机会公平感和性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仍然处于总体态度倾向性涓滴化变迁的前半程，如表5变迁图示B、C所示，总体水平上自我地位评价的提升，对收入不均合理性的接纳程度提高，性与性别观念的开放化等趋势是由城市人口和年轻人口所主导的，这意味着不能对总体态度倾向性的良性变迁持有过于乐观的态度，推动农村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是塑造良好总体态度倾向性的主要抓手，而机会公平感的下降是由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所主导的，这意味着关注高等教育群体的态度和需求是减缓机会公平感下降的良好途径。此外，上述总体态度倾向性变迁过程中群体间的总体态度倾向性差异也有所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总体态度倾向性两极化的风险。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XHN1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菲利普·津巴多、迈克尔·利佩：《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邓羽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3页。

②Helen Cheng, et al., “Th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Social Attitudes in Two British Cohort Stud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07, No. 2, pp. 351-371；王俊秀、杨宜音：《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③参见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④Norval D. Glenn, “Recent Trends in Intercategory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Social Forces, Vol. 52, No. 3, pp. 395-401; P. Di Maggio, J. Evans & B. Bryson.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3, pp. 690-755; A. Munasib & D. Roy,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 41, No. 2, pp. 63-83.

⑤同注③。

⑥M. Fishbein & I. Ajzen,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havior: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1.

⑦王俊秀、杨宜音（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7）——社会阶层与获得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王俊秀、陈满琪（主编）：《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周晓虹：《国人社会心态变化新趋势》，载《理论与当代》2017年第7期。

⑧刘欣、胡安宁：《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载《社会》2016年第4期。李路路、钟智锋：《“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⑨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载《社会》2008年第2期；史天健、玛雅：《走出“民主”迷信》，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载《社会》2011年第3期；王沛沛：《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载《青年研究》2016第5期。

⑩J. T. Mortimer & M. D Finch,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in the Early Work Career,” Work and Occupations, Vol. 13, No. 2, pp. 217-239.

11K. J. Kiecol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ttitu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pp. 381-403.

12J. A. Davis, “Conservative Weather in a Liberalizing Climate: Change in Selected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Items, 1972-78,” Social Forces, Vol. 58, No. 4, pp. 1129-1156; A. Thornton & Young-DeMarcom,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3, No. 4, pp. 1009-1037; J. H. Evans, “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An Updat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4, No. 1, pp. 71-90; J. M. Twenge, R. A. Sherman & B. E. Wells, “Changes in American Adults'  Sexual Behavior and Attitudes, 1972-2012,”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Vol. 44, No. 8, pp. 2273-2285; A. Munasib & D. Roy,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 41, No. 2, pp. 63-83.

13W. I. Thomas & F. 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Monograph of an Immigrant Group Vol. 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8.

14K. J. Kiecol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ttitu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pp. 381-403.

15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洪岩璧：《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载《社会》2017年第2期。

16李实、罗楚亮：《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变动与长期趋势》，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申广军、张川川：《收入差距、社会分化与社会信任》，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载《社会》2010年第6期。

17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李炜：《近十年来中国公众社会公平评价的特征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8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1.

19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P. Di Maggio, J. Evans & B. Bryson.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3, pp. 690-755; John H. Evans, “Have Americans’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 An Update,” Social Science Quality, Vol. 84, No. 1, pp. 71-90.

21A. J. Cherlin, “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200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72, No. 3, pp. 403-419.

22可参考李骏、吴晓刚：《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23英格尔斯·阿列克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叶娟丽、韩瑞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4J. S. House,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M. Rosenberg & R. H. Turner (ed.),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525-561.

25罗森堡、特纳：《社会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孙非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6K. J. Kiecol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ttitu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pp. 381-403.

27A. W. Smith, “Cohorts, 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oler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4, No. 3, pp. 205-225.

28J. DeLamater & A. Ward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Hoboken, NJ: Springer, 2006.

29A. W. Smith, “Cohorts, 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oler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4, No. 3, pp. 205-225; Kiecolt, K. J.,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ttitu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pp. 381-403.

30M. Wood & H. Michael “The Moral Basis of Moral Reform: Status Discontent Vs. Culture and Socialization as Explanations of Anti-pornography Social Movement Adher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No. 1, pp. 86-99; M. Abrahamson & J. C. Valerie “Tolerance, Urbanism and Reg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2, pp. 287-294.

31S. A. Stouffer,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32K. J. Kiecol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ttitud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4, No. 1, pp. 381-403.

33E. M. Schreiber, “Educa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Opinions on a Woman for Presid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42, No. 2, pp. 171-182.

34W. M. Alves & Peter H. R., “Who Should Get What? Fairness Judgme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4, No. 3, pp. 541-564.

35自我地位评价为两个问题（即横向地位评价、纵向地位评价）的均值。

36机会公平感为两个问题（即升学机会公平、地位获得机会公平）的均值。

37性与性别、个人自由、政府作用等变量取自其相应子项得分的均值。

38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39吴愈晓：《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载《社会》2010年第6期；李路路、王鹏：《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

40此处是指“90后”等新的世代进入人口结构，而非人口平均年龄变小。

【作者简介】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Li Lulu,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王元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Wang Yuanchao, School of Sociological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