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那些一般性的变化无需在这里多说。本篇文章的任务是在上述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得、失作一个分析。从学术和学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社会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站在了至关重要的新起点上，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和国家的伟大复兴。在这个伟大的过程中，社会学和社会学家能够做点什么？

“中国社会学40年得与失”这个主题包含着三重难点。第一，“中国社会学”就是一个足够大的题目；第二，“40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段；第三，“得与失”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问题。因此，这样的题目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我的应对就是“收缩”：第一，将“中国社会学”这一大概念沿着我的研究方向之一——现代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予以收窄；第二，更多地关注这一视角下的学术问题；第三，更多的是一些看法和建议，而不是那么严肃的“得与失”。

在新时代和新挑战面前总结中国社会学的“得与失”，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中国社会学的“得”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面向中国的实践，而所谓“失”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之于跳出中国实践的再认识不足。因此，强化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学科基础是今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社会学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的学理和学科支持。在这里，我以“转型”和“现代化”研究为例。

我们都知道，在社会学的分支中，有一个以世界现代化过程为对象的分支，称之为“发展社会学”。通常认为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存在两个主要的学术传统，一是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二是以所谓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虽然在理论上这两个学术传统之间存在很多争议，甚至是重大的争议，但在我看来，它们在核心问题上存在着一致性，即如何实现以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全面的社会发展，只不过前者属于“早发内生、自下而上”迈向现代化的社会，后者则属于“晚发外生、自上而下”迈向现代化的社会。这里，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将其统称为（广义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你愿意称其为（狭义的）“发展理论”也行。它讨论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16世纪左右发端于西欧然后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全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即一个基于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成为近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国家努力的基本方向。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对于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兴起了一个新的变迁研究范式：转型。狭义的“转型”多指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变革，并且它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且还是一种制度和价值文明的转型。它为解释在这些社会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独特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无论内在于发展社会学的框架内，还是独立于发展社会学，称其为相对独立的“转型社会学”一点也不为过。因此，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研究”逐渐被“转型研究”所替代，人们更关注体制和制度转型对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变迁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在现代化的基础上需要添加转型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确实如此，“转型”也是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同其他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根本不同的变迁特征。

向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已经持续了40年，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开始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征程。如何认识已经走过的40年，如何面对积累的问题和未来的挑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也是摆在社会学面前的基本问题。此时，重新关注现代化理论，甚至是适当回归现代化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之所以如此，出于多种原因。首先，就现实来说，4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实际上是由两个基本过程组成的，即现代化过程和转型过程。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后者主要表现为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其次，尽管是两个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但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过程，正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一英文动名词的本意所表明的那样，“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个新时代的基础或者核心，就是经济的增长（工业化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无论后来人们如何批评这个概念的“滥用”，无论人们用什么各种各样的概念来替代它，它的基础性意义和全球化意义始终存在。正可谓有可能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但“有发展而无增长”的状况肯定不能长久维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再次，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例如“转型”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道路、方法或模式的问题，其基本问题仍然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彻底摆脱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增长超出了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长，在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各种需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许条条大道通罗马，“转型”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选择。

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我们考虑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征程的问题和挑战时，充分地将转型研究和现代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将社会转型的研究置于更为基本的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也许能更好地面对问题和挑战。这里，仅以一个有些“古老”但仍然十分现实的问题为例，即“国家主导”问题。

“找回国家”，揭示国家在社会革命、经济增长、现代化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已经不是新的思想。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争论，至少在“后发外生”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中一个普遍得到认可的现象是，那些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国家，在其很长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主导的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干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对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以推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的进程转变。

这一“后发外生”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在中国也不例外。当然，与一般的“后发外生”国家不同的是，现代中国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并且在1978年开始推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进而40年内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今，在新时代伊始时期，国家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上仍然占据着重要资源的“制高点”。

与国家主导形成强大张力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核心，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个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资源分散和转移的过程，通过权力的分散和下移，以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它在形式上恰恰是以“解中央集权化”为标志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表述为让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迈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张力还不突出的话，那么，当中国社会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很多人认为，那些曾经支撑上一阶段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效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开始显现，体制、机制的变革成为必然，再加上国家主导的渐进式转型所带来的权力“滥用”和寻租，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等，国家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重新占据了问题和挑战的核心。

讨论更多的是在转型的语境下进行的，即如何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例如，大多数人都承认，问题不是国家是否应该发挥作用，而是应该在什么方面、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至少国家在竞争性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应该是不同的；社会治理意味着改变过去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模式，而转向上下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等等。但是，如果将讨论置于更为一般的现代化的语境中，也许有助于澄清一些基本趋势和特征。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尽管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更准确衡量发展水平的人均指标来说，中国2018年人均GDP约为9608美元，排名世界第68位，全球人均GDP大约为1.137万美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再大的数据一旦人均就变小了。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是一句谦虚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从现在的标准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完了一半，还有更为艰巨的另一半——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中国去实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未来的变迁不仅会受到转型逻辑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现代化逻辑的影响，而后者可能是更为一般的影响。

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关注国家的主导作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例如，国家和市场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后发外生”国家现代化的分析表明，由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一个相对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在外力的作用下自上而下启动和推动的，因而国家的主导作用最重要的是保持较高程度的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保持整个社会现代化变迁取向的能力，以及建构适合本社会的行动战略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协调因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各种社会矛盾，消除因现代化的变迁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如同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样，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新、旧利益集团并非都是朝向现代化的，既得的利益、传统的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都会导致关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冲突，导致所谓现代化的“中断”，更何况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伴随着剧烈的体制转轨过程，社会利益结构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重构，渐进式的改革造成了更为复杂的利益格局。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关利益集团的讨论和分析，围绕“文革”所发生的争论和所谓“回潮”，降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趋势的政策争论，养老和医疗保险体制的并轨，乃至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等，都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当代中国开始新时代的征程的时候，有必要回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去思考问题和挑战。基于现代化的逻辑，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考虑。一是国家逐渐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撤出，以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更多地关注基于新的社会分化而形成的利益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