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时从政坛回归学界，决定出国留学。尽管我原先治中国古史，但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理想是学贯中西。只有掌握西方学术，才能从新的角度观照中国的学术文化。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以前的学生曹红。当时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留学，很快就收到回信，建议我申请他们学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教授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时任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近代中国》季刊主编。他的第一本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第二本专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当时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更重要的是听说刘昶、程洪和卢汉超等熟人都在他的旗下攻读博士。他们都是上海高校历史系“文革”后入学的佼佼者。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寄出了申请书，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然而，因故只能暂时放弃了留学美国的想法。

1991年初，我已经到了上海三联书店当编辑，一边考托福，一边等签证。当年暑假终于拿到签证。开学前，曹红帮我约见黄教授。第一眼见到的他，高大健朗，态度冷峻，嗓音富有磁性。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他交谈，他马上改用中文问答。说是没想到过了一年我还能来上学，但已经无法提供奖学金了。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十分茫然，到哪里去筹这笔学费呢？直到开学前，星云大师帮我付了学费，悬在心头的巨石才算落地，正式成为UCLA的博士研究生。

开学的第一门课就是黄宗智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历史与理论》。这是一门阅读课，每星期要读完他指定的一本书，然后写出读书笔记，用自己的话写出中心论点，然后用三四段文字概括次级论点，并举出经验证据。最初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很慢，即使不睡觉也读不完，就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先看首尾的绪论和结论，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有时间再逐章阅读，即使读不完也能大致完成读书笔记。每星期围绕读过的书会有半天的讨论课。黄教授点名让三五人做10分钟左右的发言，然后大家热烈讨论。班上有十多位同学，大部分是美国人，只有三四个中国学生。现今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周其仁也和我同班。第一堂下课后，我问其仁听懂多少。他说，大概听懂了两三句话。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国后才开始学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也和他差不多。如此密集地阅读，还要写读书笔记，使我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然而，一个学期下来，不仅英文进步很快，而且养成了日后高效率精确阅读的习惯。

这样的学术训练课程持续了3年。第二学年的课程是《学术理论入门》。黄教授要求我们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论，学会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阅读时要与作者对话，而不是简单地死学。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第三学年是《论文写作》，学习撰写原创性的学术论文。记得我是用日本“满铁”的调查材料写了一篇有关华北农村文化的文章。可以说，黄宗智“从经验出发到理论，再返回经验”的治学方法对我的影响至大。

第一学期结束时，黄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没想到我的英文阅读能力进步如此之快，问我今后打算。我回答说，希望能继续在美国的学业，但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他再三问我有没有决心完成博士课程，会不会半途而废。我说并不是因为贪图美国的物质生活来移民的，而是为着追求学贯中西的理想。黄教授说“好”，答应用他自己的研究经费帮我支付下学期的学费。过了这一难关，我在接下去的两个学年都拿到了奖学金。对黄教授伸出的援手，我终生感激。

然而，后来的发展并不顺畅。黄宗智是个强势的教授，要求学生围着他转，我则是个很独立的人。因此，他对我开始不满。况且，他的学术兴趣在社会经济史，我则偏于思想文化史。校系之内有非常杰出的教授是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如佩里?安德森和本杰明?艾尔曼。当时我都在修他们的课程，他们也希望做我的指导教授。因此，我想改换门庭，但又不好意思向黄宗智提出。此时正好星云大师提出让我去西来寺工作，我就要求休学。想不到，半年后就被西来寺解雇，进退两难。我硬着头皮走进黄宗智的办公室，讲述了我的处境，问他还有没有机会申请下学年的奖学金。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说：“这里不是商场，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只能告别了黄教授怏怏而归。

这一别就是20年过去了。听说黄宗智2004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休后就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中国培养学术人才，直接参与为中国学术建立主体性的工作，真是“老骥伏枥，壮志未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