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是：从一个曾经是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分化为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社会结构分化最重要的表现是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分化为一个阶级阶层化的社会，或者说是从过去国家建构的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或“身份等级”社会转变为复杂的阶级阶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阶级阶层代际之间的相对流动率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波动过程。结构的分化和相对流动率的波动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社会阶层；社会分层；改革开放；阶层分化；阶层固化
作者简介：李路路,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结束了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回顾中国社会经历过的变迁过程，探讨新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对于实现中国两个100年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社会40年的变迁，其核心可以看做是现代化和体制变革双重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和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40年来，学界从各个方面分析了这一变革过程，例如经济增长、利益分化、人口流动、社区建设、收入差距等，其中，社会结构的变革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社会结构是最具社会学特色、也是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社会学看来，社会结构可以界定为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决定社会成员行为和态度的基本因素。因此，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一样，社会结构特征是社会最基本的特征，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重要领域。
社会结构也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分析，例如，基于区域、功能、组织等形成的社会群体或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构。在诸种分析维度中，阶级阶层维度的地位最为特别o：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社会结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认为，阶级阶层地位是最基本的社会地位，阶级阶层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阶级阶层关系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阶级阶层矛盾是最重要的社会矛盾。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激励、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社会矛盾与冲突最重要的结构基础之一。因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阶级阶层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过程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在阶级阶层问题上一直存在尖锐、激烈的争论[1]（P397-410）。本文将从阶级阶层结构变迁出发阐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以此透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讨论新时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可以从分化和流动两个基本维度上展开。分化是对社会结构状况的分析，关注的是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相对独立的状况；流动是通过对社会成员在不同地位之间流动的分析，来反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或社会的机会结构状况。在变迁或转型的语境下，二者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本文将在下面分别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分化、理论认识、流动的变化状况和趋势。
二、社会结构的分化
社会结构分化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结构性要素产生新差异的过程，包括社会异质性增加和社会不平等拉大两种基本形式[2]（P47-62）。分化的概念不仅仅是对社会结构状况的静态描述，究其本意，它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描述。社会学家曾经用结构分化的概念来解释世界上不同国家或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差异，认为相对较高程度的分化是一个社会迈向现代化的结构条件。中国社会学家早在1990年代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刚开始时，就已使用社会分化的概念来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这样说，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如果从社会学的视角用一个概念概括4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的话，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要理解这个判断，需要首先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体系有所了解。
（一）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体系
正如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一样，学界对传统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体系，始终存在不同的看法或理论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种视角。
一是更多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模式。例如，关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区分，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图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以党内资产阶级为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都属于此类。
二是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社会中是否还存在阶级。基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由革命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后，社会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阶级化过程[3]（P355-374）[4]（P97-122）。
而在中国学者看来，除了上述阶级化和精英—原子化两种理论模式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图式，即中国社会是一个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形成的“身份等级”社会，户籍、所有制、工作岗位管理和单位体制等次级制度，建构了中国社会中相应的身份等级结构[5]（P71-88）[6][7]（P23-32）。
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知识内核，即：这是一个与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等级结构体系。也就是说，首先，这一结构体系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或同质的，依然存在阶级阶层差别或身份等级差别。其次，这种差别是相对的，它们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再分配体制，是以国家再分配体制为基础形成的结构体系；不同社会群体或集团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是国家自上而下决定性或命令性分配的结果，即国家决定，国家分配，国家协调[8]（P63-87）。再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结构体系是相对同质性的，用一个政治的概念来表达的话，就是说都是属于“人民”的范畴，除了人民的敌人。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中，结果的高度平等（例如收入）和稳定的机会不平等（例如户籍）同时存在，它们都是国家集中再分配的结果。
（二）社会结构分化—阶级阶层分化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最基本的变革是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开始的。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乃至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义为起决定作用的协调机制。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机制和结果，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包括国家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曾经是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逐渐向资源、地位、机会和利益相对分散、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转变。这一过程被称为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高度集中、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走向日益分化的过程，是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结构变革的核心。
但是，社会结构分化仍然是一个相对抽象的结论。如前所述，社会结构分化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般来说，有三种社会结构分化的形式具有代表性，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结构分化，是中国社会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收入（财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的基尼系数常年在高位运行o。收入（贫富）差距过大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从一个相对最为平等的社会转变为收入（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因而成为中国社会当前和新时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和讨论已经非常多了，这里不再赘述。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经济学色彩的视角。
第二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利益群体和利益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国家集中再分配资源和利益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结构成分和市场化的分配机制，由此，中国以各种利益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日益碎片化、既得利益化且日益普遍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日益市场化。例如，社会在高考制度改革上表现出来的分歧和既得利益普遍化；企业中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等。因此，如何调整上述日益分化、矛盾的利益诉求，整合日益多元化的利益群体或集团，成为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一种更多带有政治学色彩的视角。
一部分研究者，包括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尽管都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但是，都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在他们看来，社会结构分化最重要的表现，是过去高度集中、相对同质性的社会正在逐渐分化为一个阶级阶层社会，或者说是从过去国家建构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框架或身份等级社会转变为复杂的阶级阶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差距固然重要，但收入差距并不构成直接的社会冲突；利益矛盾固然重要，但大量利益矛盾的基础是碎片化、价值化甚至个体化的，因而极为不稳定。在纷繁复杂的分化过程中，其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最稳定的分化，是社会的阶级阶层化，即以阶级阶层的形式构成的新的权力主体，因而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的分化，意味着以阶级阶层和社会权力为基础的新的利益结构的形成。
不同于基于量化的社会经济指标和泛化的利益概念，更不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复杂的阶级阶层分化是基于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上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形成的，因此是更深刻、更稳定、更具矛盾与冲突性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说中国社会的结构变革正在经历一个阶级阶层分化的过程，就是指一个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阶层的利益差别日益彰显，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9]（P23-42）[10]（P58-64）[11]（P13-36）。
对于阶级阶层分化的形式，不同学者尝试在阶级阶层分析的范式下，依据不同的理论逻辑，建构起不同的分化图式。主要是如下三种。
第一，现代化理论和逻辑。其核心观点是：随着中国社会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现代化和技术的发展导致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地位、“身份”地位等，成为社会地位的核心和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基础。职业地位所拥有的不同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决定了职业地位的高低，导致中国社会形成了基于职业地位的阶层结构，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管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2]（P8-23）。
在理论上，职业阶层不仅可以借助现代化和劳动分工的逻辑进行解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关系视角给予解释，即职业群体是在劳动力市场的权力和利益斗争中对外封闭和排斥、对内同质化的社会性群体，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构成了阶级阶层的真正基础[13]（P1187-1234）。
第二，制度主义逻辑。其核心观点是：阶层的形成嵌入于社会的制度体系之中。不同的研究者强调不同的制度体系，有研究者特别强调产权制度以及国家权力，认为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两种基本产权（国有产权和私人产权）和相应的三种权力（国家公共权力，国有产权控制权力，私人产权或市场控制权力），结合其他因素，导致中国社会形成如下阶层结构：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佣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14]（P1-25）。与强调产权制度和国家权力不同，有学者强调，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资源和机会分配影响最大的是户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所有制制度和单位体制；基于这四种制度形成了如下阶层：国家干部，国企工人，私营企业主，新中间阶级（即白领），非技术工人，自雇佣者，集体单位干部，集体企业工人，农村干部，农民[15]（P1-40）。
第三，权力逻辑。其核心观点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基于权力的形式和权威结构；依据权力和权威的形式和类型，当代中国社会形成了（权力）优势阶层，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自雇佣者阶层。在权力逻辑视角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社会逐渐出现了依据权力分化逻辑而呈现的阶层化过程，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引入致使这种分化有了新的动力机制和结构特征[3]（P355-374）。
不同的观点还将持续下去，争论也还将继续，但阶级阶层的形式及分化已经无可否认且越来越显著。
众所周知，自1978年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其标志性符号即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经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个时期内，阶级阶层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在学术界几乎销声匿迹，社会经济因素的层级差别（收入、财富、教育、职业声望等）和利益群体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分化形式。但是，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面对社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开始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挑战，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开始兴起并日益高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了研究范式的转变[9]（P23-42）[11]（P13-36）[16]。阶级阶层的分析范式认为，中国朝向市场化的改革，使得人们在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差别，例如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差别，在决定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方面更为重要；在当代社会中，阶级阶层成为分析人和社会、特别是分析结构性社会矛盾与冲突、结构性社会不平等的更好的概念工具，但这种范式的转变背后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
三、从经典阶级分析到现代阶级分析
如果回过头来看阶级阶层分析的兴起，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结构变革对理论发展的影响。1992年，中国开始了自上而下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迅速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种变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早对这种变革做出反应的，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思想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党和国家第一次正式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概念。该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出了6个新的社会阶层。无独有偶，学术界最早的阶级阶层范式转换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比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于2002年出版，一系列论文随后发表[9]（P23-42）[10]（P58-64）[11]（P13-36）[17]（P26-51）[18]（P2-17）[19]（P7-14）。阶级阶层分化和阶级阶层分析正式重新进入人们的分析视野。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过程，不仅是阶级阶层分析范式的复归，或者如某些学者所提倡的“重返阶级分析”，而且是伴随着巨大甚至激烈的理论争论和阶级分析范式的创新过程。
毋庸讳言，阶级阶层概念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且有些敏感的概念。这种敏感性和争议性来自以下方面：一是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彻底抛弃曾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为标志的。这一政治路线和在它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重返阶级分析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阻力。二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情况下中国社会所熟悉和习惯使用的阶级概念和阶级理论均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阶级结构上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为两极对立的二分结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20]；在阶级关系上它强调这种阶级关系是和剥削、压迫、革命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是“零和博弈”式的关系。
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影响了几十亿人口和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这一理论的最大成果。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成长起一个既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又不属于资产阶级的所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分阶级理论受到挑战。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伟大实践，同时也向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消灭了“经典”的资产阶级后，这个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特别是，是否还存在（经典）资产阶级那样的敌对阶级？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过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如果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的话，阶级的基础是什么？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否还是阶级形成的基础？政治选择和意识形态是否能够成为新的阶级形成的基础？与生产资料占有相比，二者能够相互替代吗？转型社会使得这一理论滞后现象更为突出。当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后，当整个社会结构伴随着市场化过程日益走向分化时，仍然坚持用敌对阶级理论解释转型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就显得捉襟见肘。
当理论遭遇现实的挑战时，理论必定会进行创新，新的概念和理论将被创立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内，还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内，都对新的挑战作出了回应，这就是现代阶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是它的主要形式[21] [22]。
现代阶级理论的核心之一，是面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西方社会的复杂化，包括传统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力图在经典理论概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尽管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及内部均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在发展新的阶级分析范式上表现出了共同之处：第一，阶级基础或阶级形成的资源因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而多元化——组织权力、技能资本、文化符号等，与资产的占有一样，都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区别的基础，从而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基础（阶级资源多元化）；第二，在此基础上，社会关系、雇佣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因阶级资源的多元化而复杂化；第三，阶级形式的多样化，即在这些关系和资源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其形式也是多样化的；第四，阶级关系和阶级形式的多样性导致阶级行动的多样性，即“非暴力”斗争、选举、谈判、妥协等都是阶级的行动形式；第五，阶级影响的多样性，即革命—社会矛盾与冲突—生活机会的分配等都是阶级的效应。
由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得到了新的再定义：和传统相联系的是，阶级仍然是基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或对立而形成的利益群体，也就是说，阶级不是基于占有资源多少（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声望等），也不是基于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例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目标等）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与社会复杂化变化相联系的是，这些利益群体是占有某种资源或资本（例如资产、组织、技能或知识），因而具有某种权力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因此，阶级是通过以封闭与排斥、合作与竞争、剥削与支配、对抗与冲突等多种形式追求社会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占有及以相应社会权力为目标的利益群体。阶级更体现为分析复杂社会中基于相互作用关系而形成的阶级结构的概念。
应该说，前述所有超越敌对阶级理论去解释转型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理论，在实质上都属于这种现代阶级阶层理论的范式。而敌对阶级理论和现代阶级阶层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敌对阶级理论认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形成了阶级，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敌对性的，因而阶级就是敌对性的；现代阶级理论认为，阶级资源、阶级形成、阶级效应是复杂多样的，因而阶级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不仅仅是敌对的关系，所以，现代阶级概念可以用来分析更复杂的阶级结构。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没有理解透的，这也是当前理论和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但是，除非人们根本性地放弃阶级阶层分析的视角，否则就无法忽视现代阶级阶层理论所提供的概念工具。
因此，阶级概念的复兴绝不仅仅是因为转型社会中仍然存在敌对阶级，更重要的是，转型社会的结构分化呼唤现代阶级阶层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敌对阶级概念的阶级阶层分化在中国社会中早已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早已突破了敌对阶级理论的范畴，新的社会阶层将在中国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构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伴随中国社会迈向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新的利益结构的重组和整合都将是不可避免的。敌对阶级理论面对的更多是革命的问题，而现代阶级阶层理论面对的更多是多元化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整合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现代阶级阶层意涵的概念首先不是在学术界，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分析转型社会分化的重要概念，至少二者是同步发生的。继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第一次明确列为党在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至此，“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一个正式的政治专有名词。按照官方的解释，它主要是指那些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工作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对比党的十六大报告可知，新的社会阶层与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行并列，主要是指在非国有组织中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毫无疑问，现代阶级阶层理论，包括“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完全解决对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基于不同的理论传统的概念，远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例如，阶层和阶级概念的区分或联系是什么，是否存在旧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阶层相对的其他群体是否构成了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和老的社会阶层、其他社会阶层之间是什么关系，阶层形成的基础和过程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四、社会流动的模式与趋势
前面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本文的这一部分将主要分析阶层结构间的流动问题。近年来，相较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阶层间代际流动的问题似乎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关注。从“我爸是李刚”到天价学区房的炒作，到各种“拼爹”说法的流行，在阶级阶层分化基础上逐渐定型的阶级阶层结构是固化还是流动的、是封闭还是开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结构分析的热点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于分化的状况和程度，阶层间代际流动的状况和机制更是直接反映了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彰显了阶层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的基本秩序和机会结构。布劳（Peter Blau）和邓肯（OtisDuncan）在他们的著作《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曾经形象地写道：“那些看不到在其经济地位上有什么改善机会的人，或至少是在他们孩子的身上看不到机会的人，会比那些预期能改善地位的人更易导致组织成工会来提高工资或给一个主张征收高财产税的政党投票，虽然许多其它因素毫无疑问也在起作用……因为高流动机会使人们减少对社会中社会差异体系的不满，减少组织起来反对它的倾向，他们有助于分层体系永久化，与此同时稳定支持它的政治组织……”[23]（P440）
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代际流动的状况、趋势、机制和效应。由于资料和数据的限制，现在进行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流动状况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方面，对于影响机制的分析大多借助于间接的材料。
根据笔者和合作者在2015年进行的研究以及周翔和谢宇在2017年所进行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依据的是不同的数据，所使用的阶层框架不同，分析策略和方法也有所区别，但是结论是相似的，即：从总流动率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代际流动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但是，从相对流动率的角度来看，阶层间代际继承性是主导模式，但阶层间代际关联度则呈现出波动式的变化趋势，即代际关联系数经历了一个高低起伏的波动过程[24]（P40-58）[25]。
首先，阶层间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趋势问题始终存在很大的争议。工业化—理性化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现代化、理性化程度的不断上升，会导致唯才是举的业绩主义原则在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推动代际流动率的上升。而制度—政治—文化理论则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因素、制度环境和文化历史传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社会精英阶层会尽可能利用各种方式延续自己的优势地位，代际再生产会成为阶级阶层代际流动中的主导模式[21]。FJH假设的提出?[26]（P339-360）以及大量后续的国际比较研究都证明，阶层间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是代际继承和短距离流动，如豪特（MichaelHout）所说的：“几十个研究表明，流动模式具有更多的社会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的特征，而不是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是机会的作用。不论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代际之间的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27]（P969-987）但是，后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分析表明，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水平。这一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束的迹象，也许需要更长的历史过程，或更科学的国际比较[28]（P151-192）。因此，中国社会即使出现了阶层间代际流动固化的现象，虽然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也并不是特别的现象。之所以人们对固化现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人们相信某种现代化或理性化的逻辑，认为代际继承或固化是传统社会的现象。如上所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被证明是存在很大争议，因为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社会流动不仅仅取决于现代化或理性化的发展。
第二，人们相信市场化会带来自由、公平、平等的竞争，在一个追求效率的市场体制中，业绩决定了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市场机制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结合，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斥的机制在市场化社会中依然广泛存在，那些显现出代际继承和短距离流动特征的社会，恰恰大多是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29]（P37-60）。因此，至少在阶层间代际流动的意义上，现代化和市场化都带有某种迷思和神话的色彩。
其次，现有的一些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间代际关联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属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这些国家既包括一些与中国相似的转型国家，也包括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具有独特性。应该说，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这种独特性仍然离不开上述两个基本影响因素——现代化和市场化。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现代化要素前所未有地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同时，改革开放本身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社会在这40 年中经历了巨大的体制变革，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规模转型，一方面极大改变了全社会的资源分配机制，另一方面为过去没有机会或机会很少的社会成员创造了众多的、全新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过程已经持续了40年之久，并且还将至少再持续40年。正是中国社会这独一无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社会相对更高的阶层间代际流动率。当然，一些和中国表现出类似代际关联度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可能是由他们自身的独特性所决定的。
尽管人们无法期望中国社会阶层间的代际流动摆脱所谓固化的结果，但人们确实有理由对代际流动趋势表示担心。毕竟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呈上升的趋势，而此前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降过程。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无法在现阶段消除阶层固化的现象，但至少人们可以减少阶层固化，而且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系数曾经逐渐下降。造成近十多年来代际关联度上升的原因可能很多，并且研究者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了代际流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扩大唯才是举的业绩主义机制，限制各种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依靠国家的力量继续深化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改革，会有助于减少阶层固化的现象，加快阶层间的代际流动；而一个不断提升的代际流动率，会有助于减少阶层固化带来的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优化社会机会结构，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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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