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词史上，清中期词一向被视为“蜂腰”，不受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清初刚刚经过改朝换代，盖正如叶恭绰在《广箧中词序》之所言，乃是“丧乱之馀，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所以当时的词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但都有真实的悲慨和感情，可以说是独特的历史背景使作品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曾经撰写《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一文详细说明词之美感特质与世变之间互为因果的多重复杂关系。而《全清词•雍乾卷》所反映的清中期则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没有清初国变，由乱而治的巨大转捩，也没有清末战乱频仍，“市朝易改，风雨多经”（文廷式《忆旧游•秋雁》）的动乱沧桑，所以此一时期之作品中的风云之气乃大为消减，而“腰”的发展阶段则正孕育于此一时期，体现了由清初到晚清的承前启后的一段重要的变化。

此时距清兵入关已久，像陈维崧那样悲慨豪放的词自然沉寂下去了，朱彝尊发现《乐府补题》时，本应曾引起他很大的悲慨，所以才将之带到北京，但当时既正当他们至京师应“博学鸿词科”之试的时候，在唱和之间他已失去了托喻的立场，所以就只能写作一些空洞的咏物之作了，因而当词人们对咏物词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之余，内容却没有了，真正的感情也没有了，只能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了，浙西词派盛行。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段既不如前也不如后，没有清代初期和后期作品那种飞扬顿挫、撼动人心的情意了。但就在这个比较安静的时代里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者开拓出新的境界。那是因为有些作者具有特别的性格、特别的才气，因此不需外在的时代之助力，也表现了特殊的成就，即如厉鹗、郑燮、黄景仁等就都表现了特别的风格和特色。所以不仅是时代风气，作者也是特别重要的。晚清一统词坛的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实际上也属于这一时期，他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复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可以说是在乾隆年间成长起来的。他的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有极特别的成就。他以经学大家的身份来写词，词中体现出深厚的儒家修养，这在古今都是没有的，是一个重大的开拓。他是研究易学的，正是由象求易的这种方法，让他体悟到词里面的那种幽微要眇、难以言传的一种境界。而由此发展出来的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讨论词之美感特质的一种理论。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创，还不够深刻、不够精细，可是极为重要。我们看待乾隆词坛，就一定要把张惠言的这一类创作和词论的发展包括在内。总的来看，清中期的优秀作品虽然不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是仍有不少作者由于其独特才华而取得很大的成就。所以，我们承认“清中期”是“蜂腰”，承认从总体创作成就上看，它既赶不上清初，也比不上嘉道以后，可是有很多有特殊才华、性情的作者，有很多特殊风格的表现，而这个时候孕育、发展出来的常州词派，掌握了词的美感特质，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清代此一阶段之词与词论，其整体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我还要强调我和《全清词》编纂的因缘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先生开始负责编纂《全清词》的时候，我就曾经被邀请到南京大学去过，还特别参观了《全清词》的编纂室。当时程千帆先生从海外邀聘了两个顾问：一位是饶宗颐先生，另一个就是我。饶宗颐先生可能因为年岁大了，就没有来，但是我去了。那时在我的记忆中印象很深，《全清词》的编纂室其实是很简陋的，就在一个宿舍楼里边，外面走廊上还有人烧火做饭，楼道里弥漫着油烟的气息。而《全清词》编纂室就只有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几张桌子、几个书架，书架上摆着一袋、一袋的他们整理出来的词稿，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做出来一份事业，真是创业维艰，十分不易。程千帆先生去世以后，《全清词•顺康卷》出来以后很久没有见到续编问世，大家都非常地期待，现在终于看到张宏生教授主编的《雍乾卷》出来，可见《全清词》的编纂后继有人，这个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感动和欣喜的，《全清词•雍乾卷》的出版是继《顺康卷》之后词学界的重大收获，必将进一步促进清词研究乃至整个词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要以一副联语来恭贺《全清词•雍乾卷》的出版：

词苑珠林，鸿篇开盛世。

名山宝藏，大业绍闲堂。

（叶嘉莹口述 蔡雯整理）