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主要从资源和交换的角度分析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文章认为，中国的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形式和工具，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文章试图论证，单位成员在单位中所获得的资源以及他们对单位的满意度，仍然是影响其依赖性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个人在单位中获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和对单位的满意度；同时，人们对获取资源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依赖性行为。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单位组织中资源与依赖交换过程的全面性、强制性和政治性。
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人们称之为“单位”的工作组织，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本文将要分析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单位组织仍然是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单位组织中存在着一种以资源交换为基础的依赖性结构。
理论背景
中国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借用韦伯（Max Weber）的话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因而，单位组织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Weber，1980）。
（一）作为统治形式的单位组织
韦伯曾经讨论了统治的基本形式和类型。在韦伯看来，所有的统治都可以区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第一，依仗利益状况进行的统治。其典型形式是在市场上通过不平等的交换，或者如韦伯所说“市场上的垄断主义”而产生的服从关系。这种统治建立在对财产的占有上，以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为基础（Weber，1980），可归结为以报酬为基础、具有交易性特征的关系（布劳，1988）。第二，强制性（命令）的统治。这是一种“独立于”特定利益之外的、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权力。它与权威的命令权力一致（Weber，1980）。人们与这种权力的关系并非是“自由”选择的，甚至是无法替代的和不以人们的利益需要多少为转移的，人们只有被动式的服从。由于这种统治一般是通过机构或“组织”实现统治，因而可以称之为“通过‘组织’进行的统治”（Weber，1980）。
在中国传统的“再分配社会”中，权威的、强制性的命令权力的统治和依仗利益的、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统治合为一体，更准确地说，后者被合并到了前者之中，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国家将财产权合并到行政权中，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统治。国家既是具有权威和强制性命令权力的统治者，同时又是财产所有者。“国家”既是一个政权概念，又含有财产所有权之涵义。国家统治的最大特征即是政权和财产权的合一，是市场交易权力和行政命令权力的合。通过分离的二者被紧密地耦合在一起。因而这种国家不同于过去人们所谈论的任何形式的国家。
在两种基本统治形式相对分离的情况下，命令权力或国家权威的统治主要通过官僚组织来实施，而依仗利益的统治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是通过经济组织来实施。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合二为一”的统治形式中，经济组织由于和国家行政机构相结合，从而也具有国家行政机构的功能。这种特殊的“组织”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单位组织”，它既包括国家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也包括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它既是国家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组织”是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维持国家统治即命令统治的手段或工具。这种统治结构本身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
两种权力和两种组织的合一，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自下而上的依赖性向度和结构，即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个人对单位的依赖。国家将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就剥夺了其他任何权力，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社会（布鲁斯，1989）。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自由资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组织和个人的社会独立性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但原有的基本统治形式和统治结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
由于单位组织生存的基本制度基础没有根本改变，因而单位组织依然保持着很强的政治特征和统治工具特征。第一，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和财产，仍然在社会中，特别是在城镇社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所有的单位组织仍然处于一种完全的行政隶属关系体系之中。隶属于国家的各种单位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管理国家所有的资源。改革所导致的变化，仅是它们“代表”国家进行统治的权力形式发生变化。第三，国家对单位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是国家在现有制度背景下、在社会转型中依然保持对单位组织强有力控制的基本统治手段，也是影响或决定单位组织仍然依附于国家的最重要的直接因素之一。对单位组织领导人的单一人事任免权，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将两种统治权力合一的基本统治结构。按照布鲁斯的说法，借助于对人事任免权的完全控制，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完全依赖性结构”（布鲁斯，1989）。
（二）单位组织中的统治结构
单位组织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或结构，是国家实现统治的中介环节。单位组织通过将经济控制权力和国家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像国家对单位组织的统治那样，实现对个人的统治。个人对单位组织的服从，同时即是对国家的服从；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并非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工作场所”。
但是，必须看到，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出现了大量的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因而，依赖性结构的机制与过去相比有了变化。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导致社会组织和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直接统治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并且有了通过替代性资源获得独立性的可能。由于市场化和自主性因素的进入，原有的统治结构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在这种统治结构中，强制性命令权力、行政性强制控制的意义下降，而以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为基础的、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统治权力其意义上升。如果说过去的统治结构中，两种统治形式的过渡性关系（Weber，1980）其向度主要表现为由命令权力到利益依赖的话，那么改革后的单位体制中，则又出现了由利益依赖到命令权力的向度。但是，实现这种统治可以“并不强迫个人履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对这种统治逆来顺受的义务”（Weber，1980）。因此，这种特定的“依仗利益”的统治和以一定的个人“自由行动”为特征，进而可以很顺利的逐步转为国家的权威统治，并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的行政权力、官僚机构对“下级”统治的权威体制相一致。
依仗利益和资源所产生的依赖性结构，与依仗国家的命令权力所产生的依赖性结构仍然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持了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国家或是国家的“组织化”机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以及权威的命令权力和资源占有上的优势地位相结合，使得国家和单位组织对个人的统治依然有效。单位组织可以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给那些利益追求者以单位成员的资格，并规定“回报”的形式和“价格”，迫使社会中的个人采取所期望的态度。人们只有以服从和依赖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这些资源、利益或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自由”被局限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其机会结构和制度结构具有基本上的一致性。
一般的统治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提供了分析个人与单位组织依赖关系的基本框架（Weber，1980；布劳，1987）。若干研究涉及到单位组织内部关系结构和个人行为特征（吴晓刚，1994；华尔德，1996；李猛等，1996）。在“混合经济”或“过渡阶段”（Sezeleny，1996）的制度环境中，相对于国家的行政性命令权力来说，个人对单位组织的资源或利益依赖也成为国家实现统治的重要机制。正如布劳（Peter Blau）所说过的那样：“通过按别人的要求提供服务，一个人确立了对他们的权力。如果他定期向别人提供在别处不能轻易获得的服务，那么他们就会因为这些服务而依赖和感激他”（布劳，1987）。
基本假设
使单位成员对单位产生依赖的机制，是他们从单位组织中能够获得所需的资源。这种单方面的依赖，是由于个人社会独立性地位的软弱。布劳曾经详细讨论过单方面依赖或者获得社会独立性的基本条件（布劳，1987）。
个人因资源而产生的依赖，除了取决于资源占有情况外，还受个人对资源提供者的满意度的影响。一般来说，人的行为，一方面，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的动机和行为所具有的主观意义，也会对人们相互作用的各种形式产生影响。交换性行为经常是和理性选择的利益比较和理性选择的利益约束联系在一起的（Weber，1980）。人们常常期待着一种报偿，尽管这种报偿一般可能是在未来实现，而且实现的方式无法在目前精确地定义（布劳，1988）。人们对交易物的满意程度，将对交换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出现选择性和替代性资源时，人们对某种资源的依赖程度，要受到他们对这种资源及其获取方式的满意程度的影响，这种满意程度有可能改变不同资源对交换者的相对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依赖程度“是服务的价值与可供他们考虑的第二个最好的选择方案之间差异的一个函数”（布劳，1988）。中国的改革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选择的替代性资源，因而国家和集体单位已不再具有唯一资源提供者的地位。因此，个人对单位的“满意度”，在单位组织中将成为除资源之外影响人们依赖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单位中依赖性结构的基本模型，同时也是对单位成员行为，乃至单位性质进行分析的基本模型。模型中包含有三个要素，即：资源、满意度和依赖性。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单位成员在单位中所获得的资源，以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的满意度，成为影响其依赖性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我们认为，个人和单位的关系基本上可表现为上述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个人在单位中获得资源的多少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和对单位的满意度，同时，人们对获取资源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依赖性行为。
应该指出的是，当人们实际上对某种事物或事件作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时，都有可能受到个人社会地位、环境、参照群体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因而是相对的。考虑到主观感受的相对性，在上面的基本模型中应该还有一个基本变量存在的意义，即单位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就其对现实社会行为的影响来看，也许人们的这种被相对剥夺的主观感受会表现得更为直接。我们的判断是，不仅仅人们的满意度有可能转化为相对剥夺感，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多少，也有可能通过这种相对剥夺感而对行为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假设可用下图表示出来（图1）：
样本与量表
1993年下半年，围绕上述有关单位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假设，我们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检验有关理论和假设。
（一）关于调查样本
在这次的问卷调查中，主要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城市”、“样本单位”和“样本个体”。
样本城市 考虑到经费限制，首先确定了样本城市数量为10个。然后，主要采用了整群分层与简单随机的抽样方法，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以整群分层的原则，按照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将全国517个城市按人口规模以7个标准分层分类，即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以及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在整群分层的基础上，依据简单随机的方法在517个城市中抽取10个样本城市。
样本单位 由于中国单位在事实上总是具有行政级别和不同的所有制类型，同时又总是隶属于或概括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这三种不同的单位类型，所以，我们在抽样过程中把这三种单位的主要社会特征作为抽取样本单位的主要标准。根据4千份问卷的样本量，确定分别在10个城市中抽取100个单位，即每个城市抽取10个样本单位。具体在每个样本城市中抽取样本单位，则主要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进行。
样本个体 最终的抽样单元是不同类型单位组织中的单位成员。具体方法是，调查员到样本单位以后，根据单位成员的花名册，确定一个随机数，然后按简单随机的方式抽取样本个体。根据设想，在每个城市所选择的10个样本单位中各抽取了400份样本个体。
为了说明样本指标代表性的大小以及样本指标（sample）与总体指标（population）相差的一般范围，我们进行了样本误差的检验。
首先，分析了样本的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 of sample）。在拟定抽样方案时确定样本的可信系数为95%（confident interval）。在检验时，主要依据下列公式：s.e.（p）= √ p（1 - p）/ n。
这里，n为样本量，s.e.为样本的标准误差，p为把握程度的百分比。在可信系数为95%的情况下，则按下列公式进行检验：p±1.96 * s.e.（p）。
其次，还从样本量的大小上检验了样本误差。在拟定抽样方案时确定样本的可信系数为95%，样本允许误差为±0.02（accurate of sample）。根据以下公式，得到：
这就是说，为了达到样本的可信系数为95%，在样本允许误差为±0.02的情况下，所需的样本量为2401份。很显然，4千份样本量符合这次调查的需要。
另外一种检验样本误差的方法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找出一些主要的指标，然后在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之间进行比较，从实际上直观地检验样本与总体的差别。根据这次调查的需要以及现有的统计资料，主要从性别、就业人口年龄、所有制结构、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5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与总体误差不大。
（二）关于量表
为了检验假设，我们主要制作了资源、依赖、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4个方面的量表。单位人的社会行为在这里主要是作为一个潜变量（latent variable）。
资源 吉登斯（Giddens）将资源定义为使事情能够发生的能力（capabilities of making things happen；Giddens，1981）。有些人也将资源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或非物质性的财产，例如霍曼斯（Homans）认为，社会互动和社会行为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物质性或非物质性财产的交换（Homans，1958）。韦伯将社会互动相应的定义为“交换伙伴之间的利益妥协，通过这种利益妥协，财产和机会被作为相互的报酬而给予”（韦伯，1997）。科尔曼（J. Coleman）则对资源作了更宽泛的理解：资源被认为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例如信息）以及事件（例如选举）（1990）。在本文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科尔曼对资源的定义，即资源是那些可使得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在“资源”的概念中，不仅包括非物质性的东西，而且包括韦伯所指出的“机会”，即人们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可能性），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声望”或“荣誉”。
需要专门说明的是，在我们所使用的“资源”概念中，收入没有被包括在其中，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变量。在一般的理解中，收入肯定属于一个单位成员从单位中所获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收入应该成为决定单位成员依赖行为的基本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其他的社会、包括那些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收入都是决定人们在单位中的社会行为、例如是否对单位依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在其他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收入几乎是工作单位给予单位成员唯一的资源，因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交换过程。但是在中国城市的单位社会中，人们对单位资源的占有和因此而产生的依赖，绝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有时收入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单位所能提供的其他资源，例如住房和某些重要的机会（出国、晋升等）。单位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和获得收入的“场所”，对于国家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创造财富和税收的社会单位。这也许是“工作单位”在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包括其他集权主义社会中的最大区别。为了将这种区别凸现出来，更是为了探究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关系以及决定这种依赖关系的特定因素，我们将收入和资源作为两个独立变量区分开来，分别考察它们对个人依赖性行为的影响。资源在我们的研究中，其操作化的形式是人们在单位中已经获得的各种东西。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下列项目中，您认为单位目前实际在何种程度上对您负责？”，列举了23类项目，分别让受访者判断在这些项目中单位对其是完全负责，大部分负责，小部分负责或者是完全不负责。这23项分别是：1. 退休养老；2. 医疗卫生；3. 因公伤残；4. 文化补习；5. 技术培训；6. 调解纠纷；7. 子女上学；8. 子女就业；9. 住房；10. 文体活动；11. 政治思想状况；12. 计划生育；13. 党团组织生活；14. 离婚；15. 婚姻恋爱；16. 工作正常调动；17. 休假旅游；18. 子女入托；19. 食堂；20. 澡堂；21. 小卖部；22. 理发室；23. 上下班交通。
我们的期望是，通过这23项与人们需要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项目，可以对单位成员在单位中的资源获得或者占有状况作出一个基本评判。表1主要是对资源量表的集中趋势、离散趋势、量表值的分布状况的描述以及对量表的 Alpha检验。表中，对集中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mean（均值），mode（众数）和median（中位数）；对离散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minimum（最小值），maximum（最大值）和range（全距）；对资源量表值分布状况的分析主要是从skewness（偏斜度）和kurtosis（峰度）的角度来观察其量表的值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正态分布状态。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资源量表的Alpha值（阿尔法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0.9078和0.9087。
依赖 依赖主要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社会情境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由于需要获取特定的资源以及实现特定的期望而不得不受制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当人们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目标而别无选择地仰赖于某一个社会集团或他人行为取向的时候，依赖的情境就会产生出来。事实上，在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行为是否处于一种依赖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一个主要的依据是，人们在实现其目标、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过程中，在多大的程度上无可奈何地受制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的行为取向，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摆脱这种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制约。
为了测量人们在单位中的依赖状况，在调査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下列项目中，您认为单位将来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对您负责？”，我们同样列举了和资源量表中完全相同的23类项目，分别让受访者判断在这些项目中单位对其是完全负责，大部分负责，小部分负责或者是完全不负责。我们的判断是，单位人对单位的依赖性行为可以通过单位成员对单位的期望表现出来，即：单位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期望单位对他们在各项资源的获得上负有责任。那些在各项资源获得上期望单位更多的负有责任的单位成员，意味着他们将自己的资源获得在更大的程度上交付给单位，他们因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通过单位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各种资源。对单位资源有更高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在其他地方很难、或者无法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事实上，人们对单位所能提供的上述各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与服务的期望愈高，那么，他们的单位对其行为的影响力就会愈大，与之相适应，他们对其自身单位的依赖也就会呈现出一种较强的趋势。因此，我们的预期是，通过这23项与人们需要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项目，期望能够对单位成员在获取资源过程中的依赖状况作出一个基本评判。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依赖量表中的skewness和kurtosis值分别为-0.254和-0.203，表示出无论从对称性还是从值的分布高度来看，这个依赖量表的值的分布都有所偏左，处于一种略为偏左的正态分布状态。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依赖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0.9368和0.9361。
满意度 在严格的意义上，满意度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其测量的主要是人们社会心理上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在工作与行为上的付出与劳动（Effort）能够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回报、补偿和奖励（Reward）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相对公平和满足的感觉。两者之间的差距愈小，或者说，人们得到的比他们所付出的愈多，人们对这种报酬的满意程度就会愈高（Siegrist，1996；Weinert，1981；Heinrich，1981；Mayring，1993）。
满意度同资源一样，也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满意程度的评价与感受是可以直接通过测量个人对自己在单位中的工作、本单位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关系、单位的劳保福利情况、工作收入、工作条件、晋升机会、住房情况、学习培训机会、工作稳定性等各方面的项目指标得到的。根据这种判断，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您是否对自己的下列状况感到满意？”，我们列举了15类项目，这15类项目分别是：1. 对自己的具体工作；2. 对本单位在社会上的地位；3. 对自己的职业的体面程度；4. 与单位同事的关系；5. 与单位领导的关系；6. 单位的劳保福利状况；7. 单位的工作收入；8. 单位的工作条件；9. 自己才能的发挥；10. 单位中的晋升机会；11. 住房状况；12. 工作调动；13. 学习培训机会；14. 工作轻松自由；15. 工作稳定性。
我们的期望是，上述的15类项目能够基本囊括人们在单位中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需求。通过观察人们这些需求实现的程度，进而能够了解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感受公平和满足。事实上，人们在上述的项目需求实现的程度愈高，那么，人们所感受的满意的程度也会愈高。表3主要是对满意度量表的集中趋势、离散趋势以及满意度量表值的分布状况的描述。表中，对集中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mean，mode和median；对离散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standard deviation，minimum，maximum和range；对满意度量表值分布状况的分析主要从skewness和kurtosis的角度来观察其量表的值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正态分布状态。在满意度量表中，其量表的skewness和kurtosis值分别为0.094和0.973，表示出满意度量表值的对称性处于一种良好的正态分布状态，而其值的分布高度则偏高。最后，通过Alpha的检验和计算，满意度量表的Alpha值和标准Alpha值分别为0.9076和0.9081。
相对剥夺感 和满意度相似，相对剥夺感测量的也是人们行为过程中的一种主观感受。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discrepancy between expectation and actuality）所产生出来的或所感受到的、特别是与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负面主观感受，一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Runciman，1972；Gur，1971；Opp，1989）。为了测量这种负面的主观感受，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相应的3个问题：1.“在下列问题上，你觉得你与单位内同事相比怎样？”，即受访者判断自己目前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状况。2. 同样列出上述3个项目，让受访者与社会上的其他人来进行比较。3. “如果人的地位可以分为五等，您认为您在单位中和在社会上分别属于哪一等？”，分别让受访者判断自己在单位中和社会上的位置。我们的预期是，上述的这些不同问题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和测量人们被相对剥夺的感受。事实上，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也证实了我们的预期。表4主要是对相对剥夺感量表的集中趋势、离散趋势以及满意度量表值的分布状况的描述。表中，对集中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mean，mode和median；对离散趋势的分析主要是观察standard deviation，minimum，maximum和range；对相对剥夺感量表值分布状况的分析主要是从skewness和kurtosis的角度来观察其量表的值在多大的程度上处于一种正态分布的状态。在相对剥夺感量表中，其量表的skewness和kurtosis值分别为0.477和0242，表示出相对剥夺感量表值的对称性和分布高度均处于一种较好的正态分布状态。
假设检验：基本分析和判断
（一）单位组织中的基本依赖模型
在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中，我们采用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方法，对前述基本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建立起单位组织中的基本依赖模型。图2显示了模型中4个因素之间的基本关系。
模型中各种路径关系的统计值，可见表5。
这一模型包括了3个路径。当我们将资源作为自变量、满意度作为因变量时，这2个变量可以解释16.3%的差异（variance）；当我们将资源、满意度作为自变量、相对剥夺感作为因变量的时候，这3个变量可以解释26.6%的差异；当我们将资源、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作为自变量、依赖作为因变量的时候，这4个变量则可以解释11.2%的差异。这一模型向我们显示出，单位中人们获得资源多少的状况可以对人们在单位中的满意度、相当剥夺感以及他们对单位的依赖程度作出有效的解释。
下面，让我们分别对上述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二）资源与依赖
从基本依赖模型中可以看出，当资源、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作为自变量影响到依赖行为时，单位成员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多少对单位人的依赖性行为是最具显著性作用的因素（见表6），对人们的依赖性行为和满意程度有直接影响。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基本假设相一致。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获得的资源愈多，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就有可能愈大。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资源占有量和依赖性之间的关系。资源占有的均值与依赖性程度同步提高，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这组数据中，均值的差别也达到较高水平，为9.83，表示出，人们在单位中所占有的资源愈多，他们对其单位的依赖性很可能会变得愈强。表中的F值为62.55，远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的F值5.42。F检定从一个侧面充分肯定了关于资源愈多、依赖性愈强的研究假设。
1. 单位组织意义的凸现
我们已指出过，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模式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开始有所变化，即由直接的行政性控制转向以利益依赖作为实现国家控制的纽带。这种利益依赖由于单位组织之间的分化，甚至具有强化的趋势。
在传统的“再分配”社会中，与其说人们依赖单位，不如说人们直接依赖国家。随着中国社会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国家和个人的相对位置逐渐地并极大地发生了变化，单位组织对于个人的意义开始进入到个人社会生活的前台：第一，在维持原有资源占有关系的前提下，在资源占有的权力主体中，单位组织具有愈来愈重要的意义（张春霖，1996）。第二，随着国家控制权力的下放，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强制性维持统一规则的能力也受到削弱。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单位组织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和整体的意义日益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即是资源的“单位所有”。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日益单位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愈来愈强烈的利益单位化倾向。无论是单位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单位成员，都是因为身在这个单位之中而获得这个单位的利益。这种资源和利益的单位化，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方面，而且常常主要不是表现在工资收入方面，而更多地表现在保障、福利和住房等基本资源方面。
因此，在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国家控制体系的松动、个人具有更多选择权力的同时，单位组织向市场的转化和资源单位化，使得单位在个人资源获取方面意义逐渐突出。单位组织之间的分化，会更加影响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当单位成员不拥有其他替代性资源时，就只能通过对单位组织的服从，来交换自己需求的资源。对于那些在单位中获取和支配较多资源的人来说，寻求替代资源的成本会上升，特别是寻求相等替代时更是如此。即使那些在一个单位中没有占有较多资源的个人，单位之间既存的差距，也会使得他们在寻求替代时持慎重的态度，因为他们同样有可能因改变单位而降低原来的资源占有量。
2. 不同的依赖关系
如果对模型中资源和依赖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到资源在不同的依赖性之间的分布差别（见表7）。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对个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源，它一方面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和基本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个人适应社会转型以及获得所需资源的能力。因此，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与不同依赖性的关系中，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不仅资源占有量与依赖之间仍然保持同步增长的关系，而且均值的差别最小，仅为0.91。也就是说，个人在单位中占有多少这类资源对人们依赖性行为的影响明显地要弱于人们对其他类型资源的占有状况。但是，从F检定的结果来看，表中的F值为5.9029，仍略大于在显著度为0.001条件下的F值（5.42），表示出我们的研究假设仍然可以成立。
反之，在单位福利资源和个人生活及文化生活资源中，均值的差异都较大。那些获取这一资源较多的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性就较强，获取较少的单位成员，其依赖性就较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已经相对提高，人们在这些资源获得方面寻求替代的成本相对降低，替代渠道相应多样化。因此，如果人们在自己的单位中较少占有这些资源的话，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自然将会降低。在这里，F检定的结果（F = 76.32）同样有力地支持着我们的假设。
政治资源的依赖情况有些类似于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资源，其均值的差别相对较小。但F检定的结果远大于社会保障和教育培训资源和依赖这两个变量的F值（F = 22.93），表示出我们关于政治资源愈多，依赖性愈强的研究假设依然能够成立。进一步的分析也将表明，这类资源的依赖情况在实质上不同于社会保障和教育资源。如果将人们的依赖按照不同资源类型进行比较的话，人们对政治资源的依赖性是最低的（见表8），其依赖性的均值比其他资源小1倍左右。因此，在有关单位的政治资源方面，人们的依赖性实际上是最小的，人们并不希望、也不需要在这方面依然保持对单位的依赖，或者说受到单位组织的控制。
3. 资源、收入与依赖
我们曾经指出过，在单位组织的依赖模式中，收入和资源有可能是相对分离的，这种相对分离是中国单位组织中依赖性行为的一个特征。将收入和资源分别作为两个自变量，将依赖作为因变量，检验它们和依赖的关系，有如下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假设（见图3，表9）。
从表9中可以看出，在资源和收入、收入和依赖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对单位的依赖，主要取决于对单位资源的获取和支配，而不是主要表现为对收入的依赖。单位对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或者是获得收入的“工作”，而具有更多的意义。仅就资源、收入和依赖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来说，收入仅是广义上的单位资源中的一种，而且从收入对依赖性的关系来说，甚至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在单位组织中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对依赖性的影响更为重要。人们将单位中的收入问题看得很重，是因为收入是显现的“资源”，而其他资源常常“隐蔽”的。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功能或其他更多的功能，是由国家赋予的，由国家的性质和统治形式所决定。
（三）相对剥夺感与依赖
基本依赖模型（参见图2）表明，当资源、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作为依赖的自变量时，相对剥夺感也是对依赖具有直接影响的自变量因素，在相对剥夺感与依赖性行为之间有着直接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剥夺感愈强，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也有可能愈强（见表10）。人们对单位的满意度通过相对剥夺感对人们的依赖性产生影响，满意度不是直接影响依赖行为的变量。
上述这组数据清楚显示了依赖依相对剥夺感的提高而增强的趋势。这一结果好像是一个“悖论”，因为按照通常的理解，人们如果对一个单位组织非常不满意、且相对剥夺感较强的话，无论是出于因为在这个单位的资源分配中获得较少，还是出于个人或人际关系的原因，推动他离开这个单位的动机应该可能更强，对这个单位的依赖性应该因此有可能更弱。如何解释这个看起来不合理的结果呢？
将这一看起来“不合理”的结果放到特定的制度背景中，就会看到其内在的存在合理性。首先，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单位组织除了向单位成员提供收入外，依然具有很强的其他资源的供给性，与之相对应，其他社会渠道在资源供给方面的重要性仍然相对较弱。其次，改革以来所造成的单位组织之间的分化，使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分配具有极强的边界性，例如在本单位的工龄等限制性条件（对此我们在其他分析中会有详细讨论）。因此，单位成员会因自己获取和支配的资源较少而产生不满意感和相对剥夺感，但至少上述两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不满意感和相对剥夺感不一定导致对单位依赖性的降低，反而有可能使得这些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产生更强烈的期望，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在这一单位组织中还没有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方面是他们付出的服从应该得到的回报，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并非是他们在其他单位组织中或者社会上就可以轻易获得的。因而，尽管他们对单位有某种相对剥夺感，甚至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但他们对单位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依赖性。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和本单位其他成员的比较。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因资源获取和支配较少而具有更强相对剥夺感的单位成员，同那些在单位中获取和支配资源较多的单位成员一样，都对单位保持着一定的依赖性。他们都是单位制度的产物。
但是，在资源获取较多和相对剥夺感较高而影响的依赖性之间，二者的作用机制有很大不同。毕竟前者是一种既得利益或现实利益对单位成员的行为所产生的约束，后者则是因对利益的期望而产生的行为约束。两者在约束强度和依赖性程度上会有差别。当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而利益需求迟迟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单位成员就有可能寻求替代，从而摆脱对这个单位的依赖。因此，从基本依赖模型中可以看到，两者与依赖的Beta值相差一倍多，说明尽管它们都对依赖有影响，但两个因素对单位人的依赖性行为差异的解释程度有很大差别。资源获取和支配的多少对依赖性行为有更重要的影响，而相对剥夺感则因有其他的可能性，对依赖性的影响较弱。
从人们对单位的不同方面的依赖性，可以看到对相对剥夺感的不同影响。在涉及到对单位组织的社会保障和教育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依赖时，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差异不大，其F值仅为1.07（显著度为0.371），表示出关于对单位组织的社会保障和教育以及政治等方面的依赖愈多，相对剥夺感愈强的研究假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并不因相对剥夺感的不同而出现人们对社会保障与教育依赖程度上的不同。相对剥夺感与依赖之间较强的相关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单位福利和文化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依赖上。相对剥夺感愈强，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性也会变得愈强。这方面的资源更有可能在不同单位组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见表11）。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剥夺感有可能使人们离开一个单位，但如果人们寻求的仍然是单位组织的话，他不过是摆脱了对某一个单位组织的依赖而陷入对另一个单位组织的依赖，从而仍然处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如果他转移到了非单位组织，他对资源分配者的依赖就有可能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都已不同于单位组织。
（四）满意度与依赖
基本的依赖模型已表明，当我们将资源和满意度作为自变量、相对剥夺感作为因变量时，资源获取多少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人们在单位中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之间则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主要直接受满意程度的影响，而不是直接受资源获取和支配多少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前面的“猜测”，即满意度可能要通过所谓相对剥夺感才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依赖性行为。
当人们对单位有了某种较强的不满意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参照其他单位和整个社会的情况，决定自己是否还要依赖目前的单位来解决需要。在满意度和依赖性之间，相对剥夺感是个中间性变量。不满意的程度愈高，其相对剥夺感就可能愈强（见表12）。相对剥夺感是满意程度的比较结果，因而它更有可能直接受满意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们无论是和单位内的其他人相比，还是同其他单位和社会上的其他群体相比，如果认为自己在单位中获取和支配的资源较少的话，就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的感觉。表12显示出，这组数据的均值差异高达12.72，这表明，满意度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强烈变化。仅就关系强度来说，不满意程度与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关系其Beta值在这个模型中最高，超出资源与满意度的关系。这种紧密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依赖和相对剥夺感之间的不显著关系。离开了满意度的主观评价，资源的多少也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抽象的“值”。就其对行为的影响来说，相对剥夺感是更直接的因素。
如果具体分析满意度对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影响，不同对象上的满意度对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影响差异并非很大。在机会、工作条件和社会生活满意度与相对剥夺感三组数据中，其相对剥夺感的均值差异分别为4.08、3.59和3.89，具有一定的差异。对机会的不满意程度均值差异最大，对工作条件的不满意度其均值差异最小。这一结果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前面的结果，即人们对单位中各种机会的获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意程度，更强烈的影响到人们相对剥夺感的变化；而对工作条件满意度则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没有那样敏感；对一般社会的不满意程度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作用居中。
（五）资源与满意度
如果说满意度对相对剥夺感有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而相对剥夺感又对人们的依赖性有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的话，那么，人们对单位的满意度取决于什么因素的影响？基本依赖模型表明，这种满意程度是与人们在单位中的资源占有情况有密切的直接相关关系。资源占有愈少，人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单位的不满意度就会愈高（见表13），因为人们对资源的需求在单位中没有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这组数据中，不同满意程度下资源均值的差异达到12.57，超过资源和依赖那组数据的均值差异，资源和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其Beta值也超过资源和依赖的Beta值。这就是说，资源占有情况与人们对单位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要强于与依赖性的关系。人们在资源占有上的变化将对满意程度有强烈的影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人们是否对单位组织产生依赖性关系，都具有某种主观感受则是必然的。而主观感受和实际行动之间往往会存在一个距离。在单位中获取和支配资源较少的人，其不满意度一般会较高。
相似于资源和依赖的关系，在各项资源和满意度的关系中，均值差异最大的是社会保障与教育资源在不同满意程度之间的分布（3.90），即人们在单位中所获取和支配的社会保障资源以及教育资源的数量，对满意程度的变化有更大影响；政治资源（2.62）、社会福利资源（2.91）以及个人生活和文化资源（2.89）对满意程度变化的影响则基本相同，资源多少的变化对满意程度的变化其影响要小于社会保障以及教育资源。这一结果表明，在一个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就其单位组织分配资源的功能来说，社会保障和教育资源的分配具有愈来愈重要的意义。当这些资源的获取和支配越来越多的取决于单位组织、并且供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它们在人们对一个单位的评价中就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人们选择工作单位的优先指标，甚至常常超出了工资的意义。对于那些在单位组织中工作多年、已进入中、老龄阶段的单位成员来说，上述资源的意义就更是如此。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在没有形成有效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体制之前，国有和集体单位组织的改革不可能真正的进行下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类资源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依赖的内在原因和基础。
简短结论
上述对有关单位组织依赖性结构假设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及其数据的检验和分析结果，基本上证实了我们关于单位中依赖关系的基本假设，并通过路径分析的模型对资源、满意度、相对剥夺感和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解释。
在这个依赖结构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基本的交换关系，即资源和依赖性之间的交换关系。单位人之所以对单位组织保持着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在单位组织中人们可以通过这种依赖获取和占有单位组织提供的各种资源，人们甚至没有因为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摆脱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关系。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资源分配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人们对单位组织的依赖与传统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松动，但这种松动还远没有达到人们可以自由摆脱依赖单位和国家的程度。当人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通过单位组织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只有以自己对单位组织的服从来交换所需要的那些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城市的单位体制中，这种资源和依赖之间的交换关系具有特殊性。
（一）资源和依赖之间交换的全面性
无论在任何社会中，当个人在某一组织中工作时，都存在着一种资源和依赖之间的交换关系，即至少人们通过在这个组织中的工作，换取一定的收入，也许还包括其他的有用资源。人们为了得到这个收入或者更多的收入，必定要服从资源提供者即工作组织的命令。在中国的单位组织中，这一交换关系同样存在。但是，在非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组织中资源和依赖的交换关系基本上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即主要集中在收入这一交换媒介上。因而这种交换关系相对单纯。人们在工作组织中交换到收入后，可以在工作组织之外的资源市场上，用自己所获得的收入去交换其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例如住房和各种服务等。当人们对工作组织所提供的收入不满时，人们寻求替代的过程相对简单也相对容易。人们只要寻求到一个替代物，即收入，就可以摆脱原有的依赖关系。
但是，即使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我们的调查和数据分析表明，在单位组织中，这种资源和依赖之间的交换关系远比市场经济社会中复杂。收入当然仍然是单位组织向单位成员提供的一种重要资源，但单位组织所提供的资源远远超出收入的范围。早就有权威性的研究指出，在城镇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中，工资性货币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仅为44.42%，而各种补贴性收入则与工资性货币收入不相上下（赵人伟、基斯·格里芬，1994）。在某些单位组织中，向其成员提供的资源，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单位组织可能提供的资源的全面性，决定了人们交换关系的全面性，由此也决定了依赖关系的全面性。单位组织中这种交换关系的全面性意味着对单位成员摆脱依赖的更多约束。如果人们是理性行动的话，当人们想摆脱与单位组织的依赖关系时，首先，他需要衡量的是，他对某种资源获取和分配的不满意，是否足够重要到能够取代他在这个单位组织中所获得的其他资源；其次，他还需要考虑的是，他是否能够在其他工作单位中获得同样多的资源。特定交换关系的全面性，将使得人们改变这种关系的机会成本大大上升，从而制约了人们的行动自由。就好像人们的初级关系的替代性要远远低于次级关系的替代性一样。因此，资源和依赖之间“片面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称呼单纯的以收入为主要媒介的交换关系的话）的交换关系与那种“全面的”交换关系有着极大的不同，不同的交换关系所决定的依赖关系由此也有极大的不同。
（二）资源和依赖之间交换的强制性
单位组织中交换关系的全面性决定了依赖关系的特殊性。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相联系，单位组织中交换关系的强制性成为这种依赖关系特殊性的第二个方面。
在非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下，不仅人们和工作单位之间的交换关系可能是“片面的”，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并通过市场交换到自己所需的资源，直至包括自己的收入。在这样的社会中，绝大多数资源的供给是相对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几乎成为所有交换的唯一媒介。这种制度背景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资源替代性。当然，即使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各种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分割仍然存在，市场因而并非是一个真正完全的市场。但在国家权力和财产权力一体化的制度背景下，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同时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国家权力的行使主要是强制性而非交易性的。不同单位组织之间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极大差别，往往也意味着再分配权力的差别。
（三）资源和依赖之间交换的政治性
单位组织中资源和依赖之间交换的全面性和强制性，都还不足以说明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特殊性。因为上述两个特点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中，都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独特性，还在于这种依赖关系的政治性。国家政权的统治机构深深地扎根于单位组织之中，国家通过单位组织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因此，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或服从，不仅仅是对一个有优势地位的资源占有者的依赖和服从，同时还是对国家政权的依赖和服从，任何在单位组织中生活的人，都经常会遇到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国家意志。单位组织的制度和结构特征、决策和行为方式、单位组织内的资源分配等，都因此不同于那些非单位组织。单位组织的实质决定了，个人和单位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有可能超出一般的资源交换关系，而由此形成的依赖关系也有可能转变为对国家的服从。
在不同的社会中，依赖的形式经常是相同的，但依赖的结构和实质会因制度背景的不同而有本质的不同。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